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秩序演變的角度來觀察，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有個耀眼的亮點，這就是司法改革。可以說，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鮮明旗幟之下，新一輪的司法改革正蓄勢待發，矛頭直指現行體制的根本弊端。
兩大頑疾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司法體制始終存在兩大病灶，即：地方化與行政化。
首先來看地方化的問題。由于各級地方法院在人事、財務以及設施等方面完全受制于同級黨政權力，案件管轄的范圍也取決于行政區劃，使得審判活動不可能獨立，因而也就很難公正。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四處蔓延，不僅嚴重損害了法院的信譽，也使得國家秩序碎片化。
因此，三中全會決定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對人財物進行統一管理，并讓司法管轄與行政管轄適當分離，目的是通過司法體制逐步去地方化的舉措確保實施規范的統一性，建立起“法律共同體”。
這樣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也獲得了國內外輿論的好評。但也還存在這樣的隱憂：司法行政權一旦集中于省高級法院之后，會不會使最高法院的協調能力反倒更加弱勢？由此可見，去地方化改革在2014年具體實施之際，還面臨另外一個重大課題，這就是如何合理地、有效地重構最高法院與各省、直轄市、民族自治區高級法院之間的協調機制，進一步明確最高法院在全國法官人事考評、晉升以及司法預算方案審查方面的管理權限。
再來看去行政化。審判權與行政權糾纏不清是中國傳統制度設計的特征，官僚機構的思維方式、管理技術以及垂直監督的邏輯始終支配著辦案過程，使得司法獨立原則根本就無從樹立，保障權利義務關系明晰性、穩定性的法律文書既判力也無從產生。三中全會決定在去行政化方面，其改革力度是空前的。最突出的一點是通過辦案責任制明確審判主體，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責任歸屬不清楚的亂局。
因而從2014年開始，司法改革將會主要采取兩項非行政化的舉措：其一、重新定位審判委員會，矯正“多頭處理一案”、“集體會議審判”之類的流弊。其二、重新定位上下級法院的關系，矯正超越審級制度的監督機制，明確審判權之間的相克性。
這就在實質上把審判獨立的概念從法院系統作為整體的獨立拓展到法官作為個人或合議庭的獨立，構成六十年來前所未有的變局。與此相應的各種步驟如果逐一落實，勢必在法院體制上導致革命性的變化。
在去行政化改革之際，為了確保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相輔相成，防止司法腐敗乘機作祟，三中全會決定還推出了若干配套舉措。例如建立符合專業特點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和身份保障制度，使法官、檢察官等法律專業系列與行政官的公務員系列漸次分離；通過審判過程和檢務的透明化、判決理由和案例的公開、執行情況的公開以及制度化司法參與等方式杜絕瀆職枉法現象；改進司法職權的配置，健全分工、制衡以及整合的機制，等等。這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律師將能在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以及提高司法的質量和信譽等方面能發揮類似蘇格拉底式“牛虻”那樣的重要作用。
但也不得不承認，在當今中國，司法權仍然是非常弱勢的權力，并且缺乏足夠的信譽和權威。要彌補這樣的缺陷，除了提高司法人員的準入門檻和專業素質、增加公正程序以及證據規則等“天平砝碼”之外，還必須使審判機關獲得護憲的“尚方寶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實際上已經把對違憲現象進行審查和追究責任的正義之劍授予法院了。從所謂憲法具有最高權威、要進一步加強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的表述，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出一個結論，這就是從2014年起應該開始籌建司法性質的違憲審查制度。
只有建立起司法性質的違憲審查制度，關于完善人權司法保障的命題才能真正落實，冤假錯案的糾正和責任追究才不至于流于形式，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才能有效銜接起來，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制度才能啟動和順利運作。也只有在這樣的上下文脈絡之中，我們才能準確領悟“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的含義。隨著法治國家建設的進展，政府和企業都必須普及法律顧問的制度安排，以預防不斷增大的違法風險、應對日益增多的維權訴訟。尤其是“政府律師”的設置和擴大，當會成為今后法律職業發展的一種趨勢。
觀察司法改革的走勢
司法改革之所以成為重組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改造國家權力結構的切入點，并非某個人一時心血來潮，而是由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既然改革開放已經到達一個嶄新階段，市場將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那么自由選擇和公平競爭就勢必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為此，必須轉變政府職能，最大限度減少行政部門對微觀事務的干預，改變以“事先審批”為基本特征的管理方式。在取消審批的地方，市場機制將發揮調節作用，但也很容易導致被放任的自由以及力量對比關系決定一切事態。針對這樣蛻變的可能性，必須通過明確的游戲規則來保障競爭的自由和公正，并對脫軌行為進行“事后矯正”。因而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時，政府的權限不斷削減，相應地法院不得不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
市場競爭機制必然促進社會的功能分化和階層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群體，導致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的政治格局。在這里，各種訴求的表達、協調以及凝聚共識就成為治理的基本任務，而國家權力只有保持中立性、客觀性才能為不同的利益群體所共同接受乃至信任。為了避免政府與某個集團勾結在一起或者占優勢的群體倚強凌弱，于是乎法治就成為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民眾將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任何個體或團體都不得享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權。為了確保法律的執行不偏不倚，民眾還將要求司法獨立、程序公正以及辯護權的充分保障。
由此可見，在爭執的兩造之間處于第三方地位的法院，理應成為最典型的中立者、最理性的判斷者，理應成為憲法和法律最直接的實施者、最可靠的守護者。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在由市場來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地方，社會活動的主體往往都是在微觀層面進行合理選擇的“經濟人”，不存在所謂“超越的主體”。因此，決定市場績效是每一個體進行判斷之際的具體合理性的程度，人們很容易忽視宏觀調控的長期合理性。這種問題在產業市場還不太明顯，因為企業作為有目的性的組織，不可能完全放棄宏觀的視點。但在金融市場，不是政府監管，而是自由競爭的個體所進行的理性選擇才被認為是系統穩定的基礎。特別是在金融工程學和信息技術增加個體預測風險、計算損益的能力之后，上述觀念得到進一步強化。但是，2008年起源與美國次貸問題的世界金融危機已經證明：微觀的合理性也會孕育宏觀的不穩定性；因而市場還需要非市場性的制度作為宏觀視點的基礎，并借以形成和維護市場的秩序。
在哈耶克看來，這種制度基礎并不是事先設計出來的、基于完全合理性假設的計劃、審批事項以及行政監管系統，也不是被創制的法律體系，而是基于有限合理性的自生秩序，特別是像英美普通法那樣不斷生長、不斷發現、不斷整合的判例群。作為市場基礎的制度必須加強個人行為規則與社會秩序之間的相互作用。科斯也從交易成本的角度強調認定和配置權利的司法性規則以及審判制度的重要性。
不妨推而論之，在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運作中，法院基于宏觀視點對個案進行具體判斷的活動就構成非常重要的制度條件，否則將誘發無窮的投機行為以及無序化競爭。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為什么真正具有全球輻射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大都出現在普通法系國家或地區，例如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
從這個角度來考察上海的國家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可以發現最關鍵的領域是金融的自由化和國際化，最有意義的試驗則是更加徹底的司法體制改革。
不難想象，新型金融市場的孕育根本就無法局限在28平方公里有余的試驗區。因為沒有跨越疆界的流動性，推行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標就無從談起；而一旦容許很大的流動性，試驗區的設置也就會失去意義，改革中的風險實際上是很難有效控制的。
由此可見，在自貿區的框架內進行金融制度創新的試驗，重要的并不是金融工程技術層面的精致化作業，也不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模擬，而是“法律特區”的形成。也就是說，在自貿區范圍內排除現行體制的各種難以逾越的障礙，推行非常徹底的司法改革，整備國際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商事規則、專業法院以及其他各種制度條件。
總而言之，觀察今后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走勢，可以有兩個很重要的風向標。一個是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能否根據國際金融中心乃至要素市場有效運作的需要，建立起可以完全對接全球經濟體制的、真正獨立的、專業化的審判系統，并以此帶動司法模式的轉換。另一個是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外，能否根據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以及實現人權的需要，進一步健全能充分保護財產權、強制履行契約、防止冤假錯案的體制和機制，逐步形成司法性質的違憲審查制度。
只要確實達到了這兩項指標，法治中國建設就將水到渠成。
來源：《中國改革》年度特刊“中國2014：直面全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