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庭公開宣判上訴人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一案。法院裁定，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王書金是強奸殺害康某某的兇手，因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王書金還是被判處了死刑。
這樣的審判結果早已在預料之中，而且就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而言，似乎也無可厚非，因為現有證據確實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王書金就是該案真兇。但是，法院不能肯定王書金是兇手并不等于說法院就能肯定聶樹斌是兇手。換言之，王書金在該案中無罪并不等于聶樹斌在該案中有罪。
從表面上看，王書金案的二審裁定似乎增加了聶樹斌案啟動再審的難度，但是我以為不然。由于王書金案的二審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所以該案中控辯雙方的證據和理由都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披露。如果說王書金的認罪口供——作為聶樹斌案的“新證據”來說——本來在社會中還只有模糊認知的話，那么這次二審就使其相對明晰了。雖然已知證據既不能肯定王書金就是強奸殺害康某某的兇手，也不能肯定聶樹斌就不是強奸殺害康某某的兇手，但是根據一般人的良知與經驗判斷，王書金是兇手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于聶樹斌是兇手的可能性。由此可見，王書金二審披露的“新證據”已經可以證明當年判定聶樹斌有罪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42條規定的依據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條件。
假如有人以為，二審法院不能認定王書金是強奸殺害康某某的真兇，就等于堵住了聶樹斌案的再審之路，那么這種觀點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因為它會對本已疲軟的司法公信力造成更為嚴重的傷害。面對如此廣泛的民眾圍觀，司法機關在聶樹斌案再審的問題上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拖延，必須給當事人家屬以及社會公眾一個明確的說法。而以透明公開的方式對聶案進行復查，來一次“全民目擊”，也符合中央領導重新倡導的“群眾路線”。
誠然，錯判的認定和糾正往往會面臨巨大的阻力——特別是承認錯判就意味著當年那些直接或間接的辦案人員和決策人員必須承擔錯案責任，而且這些人可能已經晉升到更為重要的領導崗位。兩千多年前，中華大地上曾經出現過因下屬錯殺無辜而主動自刎贖過的司法官李離，但是當代人在經歷“物種進化”之后已經失去了先民的純樸與高尚。正面現實，如果堅決追究相關人員的錯案責任，那就可能使錯案無法得到承認。因此我建議，為了破解糾錯的阻力，挽救司法的公信力，有關部門的領導可以做出決定，在公開復查聶樹斌案的時候隱去當年所有辦案人員及決策人員的姓名，而且免除其錯案責任，除非其在辦案過程中確有貪贓枉法或徇私枉法等故意犯罪行為。說一句貌似開脫但不失公允的話，許多錯案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由諸多因素交匯作用而生成的，制造錯案的人也不一定是惡魔壞蛋，大概就是與你我他相同的一般人。
順便為本人的最新科研成果做一次廣告：刑事錯案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刑事司法中存在著可能導致冤案的十大誤區。第一是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第二是違背規律的限期破案；第三是先入為主的片面取證；第四是科學證據的不當解讀；第五是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第六是放棄原則的遵從民意；第七是徒有虛名的相互制約；第八是形同虛設的法庭審判；第九是騎虎難下的超期羈押；第十是證據不足的疑罪從輕。
為了確保聶樹斌案復查工作的公開和公正，我再次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邀請五或七名專家學者組成聶樹斌案復查組。這種案件復查組具有“半官方”性質，即查辦經費來自官方，查辦人員來自民間。最為重要的是，復查組的調查過程和有關材料要公開，調查結果和決議過程也要公開，要做到真正的“全民目擊”。當然，復查組的調查結論還要提交司法機關，最終還要由法院經過再審程序就聶樹斌案做出判決，抑或裁定。
聶樹斌案已然成為讓司法機關頭疼厭倦且無法甩脫的包袱，但是決策者若能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或可化腐朽為力量，變包袱為良機，使聶案再審成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轉機或拐點。最后問一句：這事兒究竟是說了算，還是算了說，還是算說了，還是說算了？
來源：法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