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午后,我到銀行辦事,剛好趕到人多的時候,大家按秩序抽號等待。過一會兒,有一位打扮入時的中年婦女進來,與大廳的銀行工作人員說了幾句什么,工作人員直接給了一個號,她就去另一個窗口辦理業務了。仔細一看,原來我們抽的號都是自A1起始,已經排到五六十號了,她的號卻是B1。這時,一位頭發花白老人坐不住了,說為何我們等了這么久,她一來就可以辦,這不是不平等嗎?年輕的銀行工作人員解釋這位是貴賓客戶,可以優先辦理業務。我聽著有趣,也湊上去聊。待老人走后,這位工作人員對我說:銀行就是這樣的,從來就沒有平等啊,存錢多的客戶可以有各種特殊待遇,儼然一副“天經地義”的模樣。
老人的疑問,來自于他樸素的平等觀,也就是絕對“人人平等”意義上的排隊倫理,它有一種“先到先得”的訴求。按照平等主義的排隊倫理,我們至少應為了某些目的而忽視特權、權力或經濟實力,而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遵循先來后到的順序,不能插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插隊”都會被認為是對排隊倫理的破壞,是不道德的行為,因而自然是令人不解,甚至氣憤的事情了。
然而,銀行工作人員的解釋,也并非毫無道理。按照桑德爾的說法,它不過是遵循了不同于排隊倫理的另一套理論,即基于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的市場倫理,按照這一理論,市場中物品的分配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物品或機會分配的結果應該使得整個社會的價值與愉悅最大化,所以在自由市場中,由出價最高者獲得物品或機會是一種“公正”的分配,也是符合市場倫理的方式。銀行按照客戶對銀行利潤率的貢獻程度,對排隊的制度作出特別的安排,不過是遵循了市場經濟應有的邏輯。
上述兩種解釋,一種是基于“自然法”意義上的平等觀,一種是基于功利主義的市場邏輯,看起來都有各自的理由,但為何聚焦在“排隊”這一現象時,發生了激烈的矛盾?客觀而言,銀行中的種種安排,確實鮮明地體現著現代市場倫理,如果我們放開視界,從銀行的排隊擴展到社會中一般的排隊,我們又該如何認識內蘊其中的“不平等”?顯然,我們不能簡單地給出一個片面的答案。
從法律的視角看,平等首先意味著公平,簡單說,就是同等情況得到同等的對待。但是,世道人情千差萬別,法律上的平等只能化約為制度面前的平等,也就是所有人在一個制度面前,應該得到同樣的對待。北京出現的“最牛違建”,之所以引發熱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城市管理制度在“違法建筑”方面呈現出的不平等,升斗小民稍有越軌,即遭強力拆遷,而特殊人群肆意違建,卻多年平安無事,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側目。因此,在現代法治社會,人人平等首先應落實所有人在現行法律面前得到平等的對待,而不因身份、地位、財富而有所差異。當然,這一理解的前提是法律制度本身是平等的、公正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本身是否可能包含不平等的因素?應該說,這樣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但對此的討論需要進入另一個層次,即道德倫理。
回到“排隊”問題,有些規范排隊的制度做到了形式上的“平等”,然而,這些排隊的制度是否一定符合平等,亦即公正的要求,仍值得探討。銀行的排隊制度雖然遵循著特定的市場倫理,但這并不代表所有的“排隊”都可以適用市場倫理,它在很多情況下都會面臨“正當性”質疑。如何區別市場倫理適用的領域,桑德爾提出了一些概要的標準:市場價值觀對某些物品具有腐蝕性,但卻適宜于其他一些物品。在我們決定一件物品應當由市場、排隊或者其他某種方式分配之前,我們必須先確定物品的性質以及人們在評價這件物品時應該采用的方式。就此而言,需要接受緊急醫療服務的病患、高等院校的錄取機會等等,顯然就不能簡單地適用市場倫理下的“排隊”制度,也不能完全套用自然正義意義上的排隊倫理。
平等是人類共同的追求,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然而,正如桑德爾所言:民主并不要求完全的平等,但是它確實要求公民們能夠分享公共生活。換言之,現實社會不可能做到絕對的平等,甚至市場化的發展正將我們帶入一個越來越不平等的時代,但民主和法治要求公民能有公平分享生活的權利,需要努力探求符合正義的“良善”的生活模式,并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幫助這一理想生活的實現。
來源：《法制日報》2014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