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國新領導層提出“中國夢”的概念，這是有深刻的社會意義的。中國的發展現在處于一個關鍵時期，一方面經濟發展已經不可避免地從高增長轉型到中速增長，另一方面要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社會，如果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即10年至15年內）能夠實現中速經濟增長，就可以比較順利地從中等收入社會過渡到高收入社會。這個目標一旦實現，中國社會今天所面臨的很多問題會得到順利的解決。否則，如果過早進入低速增長階段，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這個角度來說，發展仍然是硬道理，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實現“中國夢”。
在強調發展和實現“中國夢”的同時，人們也不難觀察到，“十八大”之后，中國各級政官員中，GDP主義普遍回潮。一些官員少談改革，甚至不談改革，但大談特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他們努力尋找自己要趕超的目標，或者自己后面的“追兵”，往往是其他省份或者縣市。所以，這里需要提出的問題是，什么是“中國夢”？如何實現“中國夢”？或者更直接一點，GDP主義能夠幫助實現“中國夢”嗎？
答案可能剛好相反。GDP主義不僅不能幫助中國實現“中國夢”，反而會破碎“中國夢”。從發展的角度來看，GDP主義不僅不能幫助把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充分發揮出來，反而會導致在短時間內耗盡這些潛力，使得中國更快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這么說？
不能沒有“政府之手”
中國官員上上下下的統一思維模式或者論證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沒有GDP一定不幸福”，或者“GDP不是萬能的，但沒有GDP萬萬不能”。但很簡單，這個冠冕堂皇的說法充其量只是一個假命題。GDP是市場上各種經濟交易活動的產物。只要有經濟交易，就不會沒有GDP。很多國家包括近年來發展迅速的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像中國官員那樣每天把GDP掛在嘴上，難道這些國家就沒有GDP了？當然，中國各級官員想的是通過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去追求更高的GDP增長。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善用政府這只有形的手，輔助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確可以得到更高的GDP增長。后發展中經濟體都是這樣的。更早一些時候，亞洲的日本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所取得的高GDP增長，都是政府之手和市場之手合作的產物。
但問題是，政府之手如何使用？在所有成功的經濟體，政府之手是為了輔助市場，而不是破壞市場，更不是替代市場。如果這樣，為了追求GDP，中國政府官員應當去作改革，去作市場經濟為導向的體制改革。現在有太多的體制有悖于市場經濟，改革了這些體制，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就可以充分發揮出來，實現小康社會，甚至高收入社會。現在的問題是，改革體制不容易，甚至改革不動，因為體制背后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所以，各級官員避重就輕，轉而選擇作政府動員式的經濟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GDP是如何實現的呢？人們所看到的是各類異化的GDP： 有帶血的GDP，即政府和資方合作，通過高強度剝削勞工和犧牲人類生存環境的GDP；有破壞社會的GDP，就是把一些重要社會領域包括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產業化、經濟化而得到的GDP；有通過人為制造浪費而得到的GDP，公路、橋梁、大樓建了再拆，拆了再建，GDP的確有了，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費。
很多年來，GDP主義已經成為所有官員唯一所信仰的信條和意識形態，其他一切意識形態都成為點綴的偽裝。一切為了GDP，GDP就是一切。已經有足夠的經驗證明，GDP一直是上級政府衡量下級政府的主要指標。結果就導致了上述種種異化了的GDP。實際上，在中國的政治制度環境下，在短期內，追求高GDP增長并不難。GDP是市場條件下“交易”的產物，市場“交易”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貨幣化。當一個社會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靈魂和軀體，都可以置于市場“交易”的時候，這個社會的GDP必然出現高增長。
不過，結果也是顯見的。GDP應當使人幸福，但異化了的GDP使社會異化，使人異化，使社會不幸福，使人不幸福，并且GDP越高，越異化，越不幸福。經濟的畸形發展和社會的高度異化，是中國式GDP的典型象征。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長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會底層，并沒有得到高GDP增長所帶來的多大的好處，而獲益最大的官員和富人可以做投資移民，做環境移民，帶著帶血的GDP在國外享受他們所追求的生活。結果，表現為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眾、財富者與貧窮者的高度對立。
異化了的GDP破壞社會
改革、發展和穩定應當是中國轉型所追求的模式，也就是通過體制改革來追求高質量的GDP，通過質量GDP的增長實現小康社會，達成社會穩定。這便是良性的發展模式。但通過政府動員而追求得到的GDP造成了一個相反的結果，那就是，沒有實質性的改革，高GDP增長，社會則越來越不穩定。如果GDP是通過政府動員方式、破壞社會而得到的，社會不穩定也就不難理解了。
正是因為這些異化了的GDP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力，多年來，中共高層一直在不斷強調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中共“十六大”之后，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政策導向，開始圍繞這些政策導向調整發展模式。到中共“十七大”，更明確提出，發展仍然是硬道理，但必須首先提問是什么樣的發展。之后人們不斷努力淡化GDP主義，不僅高層這么做，一些地方更是實踐去追求沒有GDP主義的經濟增長，也就是追求質量經濟。
中央高層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各級官員不要再去攀比GDP，而是要通過改革追求紅利和可持續發展。但很顯然，各級官員仍然沒有可持續發展觀，他們所有的只是任期發展觀。就是說，官員只強調他（她）們任期內的短期發展，在任期內實現他（她）們的GDP目標。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人們所說的“市長經濟”。在城市建設上，每一個新市長上任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大搞公共工程。一個工程還沒有做完，現任市長就走了，新來的市長往往不再繼續原來市長的思路和工程，結果再來一個新想法，再搞市政新工程。這個過程，循環往復，沒完沒了。這里，沒有政策和計劃的連續性，更沒有長遠的利益觀。這樣，中國的城市盡管創造著巨額的GDP，但城市被搞得越來越丑陋，城市居民越來越不幸福。
如果懂得了各級政府的這一代領導人，是在GDP主義紅旗下長大的這一事實，GDP主義的再次抬頭也就不難理解。但這也就說明了，中國高層在去GDP主義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巨大的阻力。在GDP主義思維的主導下，各級官員會根據自己的偏好來解讀高層的意圖。例如，新任總理李克強明明說：“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但一些官員和御用學者就把此解讀成為，“發展是最大的紅利”。不過，這里的差別是顯然的，即通過改革而得到的GDP是質量GDP，是好的GDP；后者光強調發展，在實踐中必然是以政府動員式的GDP主義。后者恰恰是中共“十六大”以來，執政黨領導層竭力所避免的。
新任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在博鰲的講話也明確了要通過改革而求發展。他論述到發展和GDP主義之間的關系。很簡單，發展仍然是硬道理，沒有發展，什么都談不上。但是，絕對不能把發展簡約成為GDP。習近平強調，中國的確可以追求高GDP增長，但政府主動不要追求。的確，GDP增長很重要，但GDP不應當成為一個政府所追求的目標，而應當是體制改革和創新的客觀產物。“十八大”剛剛過去，很多地方領導剛剛到位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在任內取得一些成績是必須的，但絕對不能是重返GDP主義。
繼續淡化GDP主義
從各方面來說，中國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實現從中等收入社會到高收入社會的轉型需要具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二是要有正確的發展戰略。其他亞洲社會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體為成功的例子，而緬甸、泰國、菲律賓等為不成功的國家。中國如果重新走上GDP主義的道路，必然會步那些不成功的經濟體的后路。國家動員式的GDP增長，很容易在短時期內耗盡經濟增長的資源，從而促使國家提前并且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換句話說，GDP主義表面上在追求“中國夢”，但實際上在扼殺“中國夢”。異化的GDP很難促成中國人的夢想。從外部看，人們可以從晚清歷史學到深刻的歷史教訓。到1840年，中國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29%，也就是最高份額。但GDP總量第一的中國，仍然避免不了被擁有非常小GDP份額的英國所打敗。今天不是晚清，中國已經強大。但是作為GDP總量世界第二的中國，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應有的尊敬，這是需要人們深思的。
從內部來說，長遠看，GDP主義必然是一條自我擊敗的道路，一條粉碎“中國夢”的道路。實際上，對各級政府官員來說，重要的不是2020年或者2030年中國的GDP有多少，中國會不會超過美國。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要給老百姓一個實現他們的真實“中國夢”的承諾。在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東西阻礙著“中國夢”的實現。如果可以告訴老百姓，中國可以在2020年或者更長遠一些時間，可以沒有毒奶粉、毒食物了，癌癥村不見了，空氣干凈了，環境變好了，中產階級和企業家感到安全而不用外逃了，法治實現而人人都守規矩了等等，就可以相信到那個時候，人們可以安然地做起“中國夢”來，而不是像現在一樣倉促地做“西方夢”了。對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老說，“中國夢”并不是那么抽象，而是實實在在的具體的東西。
很顯然，只要各級官員還是每天把GDP掛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實實地去做體制改革，通過改革去追求發展，“中國夢”永遠會虛無縹緲。如果GDP主義回潮，中國社會必然繼續遭到破壞，十年之后，絕對會變得更加不可治理。對新領導層來說，如何繼續淡化GDP主義，有效約束各級地方政府官員的GDP主義沖動，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挑戰。
來源：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