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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怎樣跳“廣場舞”
發布日期:2013-12-03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鮑勇劍

11月1日這期《經濟學人》(Economist)雜志發了一篇《拯救中國跳舞大媽》的報道。從武漢、重慶到合肥,廣場跳舞大媽與周邊居民沖突的國內新聞已經傳至國際。對“廣場舞”,媒體一般把它當作社會管理問題或民俗文化現象來報道,卻錯過其背后隱含的制度經濟學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目前許多企業內部矛盾和社會管理問題都涉及到相同的制度經濟學問題。

跳好“廣場舞”,經濟學家也許能摸索出解決類似問題的系列方法。

廣場舞蘊含經典經濟學問題

在任何中國城市里轉一圈,我們都能看到大媽們在街頭空地、商業廣場、住宅小區的綠地等處載歌載舞。

“廣場舞”包含著三個經典的制度經濟學問題。

“廣場舞”制造沖突的緣由之一是:大媽們的活動時間超長或與其他社會活動的時間表發生重疊。換言之,大媽過度使用活動場地這一“公共資源”,活動超過了場地能夠承載的能力。這是經典的“公地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生態學家哈定(G.J.Hardin)首先提出生態環境中“過度使用”的現象,后來被制度經濟學引為經典問題。它不僅適用于分析對自然公共資源的過度使用,也可以用于理解商業聯盟中“共享資源”惡化的現象。

沖突發生的第二個緣由是多頭管理權的矛盾。廣場舞的場地可能屬于小區,可能歸屬城管,也可能是商家店鋪的外圍。即使在有私權的場地上活動,聲音和舞蹈形式對周邊居民或商戶可能產生他們不愿意看到的影響,以至于要求公共權威機構來干涉。這是第二個經典的制度經濟學問題:集體行動的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費奧克等學者(Richard Feiock)的研究說明,當集體行動受多重轄區和治理權管制的時候,就會出現要么過度管理,要么扼殺活力的現象。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醫療衛生、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等領域。長期以來,這些地方出現的問題既不是管得太多,也非管得太少,而是管理行動、轄區、治理權、責任主體被切片分割,相互之間難以協調和對應的問題。

第三個緣由是使用廣場的大媽不愿意維護場地的資源價值,例如安全、清潔和方便等。跳舞的群體很多,愿意整理活動后的場地的人很少,因為沒有人鼓勵,沒有人監督整理工作,還因為整理的成果是大家共享,自己只能部分受益,但付出的勞動卻100%是自己的。結果,來跳舞的人都想最小成本、最大收益,都希望別人整理,自己享用,以至于廣場的環境資源越來越糟糕。這又是一個經典的制度經濟學問題: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龐斯同(W. Poundstone)詳細講解了信息不對稱,規則不合理的情況下人們的自利選擇,以及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博弈理論的多個實驗顯示,除非游戲不斷重復,除非守信的聲譽有回報,游戲中,人們一般會選擇占便宜,而非合作。能夠讓大媽合作的方法對商業合作也一定有價值。

廣場舞的社會意義

一般人以為,廣場舞帶來噪音,影響周邊居民的正常休息,應該予以取締。但很少人去思考大媽們群聚在一起所體現的社會和諧以及社區文化生命的活力。假如大家都躲在小屋中自娛,那將是一番怎樣的社會景象呢?在《孤獨保齡球:美國社區的崩潰和復興》(Bowling Alone)一書中,政治學家普特南(R.Putnam)早就警告,那是一個社區凋敝、社會資本枯竭的現象。大媽們都是我們的媽媽。我們不僅希望媽媽晚年快樂,還盼望她們的活力舞蹈給社區睦鄰關系增光添彩。大媽不能走,廣場舞還要跳。

怎樣才能“舞照跳,人人樂”?產權經濟學家會開出私有化、產權明晰的藥方。但以歐玲(E. Ostrom)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家反對簡單套用產權論,反對一個藥方看百病的做法。這位2009年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號召大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用積極樂觀的態度去鼓勵各方找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只要充分溝通,相互尊重,辦法一定比問題多。

例如,

1)讓居住在小區內的大媽擔任組織者。她們有動機維護管理跳舞的時間段和音樂聲量,因為她們的親屬就在受影響的范圍內;

2)讓擁有場地的商家與組織者溝通,劃分擁有權、仲裁權,和友好使用時段及權利。商家一般總想維護與周邊居民的友好關系,大媽可以尊重商家對場地的私有權和最后仲裁決定權;

3)讓居民區的城管調查和管理周邊空地的情況,羅列出能夠活動的時間和規則,參與者簽署協議,愿意共同接受城管的管理;

4)讓周邊大單位出租場地給大媽。出租的形式可以是“物物交易”。作為回報,大媽組織起來,清潔場地,維護共同資源的價值。

“廣場舞”現象的經濟學特征是公共產品和私有產品之間邊界模糊,共享資源和公共集體行動缺乏規則。它也反映了目前社會各個場合的普遍現象。要理解這些現象和開發針對它們的管理方法,我們也許可以去參考歐玲教授的學生、南加大鄧穗欣教授的新書:《規則社會的十項原則:提升中國的治理能力》。

在中國社會治理的討論中,國民素質問題頻繁被提及。鄧穗欣表明,這是個設計的挑戰,但不應該成為不作為的理由。首先,社會治理應該在設計時就考慮到低度的執行條件,以至于制定的規則不難執行。其次,社會規則越容易理解就越能夠符合設計目的和獲得執行效果。所以,“素質”是個懶問題,就像豎直的木頭入不了門,想一想,橫行就順暢了。因此,我們應該向善于創作淺顯詩歌的白居易學習,和廣場大媽一道來設計容易執行的管理規則。

有守規則的媽媽,還愁孩子不聽話嗎?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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