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十八屆三中全會拉開全面深化改革大幕，王振民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法治第一次從《決定》的政治部分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為一章。未來的改革轉型過程，法治能扮演怎樣角色？現在是否太過迷信法治？轉型期的一系列熱點案件又體現出怎樣的司法特點？鳳凰大學問聚焦“轉型下的法治中國”。
11月22日晚，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在清華大學以“法治改革與中國未來”為題演講，鳳凰大學問刊發相關內容，與讀者分享。王振民認為要實現由“富”到“福”，由“富”到“強”的轉變，關鍵靠法治中國的建設，法治能夠決定國家未來。
關于民主與法治的關系，王振民提醒千萬不能法治還沒有建立，就搞起民主了，沒有法治的民主，就像沒有法治的經濟繁榮一樣，越民主、越繁榮，就越是災難。王振民還指出中國人在潛意識里迷信暴力，不相信法治與談判。
王振民說，改革不能等，不能常態化，“這次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失敗的本錢。如果這么大規模的司法改革，最終又夭折，或是大打折扣，這對于國家的未來，可能是非常不妙的”。
王振民，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憲法學、行政法學、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系——一種法治結構的解析》、《中國違憲審查制度》等。
編輯：胡澤、王鵬
以下為演講實錄：
法治建設決定國家未來
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除了提出四個現代化之外，又提出了國家第五個現代化，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以前只提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從來沒有人敢說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說我們現在的治理不夠現代化，我們的治理有問題？我們看到了執政黨，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敢于在自己的文件中承認自己的不足，我們國家的治理和政治體制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很大波及，必須要實現國家整個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這就是我們未來要追求的另外一個目標。
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提到要加快發展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也就是能夠把整個社會的活力激發出來，讓發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全民。過去更多強調效率，社會公平被長期忽視。我的觀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國家未來的描述由過去單純追求“富”，轉變為追求“福”。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努力就是為了國家富，三中全會把這個目標做了一些修正，當然國家要富、人民要富，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人民的幸福，就是福。
要由單純的富轉變為強。富和強不一定聯系在一起，有些時代有的國家很富，但是很弱，不是富強，而是富弱。經濟的發展能不能轉變成硬實力？這是不一定的。你的GDP可能很高，但是不一定有相應的硬實力。我們需要從單純物質上的追求轉變為對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三中全會回應社會的呼聲，回應對體制改革的呼吁、對文明的呼吁。我們這些年經濟發展了，但是文明程度與經濟發展是不是同步進行的呢？這些都是打疑問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家的描述有比較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國家的未來、目標，怎樣才能實現呢？法治中國建設是成是敗很大程度上決定所描述的中國未來能不能實現，現在我想跟大家講的是法治決定未來，決定國家的命運。
我們看一看，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它們的法治怎樣決定了國家的未來。
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一定要進行比較，要看看別的國家。世界上第一個成為世界領袖的工業化、現代化國家是英國。英國國土不夠大，人口也不夠多，但這樣一個小國卻能主導人類的發展、領導世界的潮流二百多年。它曾經是歷史上人類所能建立的最大帝國，其殖民地達到三千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是本土面積的110倍。當英國占領地球四分之一的陸地，控制地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和幾乎所有海洋通道的時候，英國也只有一、兩千萬人。
北美、澳洲、以及東南亞的一些國家，英國人無論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它的法治制度建起來，我覺得英國的崛起和發展與它的法治有非常密切的聯系。
英國最早在十三世紀制定了一個《自由大憲章》，它是英國國王發布的，實際上是世界上第一個規定政府法治原則的文件。英國人至今仍把它作為英國憲法的組成部分。
法治政府難不難？其實不難。《大憲章》確定了國王和政府要遵循法律，即便法律是國王制定的，國王也要遵守自己制訂的法，這就是法律。法治可以和民主無關，“君主之下的法治”，或者是“君主專制之下建立起來的法治國家”，這就是英國法治發展的歷史。
近代以來，英國三百多年的法治發展歷程中，有兩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一部是1624年制定的世界上最早的專利法。有了《專利法》，保護知識產權，使得英國科學家的思想得到解放，極大激發了科學創新，各項發明就孕育而生。因為有法律的保護，發明創造迅速轉變為堅船利炮，科學創造催生了工業化，英國一躍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這部法律對于英國從科技發明到工業化，再到后來英國軍隊走向大洋、占領世界有直接關系。一部法律催生了科技革命、工業革命、軍事革命，造就了一個現代化強國。
第二個對英國影響巨大的法律就是1689年在光榮革命之后制定的《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權利法案》實際上是英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法案，經過光榮革命，英國人創造了新的政治體制。此后，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議會制經歷324年，體制基本上沒有變化。也就是說，英國上一次因為政治問題而流血的革命是在324年以前，它的政治改革用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完成以后，改革就到此為止了。到今天，英國有沒有改革派，有沒有人要推翻英國的政治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沒有這個情況。當年確定的體制到今天大家還在遵守，這也是為什么英國的軍隊能夠放心大膽地走向大洋，因為它的國內政治高度穩定。三百多年來，英國基本沒有打過內戰。
中國不像英國，英國的軍隊可以走向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因為三百多年的政治沒有變化。英國的政治哲學主要是保守主義，很少有人愿意搞獨立或是大改大革，很少人要對政治、法治進行徹底的摧毀重建。中國人革命的思想過重，法治主義的東西太少了。英國能夠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與它的政治穩定有關系。
政治為什么穩定？因為它的政治法治化，法律三百多年可以不修改，而且至今有效。當然它的體制也不是一點變化都沒有，比如逐漸擴大民主。它是在國王的獨裁專制下，通過強權建立的法治，例如它在新加坡、中國香港建立的法治，屬于殖民統治，不是通過民主的方法建立的。法治和權威一定是有關系的，沒有權威就沒有法治。
國家也可以談出來而非打出來
美國是第二個實現國家崛起和國家現代化的國家。美國人非常得意，得意什么呢？美國老講：“一個國家，一部憲法，一種命運。”有什么樣的憲法，就會決定這個國家有什么樣的命運、未來和前途。
為什么美國人這么講呢？本來是沒有美國的，最早是英國人在北美大陸建立了13個殖民地，后來這些殖民地紛紛獨立。當時這13個獨立的州都非常弱小，英國非常強大。為了共同安全，這13個獨立的州選派代表談判，1787年5月到9月，會議談了4個多月，當年50多位美國先輩們談出的結果就是把原來的Independent States變成了United States，談出了一個美國憲法。
中國人說打江山，這個江山能不能談出來呢？是可以談出來的。這就像以前中國人的婚姻是包辦婚姻，現在產生了一個新詞，叫做“談戀愛”，戀愛是可以談出來的，國家也是。像現在內地和臺灣，也是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戀愛時期。
我特別比較過225年以前美國的統治和中國公元前21年秦始皇的統治，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是打出來的。中國的法治為什么建起來很難？為什么政府動不動就用暴力拆遷，不用談判？就是因為這個基因，每一個中國人在潛意識中都有這種暴力意識。我以前講過，很少有中國人沒有打過人的，只要是為人父母，一定會打孩子，很少有中國人沒被打過。可能現在不打了，都是獨生子女，舍不得打，但是老一輩父母打孩子決不手軟。我們的政府在使用暴力拆遷的時候，也是決不手軟的，迷信暴力，不相信法治和平等談判能解決問題。
我覺得美國非常幸運，一方面它有一片好的土地，另一方面是美國在建國之前就已經有一個非常龐大的法律制度。這個國家是誰奠定的，誰創造的呢？是一幫律師。當年起草美國憲法的55個人中，有26個人是律師，這個國家在成立之前就有法律了。中國可以沒有法律而存在，但是美國是不能沒有法律和憲法而存在的。這就是兩個國家的區別。
可是，美國這個國家，也是由小國變大國的。它一開始也是弱不禁風的，當年英國曾經對美國搞過“兩個美國”，支持美國南北獨立。美國由一個弱國變成強國，這和法治是密切相關的。
在過去的二百多年，有多少國家滅亡？有多少國家衰落？我們國家的二百多年，基本上是在內戰、抗戰和衰落當中度過的。美國一直以來之所以強大，在于它一開始就是一個法治國家。它是“先有憲法，再有政府”。我們今天說“把權力放在籠子里面”，美國這個籠子早就做好了，政府一出生就是在籠子里面，它不可能超越憲法和法律。我覺得這是美國人的幸運。
美國憲法的描述首先是正義；其次是安全，有國內安全，有國際安全，安全是建立國家的一項重要原則；然后是增進全民福利，談到富有和幸福的問題；最后就是讓后代能夠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美國在二百多年前能寫出這樣的憲法確實不容易。這個憲法有兩個重要的特點：第一，如果說英國是第一個為知識產權立法的國家，那么美國就是第二個。
為什么目前諾貝爾獎獲得者超過一半都是美國的科學家？美國為什么有這么多的科學家？為什么先進科技的誕生地基本上都是美國？就是因為美國一建國就保護知識產權。
第二，如果說英國是第一個為最高權力更替立法的國家，美國是第二個。美國憲法非常全面地規定了美國的最高權力，憲法實際上就是一部關于權力更替的法律，一部政治文明的法律。美國憲法給美國人民確實帶來了幸運。
在美國的總統中，只有一位學過經濟，正是讓美國經濟破產的小布什總統，他是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的。美國歷史上治理經濟最好的都是學法律的，比如克林頓，這是美國人公認的。而且當年美國不僅經濟發展好，而且每天晚上電視都有很多娛樂新聞，因為克林頓老是犯錯誤，還得請律師給他打官司。克林頓下臺的時候，欠了450萬美元的律師費。中國人的習慣是做官發財，但是在美國做官不僅發不了財，而且欠了很多債，所以克林頓只能拼命演講，賺錢還債。
美國的領導人從中央到地方，總統、議員、州長超過一半是學法律的。英國的經濟學家根據這些領導人的教育職業背景作了一個統計：全世界的領導人中，有20%是學法律的；但是在發達國家，這個百分比可以達到60%、70%，接近80%。所以我覺得美國能夠建設法治國家，和它一開始的法律職業、法學教育是緊密相關的。
美國的情況有一個特點，剛才我講英國的法治是在國王的獨裁專制下建立起來的，美國的法治之所以一開始能夠成功，我覺得也是先法治后民主。一開始它的民主是有問題的，特別是保留了奴隸制，其實這兩個國家在民主上都是具有重大瑕疵的，比如黑人沒有選舉權，婦女沒有選擇權，但是它們先把法律建起來了。可以有不完美的民主，但是不能有不完美的法治。
法國在西方國家中走了另外一條路，正好和英美相反，它是先民主后法治，所以他的革命比較多。凡是先搞民主，后搞法律的國家，都是長期政治混亂的，革命一個接一個。法國發生的革命次數僅次于我們國家，在西方是最多的，法國特別喜歡革命，就像喜歡罷工一樣。
法國歷史上有一位軍事強人，就是拿破侖，他白天只會打仗，在戰場上流血犧牲，晚上卻召集法學家開會，制定《民法典》。戰爭結束了，《民法典》制定出來了。拿破侖自己也覺得一生中最大的功勞，不是打了很多勝仗，因為最后一場戰役滑鐵盧戰役失敗了，但是唯一能夠流傳下來的、永垂不朽的就是《民法典》，這是他非常引以為豪的。領導人靠什么青史留名？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法治上做出自己的貢獻，而不是打了多少勝仗，也不是GDP增長了多少。
國家由“富”變“強”取決于法治
我不敢說美國、英國已經解決了體制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后天，未來的十年、二十年，英美要不要政治體制改革，把現在的制度摧毀，制定新憲法。最起碼在短期內我們看不到這種情形，但是我們卻有這種問題。
早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就是毛澤東和黃炎培的對話。黃炎培先生提出中國朝代一代一代更替，剛開始的時候興旺發達，但是一個政府在滅亡、垮臺的時候，也非常迅速。他問中共有什么辦法能夠跳出這個歷史周期律，實現長期執政。毛澤東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已經找到了一個辦法，就是民主。毛主席的回答是正確的，沒有民主是不行的，但只有民主也是不行的。
到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又再次提出這一問題，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長期執政的體制問題還沒有解決，去年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再次提出歷史周期律的問題，警告全黨全國要繃緊這根弦。怎樣才能夠像英國、美國那樣有一個體制幾百年不變，真正做到長治久安？
歷朝歷代都追求長治久安，但是真正能做到嗎？從有非常明確的文字記載開始算起，歷史上真正能夠超過二百年的朝代，只有5個，漢、宋、唐、明、清。其他的朝代基本都是在100年左右歷史周期律就發作了。漢朝和宋朝，又是上半朝和下半朝，都沒有真正連續起來。唐朝還有15年的中場休息，武則天執政，也沒有連貫。真正連貫二百年以上執政的，也就是明朝和清朝。
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讓人民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代價就是無數的生命。孔子說過：“苛政猛于虎。”朝代更替帶來的人員傷亡遠遠大于任何災難，比如1947年到1949年的國共內戰，書上寫著消滅國民黨800萬。怎么才能避免戰爭？就是讓這個朝代或政治的更替能夠和平有序地進行，這是我們面臨的比自然科學更難的問題。
歷史上一個朝代過了二百年后是什么樣子？比如清朝，從1644年到1844年，就是到道光年間，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從1860年到今年，一百多年了，北京城有三次被外國軍隊占領，在過了二百多年以后，清朝國事頹廢，基本上完蛋了。而今天的美國過了224年，有沒有感覺要畫上句號？就算金融危機對美國打擊很大，但總統奧巴馬卻說：“每一次危機都造就一個偉大的總統”，所以大刀闊斧提出醫療改革和金融改革，但他并不改革政治體制。
美國受債務危機影響，國會不給撥錢，于是就有人出主意讓總統借錢，因為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授權總統可以借貸，總統借多少錢，國會都給買單。包括克林頓都說，如果我是奧巴馬，我一定會動用這件事，使自己受到特殊的授權。但是奧巴馬說，政治不能投機取巧，該走的路一定要走。憲法給了總統權力，但是如果他這樣做了，美國的行政和立法之間的矛盾就會更加尖銳，未來的工作會更難做。所以他寧可現在硬著頭皮沖過去。最后逼得國會沒有辦法，國會繼續給他借債。我覺得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智慧，而不是投機取巧。
政府不能騙人，一定要誠實，一定要老老實實地走法律程序，不要投機取巧。有的政府官員騙老百姓，覺得自己的手段很高明，但是他不知道老百姓會給他記債。什么樣的體制是可能長期持續的？顯然封建的社會體制和國家治理體系是沒有辦法長期持續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要富強，這也是我們中國夢的重要內容。但是怎樣才能富強呢？是不是富了之后就能強呢？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從漢代以后，中國的GDP總量長期是世界第一，封建皇帝基本上是不抓經濟的，但現在我們天天忙著招商引資，抓經濟，有些事情可能壞就壞在“抓”這個字。
什么樣的管理才是好的管理？法治化的管理，一切有法可依。乾隆執政的六十年，當時中國的GDP占世界1/3還要多，國家財富得到極大積累，但為什么那個年代有大量的饑餓？就是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平均。經濟總量每年都以很快的速度增長，但是財富進到少數人的腰包。經過30年的洋務運動，清朝經濟實力得到極大提升，并建設了亞洲最強大的艦隊，但是結果是什么？當年甲午戰爭時期，仍然被打得片甲不留，被迫把臺灣割讓給日本，還是失敗了，為什么？經濟增長的數字沒有轉變成國家的強大，反而變成了任人宰割的誘因。經濟是國家的血肉，沒有經濟是不行的。但是只有血肉，沒有骨骼，沒有脈絡，同樣也不行。法治是國家的骨骼，是國家的脈絡。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曾經給中國提出忠告，中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經濟，而是法律。吳敬璉教授這些年也在大聲呼吁，要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要把計劃的、行政的市場經濟建設成規則透明、公正執法的法治經濟。經濟學界談法治問題，他們的關注程度可以說比法學界更高。
一個國家，由“富”怎樣變“強”？我覺得取決于“法”字。你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文化意識形態、政治法律體制，都需要法律來保障。
沒有法治的民主，越民主就越是災難
法治與國家統一、民主有什么關系？有些國家是靠打仗統一的，有些國家是通過法治實現的。未來兩岸的統一，一定要通過法治的方式來實現，再也不要讓中國人打中國人了。統一后怎樣維系？也要靠法律。比如說，香港、澳門回歸之后，香港、澳門和內地的糾紛，就要通過法治的方法解決。
社會科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的目的，不是不讓國家產生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糾紛在任何國家都會有。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出現了計票糾紛，不知道這倆人誰得票多，最后怎么辦？如果在第三世界國家，就可能會調集軍隊，干起來。但是美國的解決方式是靠法庭，沒有調集一兵一卒，也沒有發生暴力沖突。雙方調集大量律師，在佛羅里達開庭。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做出判決，宣布學經濟的布什勝出，學法律的戈爾敗訴，所以小布什不是選出來的，而是裁決給他的。這就是依靠法律解決糾紛的好處。
美國強大的秘訣是什么？我們總說是美元霸權，但美國人說我們強大的不是華爾街，不是金融，不是軍隊，不是高科技，不是言論自由，也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法治，以及背后人們對法治發自內心的信仰，那是虔誠的信仰。
你們留意一下，來清華大學學習的美國留學生，很多都帶兩本書，一本是《圣經》，一本是美國《憲法》。我問他們帶美國《憲法》做什么？他們覺得這都習慣了，從小就有，已經變成了身邊的一部分。
當年鄧小平講怎樣才能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再次發生？社會矛盾如果沒有辦法通過法律解決，用暴力解決一定是最壞的。我們要建構一套法律制度和改革方案，民眾順著這一法律軌道永遠是有希望的，矛盾糾紛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
西方人知道，我們古人也知道，社會的矛盾糾紛一定要提供一個官方的、正式的解決渠道。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請來了律師打官司，卻根本立不了案件；立了案，又很難得到公正判決；好不容易得到公正的判決，又執行不了；最后民眾覺得法律之路走不通，干脆自己解決。為什么不相信法院、律師、檢察官？就是因為我們太多次讓人民失望。從立法到執法到司法，制度運轉起來非常難。
同時，要維護國家統一，不讓矛盾激化為內戰，也必須要有一套法律機制。我們的未來一定是民主的中國，關鍵是民主怎么建設？
為什么要搞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未來。想要建設一個像英國、美國那樣二百年、三百年仍然興旺發達的政權，就必須搞民主。有人說我只講法治，不講民主，甚至有人說我是反民主的，我說我不是反民主的，我恰恰是希望建立一個可行的、有秩序的民主。
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重要性的認識是非常到位的，從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到后來所有的領導人都談過民主的重要性。中國一定要走民主的道路，關鍵是我們要看到世界上很多民主是腐敗的民主、獨裁的民主，無能、無序的民主。我本人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比如去東南亞一些國家，過海關的時候，你一定要準備好錢，他會向你要錢。
民主的政府可能會以腐敗告終。例如菲律賓的總統是一人一票選的，但是很少有菲律賓的總統下臺之后不坐牢的，很多領導人都像中國臺灣的陳水扁一樣，從總統府直奔大牢。民選的政權，如果沒有法治的把控，就可能走向腐敗。所以我們一定要先為民主鋪設好軌道，讓民主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這樣的民主才不是脫軌的，才是有秩序的，這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教訓。千萬不能法治還沒有建立，就搞起民主了，沒有法治的民主，就像沒有法治的經濟繁榮一樣，越民主、越繁榮，就越是災難。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在進行這樣的嘗試，就是通過法治推動國家民主和經濟的發展，應該說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79年，我們國家只有兩部法律：一部是《憲法》，管國的；另一部是《婚姻法》，管家的。這兩部法律把國、家全管了，而且一管就是幾十年，幾十年來中國就只有這兩部法律。但在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制定法律240多部，加上法規、條例，數量大大增加。法學教育也有很大改善。律師數量達到22萬。1990年代，朱镕基就提出本世紀末需要30萬律師，但是今天只有22萬。中國的法律人才從質和量上都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一開始我們對法律的理解就是刑法，后來擴大到經濟法、從企業法治擴大到政府法治，還特別提出了法治社會的建設。法治社會和小康社會是什么關系？十八大除了提出建設小康社會之外，還要建設法治社會，我覺得這兩個概念是平行概念，不是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我們搞法律的人，為小康社會服務沒問題，但我們的價值并不僅僅限于服務，自身也有存在的價值，建設一個長久的公平合理的法治社會，可能比經濟富裕更加便利。
一個社會不是越富裕就越成功，太窮了不行，太富了也要看財富怎么分配。如果靠個人奮斗就能成才，那這種分配就是合理的；如果靠個人奮斗不能成才，既得利益固化，財富永遠流向特定的人，這樣的財富增加、小康社會就不一定帶來社會感召力。所以，法治社會比小康社會更加重要。英國人有一句口號：過去，國王就是法律；現在，法律就是國王。但很多時候還是領導的意識比法律的意識強，更多的時候是聽領導的，而不是看法律。
剛才提到最高權力機關的更替，1982年《憲法》實際提供了一個機制，在2011年建黨9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講了一段話：我們廢除了實際上存在的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確保了國家政權機關和領導人員有序更替。這是三十多年法治建設的一大成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已經常態化，不再像1975年以前，可以十多年不開會，政府很長時間不換屆。后來又修改了憲法，制定了民法，這都是進步。
改革不能等，不能常態化
最后，和大家分析一下三中全會對法治改革的一些新提法。
首先，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法治第一次從《決定》的政治部分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為一章。關于推動法治中國的建設，談到了要維護憲法權威，保證憲法的實施，而且提出“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這是法治國家的基本建設。
決定還提到要建立法律顧問制度。現在企業有法律顧問，政府有法律顧問，社會組織有法律顧問，大學有法律顧問，恰恰只有一個組織是沒有法律顧問的，那就是各級黨委。三中全會提出要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這也是共產黨依法執政所必須的。還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司法權的獨立行使，包括司法權力的運行機制，還要完善人權的保障。大家都知道廢除勞教，減少死刑等，這些都是非常大的進步。
除了這一章專門談法律之外，第10部分關于權力的運行、制約和監督，很多也和法治有關系。這16部分，每一部分都會出現“法”、“法律”、“法治”這幾個字，沒有一部分是例外的。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民主的發展、還有社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等，都和法治有關系。還提到要實現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做主三者的統一，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由黨來治理，人民當家做主就是民治。三者有沒有可能統一？我覺得有可能，而且是必須統一。
英國的法治是與封建專制結合建立起來的，美國的法治是與奴隸制結合建立起來的。一些外國人說中國不可能有法治，只要由共產黨領導，就搞不好。我認為這是完全可以的，中國由共產黨領導是客觀的政治現實，是可以和法治結合的，有一個條件就是共產黨自己必須要堅定地走法治之路，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起建設。
這次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明確了改革的時間表。到2020年，主要的改革基本完成，主要的制度基本建立，不能再拖延下去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決定。沒有時間表的改革是不行的，或者這個時間表有，但是我準備用30年、40年的時間完成改革，那等于沒改。等三、四十年，關鍵是可能會錯失改革的時機。所以，改革是不能等的，改革不能沒有時間表，一定要在較短時間內盡快完成這些改革，而且改革不能常態化，也就是說你不能永遠處在改革狀態，改革應該是個臨時現象，它是階段性的，完成之后就要進入常態。
改革一定會造成法律社會運行規則的不確定，因為你不知道明天會改什么，所以我們不能這代人處在變動狀態，下一代也在變動，中國永遠都在變動，50年、100年、200年永遠都在搞改革。改革必須要有時間表，而且要在較短時間內完成改革，然后進入長期執政、長治久安的正常化狀態。改革不是一個正常化的狀態，不能是一個常態。
最近陳毅的兒子陳小魯有一番話，除了提到向中學老師道歉外，還特別談到為什么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就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是違憲的，沒有人尊重憲法。憲法規定，逮捕一個公民，要經過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為什么在文革時期，任何人都可以去逮人？任何人可以隨便把一個人關起來，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誰給我們的權力？我們違反了憲法，卻沒有人管。
去年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特別提到憲法與國家前途命運息息相關。今年政治局集體學習進一步強調用法治思維治國理政、推動改革。作為學生，不管是不是學法律，我們都對國家的法治承擔重要的責任和使命，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推動法治的進步。只有法治改革、法治進步，才會有光明的未來。而且，這次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失敗的本錢。如果這么大規模的司法改革，最終又夭折，或是大打折扣，這對于國家的未來，可能是非常不妙的。三中全會的每一句話都顯示了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背后的決心和信念，我是有信心的，相信改革一定能成功，中國的前途一片光明。謝謝大家。
來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