自2011年6月石家莊兒童福利院首開“棄嬰島”的先例以來，我國已有10個省區市建成25個“棄嬰島”。民政部曾下發文件,要求各地根據實際情況開展“棄嬰島”試點工作。這一做法與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與刑法懲處棄嬰犯罪并行不悖。然而，廣州市社會福利院的“棄嬰島”從今年1月28日開始試點，到3月16日暫停，其間共接收262名棄嬰，這個數字著實讓認為“棄嬰島”變相助長了棄嬰行為的觀點增強了幾分說服力。
“棄嬰島”，也稱為“嬰兒安全島”或者“棄嬰安全島”，美國稱為“Safe Haven”（嬰兒避難所），德國稱為“Babyklappe或者Babywiege”（嬰兒箱），而日本則稱為“こうのとりのゆりかご”（鸛的搖籃）。我國效仿發達國家的做法，在部分城市進行設置“棄嬰島”的試點，從起初就存在不同看法，而廣州“棄嬰島”的暫停，再度引發了圍繞“棄嬰島”的合法性及其存廢的熱議。
其實，“棄嬰島”的問題，在發達國家也一直備受爭議。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贊否兩論的夾縫中推進的。德國強調僅從“處理已經被遺棄的嬰兒”的角度來支持善后工作，在2000年至2010年5月間，共收容了278名棄嬰；日本熊本市內醫院首設“鸛的搖籃”，得到相關部門的許可，運營6個月收容了8名棄嬰。將設置“棄嬰島”本身的合法性擱置起來，基于“生命至上、兒童權益優先”的原則推開試點，其他的法益都可以接下來慢慢討論。可是，對于一種制度，不解決其合法性，往往也就難以實現其可持續性。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我國廣州試點一個半月所接收的棄嬰人數，幾乎與德國10多年所收容棄嬰人數持平，而日本6個月才收容8名棄嬰，這種巨大差異，或許也是我國“棄嬰島”試點受挫的直接原因。
在設置“棄嬰島”方面，美國所走出的法律規制路徑值得借鑒。1999年德克薩斯州首次設置嬰兒避難所，便制定《嬰兒避難所法》（Safe Haven Law）。該法規定，對于將新生兒遺棄在“嬰兒避難所”的棄嬰行為予以免責，其宗旨在于更加確實地保障新生兒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這種做法，將應受懲罰的棄嬰和免責的棄嬰明確劃界，以州為單位次第推開，可以在保全棄嬰權益的同時，解決倫理道德方面的諸多爭議。
通過設置“棄嬰島”，本可以期待為被遺棄嬰兒提供獲得救助的機會，保護、延長他（她）們的生命，為其實現未成年人保護法所保障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提供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可是，廣州試點的“短命”，恰好為設置“棄嬰島”的反對者提供了論據。誠如論者所言，遺棄生命，是法律不能容忍的犯罪行為；遺棄骨肉，是絕對的人倫悲劇。在現代法治國家，對一般權益的侵犯都必須有法律明確授權（侵益保留論），更何況是對嬰兒的遺棄呢！從目前我國相關法規范來看，設置“棄嬰島”，在客觀上對可能構成刑法所嚴禁的遺棄罪之結果予以承認、支援，而且對遺棄者免予追責，要得出“與刑法懲處棄嬰犯罪并行不悖”的結論并得到普遍認可，其實并非易事。
棄嬰，既然已經成為一種無法回避的嚴峻的社會現象，那么，就應當致力于改變遺棄的結果。政府應當正視這種現象，為被遺棄嬰兒提供盡可能的救助。一方面要盡可能做好母嬰保健法所保障的婚前保健、孕產期保健、技術鑒定和相關服務工作，保障母親和嬰兒健康，從源頭上預防、抑制棄嬰情形發生；另一方面要認識到棄嬰原因的復雜多樣性，將為此提供最大限度的救助保障確立為政府的法定職責。既然設置“棄嬰島”及其試點均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那么，就應當努力推進相關立法，為其提供充足的法律支撐。
來源：《檢察日報》2014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