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職業是邏輯思維的藝術。法律邏輯是形式邏輯，以三段論為主，呈現出單向和線性的特點，是典型的結果主義。法律程序一旦啟動就要追求一個確定的結果，確定的結果一旦打破，法律的思維過程就會遭到破壞。這個結果是唯一的，它不可變通，不能“王顧左右而言他”。法律思維的邏輯與辯證法存在沖突，它不符合以創新和突破為主旨的經濟規律，不符合中庸和諧的生活理念。
用這樣的邏輯為人處世者有一個標準：凡是與法律相沖突的事情就不在通融之內；凡是與法律結果相違背的請求就不在請托之列。法官的思維只能朝著一個方向行進，而不能“旁逸斜出”，它無關乎政治，更排斥個人的情感。
在西方，大法官群體十分注意保持著自己的貴族身份。他們認為貴族不該使自己陷入爭議之中，法官就該很好地適用法律，通過案例延續和發展普通法，這才是法官的本職工作，政治和社會管理的問題應當由議會通過立法解決。
曾有人提議英國應該學習美國的制度，在英國實現大法官由選舉產生，且其資格由議會聽證審查。但這個提議遭到了法官階層的一致抵制，他們認為這會使大法官們不再具有應有的中立尊榮的地位，也會使法官們陷入政治化的危險之中，無法保證裁決的公正無私，法官們不該為了選票而忙碌，更不該在議會面前受到身份的盤查，這既不優雅也沒有體現出對法官專業操守的信任。由此，大法官任命一直被法官群體所掌控，成為法官階層自己的事務，法官群體顯得相對封閉，但這保證了法官群體的獨立性。因為，如果想走到最高尊榮的法官座席之上，他們所需要做的只是尊重議會通過的法律和向公眾展示自己的司法技藝，并得到自己職業階層的認可而無須迎合政府和議會。英國的做法向我們展示了從政治層面保證法官思維的單向性，這是一條重要的基礎。
美國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性格各異，但他們“幾乎都把法律當作宗教的感召”，他們堅守自己的良心，盡管他們之間也會有爭斗，也會有分歧，有的人甚至以“異議”為自豪，但是在維護最高法院的尊嚴上，他們會堅定地站在一起。
華盛頓私人開業律師科科倫是9名法官之一布萊克三十年代的老朋友，而且科科倫的女兒曾是布萊克“僚屬”之一。一天他來到布萊克辦公室，告訴布萊克：最高法院做了一件非常不公道的事，針對世界最大管道煤氣公司——帕索天然氣公司的反托拉斯案件的裁決威脅了這家公司的生存。他為利益集團的游說讓布萊克大吃一驚，因為從來沒有人到最高法院來為申訴人進行過游說，即使“說句好話”也沒有過。甚至在雞尾酒會上提一下某個未決案件都是不允許的。因為布萊克堅信，和法官就案件進行庭外接觸是違背法官道德標準的。布萊克不僅立即打斷老朋友的談話，而且毫不留情地把科科倫從他的辦公室轟出去。在布萊克看來，科科倫觸動了他作為法官的道德底線。但科科倫并沒有死心，又到法官布倫南的辦公室游說，剛剛提起帕索公司時，就被布倫南打斷了。布倫南請科科倫馬上出去，并將科科倫游說事件告訴了他的辦事員，他甚至要取消自己參加此案復審申訴的資格——因為有人向他游說過此案。而這些決定是他自愿做出的，沒有任何人知道科科倫對他的游說，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強迫一名法官取消參加復審的資格。
在復審會上，布倫南向全體法官介紹了科科倫來訪的情況。當然他個人還是傾向贊同帕索的申訴理由，但是當他說出自己的觀點之后，道格拉斯法官打斷了他的話：“現在問題的核心是科科比的游說，他會到處吹噓，自己是如何進入法院游說，如何說服法官搞定申訴的。這將是最高法院的丑聞”。布倫南當即表示“不參加這個案件的討論”。盡管首席大法官伯格傾向認可申訴，甚至想通過修改表決程序使申訴通過，但是遭到了其他大法官們的強烈抵制。1970年6月29日，最高法院宣布否決了對帕索的復審。
美國大法官們的做法也許讓我們這個以人情為紐帶的國度難以接受，但是它至少提出了一個思考：任何人不能干擾法官的“邏輯思維”。
不可否認，法官有自由裁量權。但是這個裁量權應當遵從法官的良知與法律的內在邏輯，而不是外在的影響，更不應當包括法官的徇私行為。法官的品質不容置疑，法官的潔身自好是法律生命蓬勃生長的堅實大地，沒有對于法官品格的堅守，就沒有法律的明天，這是法律的內在邏輯使然。
《孟子·離婁》有言：“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誠哉斯言，在布倫南的心中，只有自己認定的法律結果，任何干擾、任何其中的“游說”都是對自己所從事事業的褻瀆，他只想讓自己認定的結果“唯一”化。以此為鑒，假如我們總是讓法律玩于股掌之上，國人必定會對法律嗤之以鼻，法律的尊嚴無從建立，法律的規則無從遵守，法治的理想無從實現。
來源：《法制日報》2013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