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城邦之外非神即獸。
古希臘人在一種涵蓋了神人關系的獨特的宇宙觀背景下開創了人類的城邦式生存,也開啟了人類——精準一些說,應該是他們西方人——對正義的困惑和追求。于是,凝結著前城邦時期的神話記憶,政治、法律、正義三者糾合在一起,甚至共為一體。政治是專屬于人類的經驗和特點,是政治性標界了人類不同于其他族類的本性,而非社會性區別了人與動物——這是啟蒙運動后的新看法。城邦之外非神即獸,神享有自足的自由且對未知有著清晰的預測,因而神的世界排除了一切偶然,所以無需也無法有政治,獸受制于自然必然性僅為生理存續而掙扎,亦無需也無法有政治。唯有非神非獸且亦神亦獸的人類,既為自然所困又要超越自然而模仿神之自由,因而才需要政治,而人類的言辭和理性讓政治生活成為可能。古希臘人用言辭探索正義,他們認為正義的秘密深藏于神界,但人可以用言辭窺測一二。他們說神為人立法、要求人類之中遍行正義,而正義在人類的生活世界中要靠政治的智慧和技藝來實現。西方傳統視野中的政治便是言辭與強力、權威與權力的集合。
斯皮爾伯格的影片《林肯》以憲法第13修正令在眾議院的審議為主線再現了1865年1月中旬到4月15日林肯生命中最后三個月的所思所為。在形勢對北方已然極為有利且戰事隨時都可能以北方勝利而告終的歷史性關頭,林肯執意要在終戰之前先行推進憲法第13修正令在眾議院的通過,以剛性憲法形式確認內戰的意義,從法律上徹底杜絕蓄奴以任何形式在美利堅全境回復和擴散的可能。
圍繞林肯堅決要提交眾議院表決的廢奴令而輻射出的不同群體的不同態度以及各自對自身立場的捍衛,展示的正是人類生活樣態中的多元化、個體化和經驗化,幾場甚至顯得喧鬧不堪的議事大廳的辯論。因此,我們看到了精彩紛呈的辯論與角力。
針對憲法上廢奴的提案,在野的民主黨自然是林肯的反對者,而執政的共和黨內部也有不同的派系意見。即便結論相同,推理的思路和證成的理由可能截然不同。異議或不同在最終的妥協與共識中并非忽略不計或湮沒于無聞,而是一種構成性的力量,恰恰是正反的對立與扭結共同形成了實踐的方向。
共和黨內的保守派,雖多對奴隸制持保留態度,但并不積極主張廢除奴隸制,或者至少并不認可廢奴在制度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們對蓄奴的態度,有的源自道義而反對,有的則基于經濟利益的多重考慮而更為復雜。
與保守派不同,共和黨內的激進廢奴派,則在種族絕對平等的信念之下強烈反對奴隸制、主張徹底廢除奴隸制。言辭的力量在激進派代表、堅定而犀利的理想主義分子斯蒂文森身上體現得尤為鮮活。正是拜修辭和推理的魔力所賜,強硬而執著的斯蒂文森才能夠在論辯的最后時刻讓自己適時的讓步不至傷及畢生堅守的平等信條。
林肯的內閣對自己領袖的決議也有擔憂。一方面,林肯團隊疑慮林肯的做法是否僭越了行政權力的界限,是否是在干預甚至左右立法機關,是否值得冒招致對行政力量擴張的指責而強行推動憲法廢奴；另一方面,兩年前的《廢奴宣言》似乎足以阻塞蓄奴的任何反撲,是否還有必要為了尋求法律上的確認而搭上總統的政治聲望。
1863年元旦,內戰進入第三個年頭,林肯曾在緊急狀態下發表《廢奴宣言》宣布南方州的奴隸為自由人,并將以軍隊的力量保護逃亡的奴隸不受追捕和懲罰。《廢奴宣言》的“合法性”問題成為內閣焦慮的核心。影片中的林肯以法律人的謹嚴思維詳盡考察了《廢奴宣言》的這一“合法性”難題:《宣言》在戰爭時期的法律效力來源于什么,和平之后是否依然具有法律效力。
憲法賦予總統戰爭權力,為的是讓總統捍衛憲法、阻止“分裂之家”的暗潮。而憲法授予總統的這種戰爭權力中是否也包含了解放黑奴的權力?一種可能的法律推理是:總統有權開戰,那么相應地也就有權沒收交戰中的特定財產,比如戰時違禁品,因此,總統有權“合法地”解放作為“違禁品”的黑奴。但這種思路中隱含的裂隙是:一,解放黑奴的前提是把黑奴視為“財產”,這不僅是林肯所反對的,同時也會為林肯的異議者留下口實；二,沒收交戰時的特定財產,僅限于交戰國政府財產或者交戰國公民的財產,但是南方叛亂州并不是獨立國家,如果南方只是“叛亂者”,而非交戰國,那么,總統是否還有權沒收南方叛亂者的財產?三,總統的宣戰,只是針對南方叛亂者,這就意味著南方各州依然是“法治狀態”,其法律依然有效,那么根據南方各州憲法和法律,黑奴屬于財產,可以自由買賣,所以戰爭權力就允許總統沒收作為財產的黑奴,但是,如果總統尊重南方將黑奴視為財產的法律,他又怎么能有權讓黑奴不再是“財產”?這樣的法律推理直指如下結論:《廢奴宣言》其實處在一個合法與非法的邊緣境地；除非廢除南方的法律,否則總統在行非法之實便絕非無稽；因此,修憲廢奴勢在必行。
法律是行動的邊界、法律靠說服而形成,這個邏輯下來,他們崇拜的是言辭、甚至根本就是言辭承載的理念。在某種意義上,言辭與理念本身乃一體兩面,正義就是這樣的一種形式,與黏稠而混沌的物化的經驗相分離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反過來穿透并引導生活的冗雜,這正是東西方秩序的差異所在。
所以林肯才會因其任期間的諸多行為——比如為遏制蓄奴而廢除人身保護令、未經審判扣押南方叛亂有關的可疑分子等——而不斷招致與“合法性”有關的重重非議,所以“僭主”或“暴君”之嫌才會始終如影隨形,所以林肯才會在一個他著意選定的絕佳時機如此迫切地修憲廢奴。
這正是法律對他們生活的意義。
來源：《法制日報》2013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