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先生最近訪港，在11月22日發表了重要講話，重申及進一步闡釋喬曉陽先生在今年3月24日的“深圳講話”中宣示的中央政府對于香港特首普選問題的立場，包括“提名委員會”由現有“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機構提名”、與中央對抗的人士不能出任特首等。
特區政府即將開展政改的咨詢，目前的政治情況似乎是，“泛民”仍堅持“公民提名”，并對由“四大界別”組成提名委員會和“機構提名”有很大的抗拒。我十分擔心，如果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泛民”和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沒有任何關于未來普選特首的制度框架的最低程度的共識或共同語言，因此不能進行任何對話和談判，結果很可能是各方自說自話、各走極端，最后政府提出的方案（因拿不到三分之二的票的支持）被立法會否決，政制被迫原地踏步；相信香港市民都會同意，這將是最壞的、各方均是輸家（除了不想香港實現普選的人之外）的情況。
為了避免這種最壞情況的出現，我認為所有關心香港社會的前途和命運的香港市民，都應該認真思考我們香港人應如何處理這個普選或政改的課題，怎樣找出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便是一種理性、務實的態度。路是人走出來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從今天、從你閱讀這份報紙的當下開始。政治是眾人之事，政治又是“可能的藝術”（the art of the possible）。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不少偉大的政治家秉承一種“大愛”的精神，為了蕓蕓眾生的福祉而去盡量實踐這種“可能的藝術”，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香港這次能否成功實踐特首普選，對于香港政界人士將會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除了政客之外，會不會產生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能否實現在中國內地仍未實現的地區行政首長的普選？我不知道。我不是議員，手中沒有票可以參與作出這個歷史性、劃時代的重大決定。但是，為了避免出現上文提到的“最壞的情況”，我愿意在這里冒險提出一個我認為值得香港政界和社會人士研究和討論的特首普選方案，所謂拋磚引玉，促進我們關于這方面的思考。但我必須聲明，本“方案”純粹以筆者個人身份而非基本法委員會成員的身份提出，以供社會人士討論，事先并無征詢任何中央政府人士、中聯辦人士、香港政府人士或基本法委員會其他成員的意見。
可供社會討論的一個特首普選方案（根據李飛先生在11月22日發言時提出的基本原則及原“李柱銘方案”和其他社會人士提出的方案綜合而成）。
1、提名委員會：由現有的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但增加其成員人數及擴大其選民基礎：例如在第一界別，“公司票”改為“個人票”（由公司的所有董事個人投票）；在第三界別，“工會票”改為“個人票”（由工會的所有會員個人投票）（以上改革可把現有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基礎從二十多萬增加至六十多萬以上）；如某“子界別”的選民人數特別眾多，其在提名委員會的成員人數應予增加；在第四界別，加入所有民選區議員。
2、機構提名：“機構提名”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通過提名委員會成員個人聯合推薦（類似現有選舉委員會的150名以上委員聯合提名的程序）產生“被推薦人”（又可稱為“參選人”），然后進入第二階段的“民主程序”，選出不超過某數目的可參加特首普選的正式“候選人”。
3、第一階段：在上述第一階段，任何符合（基本法第44條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規定的）特首參選資格的人士，如獲得提名委員會八分之一成員的聯合推薦，便可成為“參選人”，從而進入第二階段。
4、第二階段（a）：如在第一階段產生的“參選人”不超過五人，則在第二階段，提名委員會成員以一人一票方式就“參選人”名單進行投票，任何“參選人”如獲得不低于提名委員會八分之一成員的票數，便可成為特首普選的正式“候選人”。
5、第二階段（b）：如在第一階段產生的“參選人”超過五人，則在第二階段，提名委員會成員以一人一票方式就“參選人”名單進行投票，任何“參選人”如果是得票最高的五位參選人之一，并獲得不低于提名委員會八分之一成員的票數，便可成為特首普選的正式“候選人”。
6、全民投票：在全民投票的普選階段，采用（湯家驊先生提出的）“排序復選制”，即每位選民可選擇投票給一個候選人還是投票支持超過一個候選人并表示其優先次序。
7、中央任命：普選結束后， 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基本法第45條行使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中央可預先公布其行使實質任命權的準則或考慮因素，在普選結束后，如中央認為在普選中勝出的候選人不符合有關標準，可不予任命，并任命獲第二高支持度的候選人。如中央在三個月內仍未作出任命，香港須重新啟動整個特首普選程序（包括提名等程序）（這里主要參考的是方志恒先生的“守尾門”方案）。
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