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所謂的“死磕派”律師，哪里有他們認為不公的案子就組團撲向哪里，先是在微博上公布案件的“真相”，用家屬的悲情煽情，有疑似刑訊逼供證據的再配上讓人恐怖的照片，然后律師在網上曬一下自己出發前的狀況，有機票或高鐵票為證，有的律師還會發一條如果我如何了的話就請大家如何的疑似遺書，大有慷慨赴死之狀。接下來就是到達目的地以后的活動，在要死磕之地的公安局或檢察院或法院門口拉個橫幅或靜坐絕食，大造聲勢。當然律師的這種“死磕精神”，并非針對對方當事人的律師或是刑事案件的公訴人，更多的是針對法院和法官。當他們把自己綁上道義或正義戰車的時候，法院或法官就成了假想的非正義的一方，一旦律師的辯護理由未被采納，沒有依自己一方的預期進行判決，法院或法官很有可能就成為被筆伐或譴責的對象，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二審法院以改判或發回重審為終局，死磕派也才有可能鳴金收兵。律師希望通過“死磕”法官，“磕”出一個法治中國來，這多少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律師的悲壯和法治的荒誕。本來都屬于“法律共同體”，都同樣服務于司法正義的事業，律師和法官為什么把關系鬧的這么僵呢？
站在不同的立場，法官會怒斥一些律師的“無良”，律師會譴責一些法官的枉法和弄權不過，究其實，很顯然，當下的司法環境絕不可能是幾個人或某一類人造成的，所有吃法律飯的人都難逃干系，每一類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貢獻”，單純地指責律師或法官，都有片面之嫌。
最近幾年，人們喜歡談“民國范兒”。其時，法律界的“范兒”也挺“民國”的，法官廉潔自好，律師則克盡職責，在某些方面“共同”推動者傳統法制的轉型與進步，可以說，在民初那段日子里，法官與律師是“君子之交”的關系，這從《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曹汝霖是誰？熟悉中國近現代史的人沒有不知道這個“賣國賊”的，五四運動時燒的趙家樓就是他家的。我們對于賣國賊的曹汝霖的熟悉程度，遠甚于作為民國時期領第一號律師證的曹汝霖。說起來，五四時期的三個所謂“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都是法律人，這點倒是頗讓人圈兒里汗顏的。不過，在章宗祥做民初大理院院長、曹汝霖做律師期間，他們的作為可是值得人欽佩的。
在袁世凱執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曹汝霖最后并未成為閣臣，為生計計，曾留學日本學習法律的他，真正地“學以致用”，在司法不成立，制頒律師條例之后，曹汝霖申請領取了律師證書，而且是中華民國第一號律師證，他的事務所就設在家里。當時在大理院、高等法院或地方審判廳中的好多法官，甚至包括大理院院長章宗祥大多是他的同學。如果在今天，很多當律師的在接案子的時候都會告訴當事人，說檢察院、法院系統有很多都是我的同學，甚至某院長曾經是“我睡在上鋪的兄弟”，打官司可謂勝算在握。而做了律師的曹汝霖，卻自覺地與這些法官同學或朋友保持一定的距離。“時法官與我同學的不少，向來往還甚稔，因余為律師，為避嫌起見，與余戟門、林行規、姚次之（姚震）、張棣生平素極熟之友人等，絕少往來，即仲和（既章宗祥，時任大理院院長）亦少見，見亦決不談訟事。”曹汝霖對當時的法官評價極高，“當時法官真是廉潔自好，對于訟案，慎重審理，散值后猶攜案卷回家工作，可當得起清慎勤三字。各省法官亦蔚成風氣，絕不聞有受賄情事。此種風格，直維持到北方政府終結為止。”做律師的對法官做如此之高的評價，當然不可能發生律師“死磕”法官之事。而律師自覺地與法官保持距離，實體現其較高的職業素養和修為。
據其介紹，曹汝霖打官司打出名聲，是在一死刑案的辯護之后。在一個一審判死罪、二審維持原判，后又上告到大理院的案件中（北洋政府時期實行四級三審制），曹汝霖為上訴人辯護。曹汝霖并沒有因“我的同學”是院長就要求辦人情案，而是“根據律無明文規定不能判罪為理由”進行辯護，其結果是原判撤銷，改判為無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務處叩頭致謝，感激涕零，謂因家貧，只送些土產表示謝意。”當事人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宣傳廣告，于是“區區之名，不脛而走，從此門庭若市。”律師的辯護也是在服從法律規則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而不是尋求“法”外的途徑，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之所為。
關于律師與法官之間的良性互動，共同推進法律的轉型與進步，也可從曹汝霖所舉的例子中看出。他說又一次去保定出庭，旁聽席上座無虛席，大多為保定法政學堂學生（其實法律在上個世紀初的十年二十年間也是很“熱”的），回到旅館時還張燈結彩，大書歡迎曹大律師（在那時候的大腕兒吧）。飯后有鄉民找他伸冤，那時候的老百姓其實分不清律師是做什么的，以為就是古代的青天大老爺。案件時鄉民有關爭田土界限或收成的，這符合清末的錢債戶婚田土這些“細事”，相當于我們今天的民事案件。鄉民們認為地方法院的法官判得不公平，“我們正在農忙時候，沒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訴，等到農忙完了，上省到高等法院遞呈子，掛牌出來，都被批駁，說上訴過期，不準上訴了，您說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師到京為我們想法伸冤。我想農民沒有法律知識，跟他們將過期不能上訴的律文他們也不會明白，之安慰他們，等我到京想法子，但告他們，我不是法官，準不準也沒有把握，如果不能達到目的，要請你們原諒。”這是典型的法文化從傳統向現代轉型期出現的事例。從宋代開始出現“務限法”，到明清時期的“農忙止訟”，都不允許人們在農忙時打有關戶婚田土錢債等“細事”的民事官司，所以按照西方“審限”制定的上訴期限，鄉民自然不懂也不當回事，這種情事可不是愚昧和法制意識淡薄所能解釋的。對此，曹汝霖并未嘲笑鄉民的愚鈍，而是考慮到這種情況的普遍性，積極地尋求補救之道，“于是向仲和建議，鄉民不懂法律，應該想一想變通辦法，在法官宣讀判詞后，既高聲向當事人說，你們如果不服，應在法定期內上訴，過了二十天期，即不能上訴。在此當堂聲明不服，亦可記錄下來，算已上訴，再補遞呈子。后大理院照此辦法通令各級法院一律照辦。”這時，曹汝霖和章宗祥院長的關系發揮了作用，但這種作用是正面的，誰又能說他們是利用同學關系呢。相反，律師能想當事人所想，法院法官能從善如流，也是民初民人之福，法治之福！
別以為只有我們今天才有律師對自身職守的堅持，其時的曹汝霖也對此有真理解。當袁世凱對律師職業表示了自己“律師等于以前的訟師”的偏見后，曹汝霖給這位大總統“普法”，“律師與訟師，絕對不同，律師根據法律，保障人權，訟師則歪曲事實，于中取利。”和北洋政府大總統談律師的職責是保障人權，這才是真正的“智囊”！
當然，曹汝霖在回憶錄中只是記錄了自己作律師時的一些事情，并不能代表整個民國時期的情況，難免有以偏概全之感。不過它至少反映了當時民國司法環境的一個側面。轉型時期的社會，能有那樣的律師和那樣的法官，也是頗為難得的。我也常常思考其原因，可能有兩點吧：一是這些人都多少受過傳統教育，傳統士大夫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精神還在影響著他們；另外，他們剛剛從西方引進了司法獨立、律師制度等，要學習嘛，就得從里到外、從內容到形式都學的像才行。不像我們今天，動不動就以不合國情為借口，拒絕那些可能的好東西，本來的糟粕卻被我餓們名之為“人情社會”的遺產而不自覺地保留下來。今天，除了死磕的律師外，以人情或所謂的民意來影響司法，其實也是司法之害。
律師和法官不是天敵，應該是“法治共同體”的守望者。如果大家都逐漸地回歸理性，以遵守規則為底線，法治的進步在當下即可看得見！
來源：法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