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曾投資拍攝了一部警世劇，名為《臺灣靈異事件》。劇本所依托的素材均來自真實案例。在每集播完后，制作組還頗費心思地找到原始案件的當事人，神乎其神地描述案件的全景以及其間所發生的種種靈異事件，頗為驚悚，也強化了劇本的可信性。《臺灣靈異事件》播出后，臺灣掀起了一陣“靈異”風，各種綜藝節目煞有介事地請來鬼神“專家”以解釋現實生活中的靈異現象。一時間，普通老百姓大都不敢夜間外出，甚至還一度傳出警察因為不敢夜間巡邏而辭職的消息，足見此部影視劇的重大影響。
任何影視劇體裁的興起均有其文化背景。正如馬克思·韋伯所云，“每個人看到的都是他心中之物”。上個世紀末的臺灣，“黑金政治”橫行，臺灣國民黨當局與黑社會互為勾結、互相利用，以竹聯幫為首的黑社會組織令社會公眾談之色變，許多重大刑事案件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安又令公權力無能為力，例如震驚全臺灣的白曉燕綁架撕票案。專制和暴力已成為當時隱藏于臺灣社會的腐爛瘡疤。而靈異片便以變形、夸張、恐怖的方式將深受其害的臺灣民眾心中的安全危機和情感焦慮曲折地呈現出來，“通過將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因素變形為鬼魅等非自然形式，從而使生活中被壓抑的恐怖失去其自然本性，這一變形讓現實世界的恐怖至少在表象層面變得容易理解”。
在《臺灣靈異事件》中，已故的受害人通常以鬼靈的身份在現實世界中出現，而支撐其放棄投胎轉世的“怨念”主要源自于刑事司法機制的失靈。失靈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例如刑事程序自身的缺陷。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言，刑事訴訟受制于證據、時效、法官個人偏見等諸多因素，屬于不完善的程序正義。故在司法實踐中，罪犯因犯罪證據不足、偵查能力有限等因素而逃脫法網制裁的情況時有發生。在《臺灣靈異事件》中，受害人便時常托夢給辦案的警官，帶其獲得最有力的直接證據，或者現身說法，展現案件原有的全貌；再如司法不公或司法腐敗等因素。“黑金政治”時代，不少刑事案件窮盡司法途徑后乃至政治途徑后仍無法得到公正的處理。在這種情況下，篤信佛教的臺灣百姓奉行樸素的刑罰報應論，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這與西諺“正義往往會遲到，但它遲早會到”殊途同歸。
導演還在《臺灣靈異事件》中獨具匠心地設計了兩位性格鮮明的主人公:警察尚智和王玉芳。尚智是刑事偵查專家，也是心理學博士，講究科學辦案的理性精神，王玉芳是尚智的搭檔，先天對靈異空間有感應能力，時常通過“陰陽眼”獲得已故受害人所提供的證據線索。尚智對搭檔的感應能力可謂“敬謝不敏”，更愿意用科學的方式解釋所有的古怪現象，但卻又不得不時常驚嘆于“造化的神奇”。這大概也佐證了刑事訴訟中“認知有限論”的司法觀。誠然，“不枉不縱”、“客觀真實”是刑事訴訟的終極目標，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理性不足”恐怕是所有法務人員的鐐銬，“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事件雖偶有發生，但更多系當事人樸素的正義觀，很難得到印證。
公眾樸素的正義觀源自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周易》坤卦便有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自然規律逐漸演變為社會規范中“行為/結果”關系。儒家如此，孔子曾論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謂“畏天命”，便指“順應天道自然和因果”；道家亦如此，“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惡；或有力行惡，反得善。因自言為圣賢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災前后積來害此人也。其行惡及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蓄大功，來流及此人也”。后傳入中土的“佛教”更將“因果報應”論推到極致。印度佛教典籍《阿毗曇心論》(卷一)便云，“若業現法報，次受于生報，后報亦復然，余說則不定”。東晉僧伽提婆所譯《中阿含經》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故作業，我說彼必受其報，或現世受，或后世受”。
應當說，神鬼世界中的先驗正義對于不完美的程序正義而言是個必要的補充，它可在“程序失靈”與“社會失序”之間設立緩沖區，令當事人壓抑的悲傷情緒得以宣泄，同時保持對真相與刑罰的理想主義情節。非自然形式的“鬼魅”寄托了人們內心深處對各種社會矛盾和危機的憂慮，并在非理性世界中尋求替代象征物，以獲得暫時的想象性解決。而程序正義則應在“不完美”與“怨念”之間尋求平衡點，“無法達到完美正義”，但“無限接近正義”。
頗為值得玩味的是，據臺灣刑事調查部門統計，《臺灣靈異事件》播出后，刑事犯罪率呈明顯下降趨勢。一些罪犯甚至主動自首，坦言內心倍受煎熬，時常為“鬼魅”所騷擾。偵查人員甚至將此作為突破口供的重要手段，令人匪夷所思，這大概也可以解釋西諺中“什么信仰也沒有的人容易犯錯誤甚至犯罪”的論斷。如此看來，“神鬼世界”與“人的世界”遵循同樣的程序正義法則，僅是前者為“應為”，后者則為“實為”，俗語謂之“天道昭彰，報應不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