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民國著名筆記《花隨人圣庵摭憶》（作者黃，中華書局二零零八年版），其中有多處談到慈禧太后對司法的干預問題。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嚴厲批判慈禧的同時，卻一再申言傳統司法的獨立性。黃認為，在整個中國傳統司法（主要指刑事案件）中，法律均有著很高的權威，依法審判是常態：“我國舊日雖無司法獨立之名詞，然自皋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泐訓垂遠，張釋之廷尉天下之平一言，漢文為之折服，相沿以來，世之于法，謂為國法，君之法，祖宗之法，自非昏囂，莫敢壞之。其一切條文成例，尤相傳為憲章。其執法濫刑者，必末世也。”（216頁）
具體到清代，“凡死刑必三法司全堂畫諾，缺一押，即不得繕奏”。在“吳柳堂劾成祿，清穆宗欲殺之”一案中，刑部尚書王家璧之所以能夠做到“力持不可”并“得以救柳堂”，原因無他，制度使然（216頁）。在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的一個案子中，面對慈禧的非法干預，司法官員不但明確表示抗議，在遭到打壓之下，仍舊盡可能依法裁判。當時，慈禧派遣一名太監去太平湖舊醇王府遇阻。按照清代的規定，“凡閹人出入，例由旁門，不得由正門。值日護軍依例阻之，閹恃勢用武，護軍不讓。閹歸告西后，謂護軍毆罵。時西后在病中，遣人請慈安太后臨其宮，哭訴被人欺侮，謂不殺此護軍，則妹不愿復活。慈安憐而允之，立交刑部，并面諭兼南書房行走之刑部尚書潘祖蔭必擬以斬立決。時論大嘩。右庶子張之洞、左庶子陳寶琛，疏力爭之。祖蔭到署，訊得實情，護軍無罪。秋審處坐辦四員，提調四員，皆選自各司，最精于法律者也（時刑署中有八大圣人之稱），同謂交部即應依法，倘太后必欲殺之，則自殺之耳，本部不敢與聞。祖蔭尚正直，即以司官之言復奏。慈安轉告西后，乃大怒，力疾召見祖蔭，斥其無良心，潑辣哭叫，捶床村罵。祖蔭回署，對司官痛哭，于是曲法擬流。自是閹人攜帶他人，隨意出入，概無門禁”（第217頁）。就在慈禧為一個太監和自己的所謂面子在紫禁城里一哭二鬧三上吊、擾得朝野不寧的時候，日本已經侵占琉球，改置沖繩縣（三月初八）。
不過，上述案件均是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當遭遇政治犯案件之時，慈禧則為所欲為，明目張膽破壞司法制度，司法官員似乎也未見抗議。如，光緒二十九年，湖南沈藎被捕入獄，“時在夜半，宮中傳出片紙，天未明而沈已碎尸”（章太炎“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之詩即詠此事，217頁）。又如“戊戌變法”失敗后，六君子被捕入獄，“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廣仁）知將受刑，哭更甚。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勿哭。既而牽自西角門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既而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聵乃爾”（219頁）。
然而，到秋瑾案的一九零七年，即使是政治犯案件，司法官員也敢于抗爭了。據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復旦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245頁）記載：“秋瑾被捕時，并未搜得反叛證據，亦無確切供詞（秋瑾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羅織成獄，株連許多無辜，激起大多數人的公憤。”主案的人為紹興知府滿人貴富，“貴富的刑幕陳某與會審的山陰縣知縣李某，均以爭此案不平被撤。及省委道員陳翼棟至查閱案卷，亦有責言”。
以之衡量民國時期幾件“司法權獨立行使，受到外界尊重的案例”，所謂的外界壓力不過是行政院長孔祥熙和民生公司經理盧作孚，所涉案件也不過是財政部賦稅司司長高秉坊貪污、第一次進城的民工“過失”引起火災、某鎮鎮長按照習慣將通奸的未婚船夫與尼姑捆綁游街（參見陳嗣哲：《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我國司法界概況》，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中國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則清末司法官員的操守毫不遜色。即使我們充分考慮當時清廷搖搖欲墜、人心渙散的情勢，但司法官員敢于對最高權力說不、堅持依法審判，卻不能不說有制度的力量。
因此，在一九二七年李大釗案和一九三二年陳獨秀案中，司法界人士的卓異表現，似乎并非如有些學者所分析的，應該完全歸功為西方司法獨立觀念輸入的影響，同樣，軍閥張作霖在李大釗案中對司法的粗暴干預也淵源有自（黃偉英：《從李大釗案到陳獨秀案：民國時期司法現代化的發展》，《歷史教學》二零零九年第十一期）。回顧二零零六年中國法學界關于傳統司法的那場著名爭論，其論斷之偏頗顯而易見（參見李紅海：《張偉仁vs.賀衛方的背后：關于法律史的學術史》以及賀衛方博客http：/blog.sina.com/heweifang上的相關資料。其后的深入探討則是華東政法大學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二日主持召開的“中國古代法律的確定性”研討會）。一言以蔽之，中國傳統司法的價值是無可置疑的，而其受制于政治的局限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對古代司法的評判，應該放在以皇權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討論，逾越這一界限，則似有“真理向前一步，即為謬誤”之嫌。而中國司法的進步，需要在固有法與繼受法上一起下功夫。
來源：《讀書》2013-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