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間，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令，參與修訂“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簡介”和“中國語言文學博士、碩士學位基本要求”。會場上，我雖也殫精竭慮，積極發言，卻沒多少神圣感。因為我知道，這些專家們字斟句酌、仔細推敲的文字，也就是文字而已——既不被重視，也無法落實。
99%的博士不合格嗎
說來慚愧，作為北京大學第一批文學博士，我本人深深得益于中國學位制度的建立。近十年，撰寫過好幾篇談論中國學位制度以及如何培養研究生的文章。話是說了不少，可你如果追問，中國博士的水平靠譜嗎？真不知怎么回答。無論哪個國家培養的博士，都有特別出色的，也有拆爛污的，關鍵是總體水平如何。沒拿到過硬的數字，不好亂說。更何況，我是“土博士”，說低了自貶身價，說高了又成了自我標榜。
讓我很受刺激的，是前幾年讀到的兩篇洋博士的文章。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薛涌2007年在《東方早報》上發表《博士教育到“減灶”時候了》，直指中國大學根本就不適合于培養博士。此文后來成為薛著《北大批判》的一節，其中建議：“關掉絕大部分的博士課程，借助國外大學培養博士，集中國內的資源把本科生教育搞好”。
另一篇是2007年發表在科學網上的《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導不合格》，作者乃中國科學院化學所研究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博士王鴻飛。王文稱：“以我在Columbia的學術標準來衡量，我所在的研究所和中國最好的大學99%的研究員教授和畢業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以美國三流大學的學術標準來衡量，中國大陸99%的研究員教授和畢業的博士是不合格的。”讓我驚訝不已的是，讀科學網上的爭辯文字，竟有不少人認為王文在理，只是不該說得那么透徹、那么決絕。
我不同意兩位洋博士的大判斷，但承認中國的博士培養問題多多。王鴻飛的博文本就是針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人事部將要開展全國博士質量調查工作”的新聞而發的，稱“早就該加緊整頓了”。
具體承擔此調查任務的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陳洪捷教授帶領的課題組，三年后終于拿出了兩項重要成果：《中國博士質量報告》、《博士質量：概念、評價與趨勢》。很可惜，二者聯袂登臺，并沒有消除我對“中國博士”質量明顯下降的疑慮。
《博士質量：概念、評價與趨勢》一書稱：“課題組向289所博士培養單位發放了大量問卷，回收有效學生問卷20666份，導師問卷9928份。”依據這些問卷，課題組選擇了課程體系、培養環節和能力素質三方面進行分析，結論是：“博士生自身和導師對我國當前博士培養質量的總體評價是較好的，總得分超過了70分。”我不知道中國教授及其指導的博士生的自我評價（假定抽樣合理、填表認真），能否抵擋住人們對于中國博士質量低下的責難。即便就像研究者所稱，90%的博士生導師認為中國博士教育水平“提高”或“持平”，也沒有回答兩位美國博士的質疑，即相對于美國三流大學，“中國博士”到底行不行。
博士數量大躍進
2005年4月，清華大學前校長王大中談及中國的博士生招生規模超常規增長：“美國博士教育規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十多年來，全美每年博士學位授予數量一直保持在4萬人左右。我國2004年博士生招生數已經達到5.3萬余人，比2000年增加2.8萬人。再考慮到我國博士生培養過程中近乎‘零淘汰率’，預計我國博士學位年授予數量將會接近美國。”豈止是接近，很快我們就超越了；更令人驚訝的是，博士生招生數量居然可以四年翻一番。
大概正是因為王校長等人的大力呼吁，才有了2007年的全國博士質量大調查。很可惜，此項大張旗鼓開展的調查，結論竟然是“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樂觀”。
從1978年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學，到如今每年二十多萬在校博士生，“中國的博士培養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實現了騰飛式的發展”。可我記得，2008年，國務院學位辦主任楊玉良（現任復旦大學校長）曾透露：中國有本科授予權的高校七百多所，美國一千多所；而中國有博士授予權的高校超過310所，美國則只有253所。為何如此？因為“我國目前培養的博士生有一半的就業去向是做公務員”，需求十分旺盛。
這就難怪，雖不斷有質疑的聲音，中國的博士數量還在大踏步前進。2011年教育部博士研究生招生計劃，第一名浙江大學，1559名；第十名四川大學，997名。而據上述王大中文，美國大學中博士學位授予數量超過700人的只有兩所，其中培養規模最大的是UC-Berkeley，每年授予博士學位人數約750人。也就是說，中國大學博士生招收數量排名第十的，也比美國排名第一的多（四川大學每年不可能有250名博士生被淘汰）。
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2009年在《南方周末》上發表《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大聲疾呼“砍掉一半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理由是：“西方國家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約30%，而我國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員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綠燈”。
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議
觀察教育部近年決策的大趨勢，是逐漸放松管制——最近一項舉措是允許民辦高校申請博士學位授予權。政府若真下決心“清理并糾正對民辦學校的各類歧視政策”、“落實民辦學校辦學自主權”，自然是大好事；但民辦高校申請博士學位授予權，短期內希望渺茫。倒是各地眾多公立大學持之以恒的“爭創博士點”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展開，這更值得關注。
王大中先生委婉地勸說——“促進博士生教育的規模與質量的協調發展”，沒有任何效果；劉道玉先生猛烈地抨擊——“砍掉一半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更是無法實行。在可以預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大學里的博士點及博士生數量，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教育部愿意且能夠做到的，只是控制“增長速度”。因此，我傾向于改良主義立場，抱怨之余，提若干“建設性意見”：
第一，改國家學位為大學學位。像歐美國家一樣，各大學對自己頒發的學位負責。經由一番激烈的競爭與淘洗，內行人很快就會明白，哪些大學的博士學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學的博士學位白給你也不能要。目前中國的“博士學位”屬于國家，無論教育部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監管到位，長此以往，“中國博士”的聲譽只能越來越低。在學位授予權方面，教育部不妨守住底線，基本放開，允許各大學進入競技場，參與搏殺與競爭。若干年后，那些博士學位基本沒人要的大學，就會反過來努力辦好本科教育。
第二，正因是國家學位，無法與國外大學合作辦學并共同頒發學位。改為大學學位后，中國各大學乃至各院系，盡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與國外著名大學結成同盟，迅速提升自家的教學及科研水平。中國有好教授，但數量遠遠不夠；而眾多“不合格的教授”正大批量地生產“不合格的博士”，現有的體制又根本卡不住。這些“不合格的博士”放出去，很快就會占據要津，形成一時之風氣，阻塞學術發展。引進外來的制度及資源，可以讓我們把路走得更順一點。
第三，因為是大學學位，允許各大學每年通過授予名譽博士方式，報答那些為人類、為中國或為本校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商人以及政治家——香港各大學就是這么做的。這比讓大批官員或商人瞞天過海地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要好得多。
學生們很聰明，一看校長及教授為權勢及金錢而“開閘放水”，從此失去了對于學問的敬畏之心。為了純潔校園，多頒幾個名譽博士問題不大。靠提高招生門檻、嚴格論文評審來保證質量，那都是說給外行人聽的。今天中國的大學校長及教授中，愿意結交權貴富豪的，比比皆是。只有從制度上徹底杜絕官員讀博（除非脫產），才可能解決“真的假文憑”問題；單靠個別有擔當的院系領導來扛，根本扛不住。
第四，目前中國的博士培養，有資格考試、匿名評審、公開答辯等制度設計，表面上層層設防，很嚴格，可實際上守不住。
教授們之所以“心太軟”，放任不合格的博士生畢業，一是沒有合適的退出機制，學生已取得了碩士學位，又多念了幾年博士課程，若資格考試或論文答辯不過關，真的無處可退；二是各校普遍要求不嚴，競相放低門檻，你若鶴立雞群，只能耽誤自己的學生；三是教授缺乏經驗——說的是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者，至于習慣徇私舞弊或本就不合格的，另當別論。指導博士生，本沒什么了不起；但教書畢竟是一門職業，需要某些技巧，沒經驗的就是做不好。這方面，教育部可以有所作為，如為新選拔的博士生導師或新設點的大學的教授們開設專門的培訓班——如果嫌“培訓班”不好聽，不妨叫“經驗交流會”。此舉起碼可以讓那些愿意學習的博士生導師及其學生，少走一點彎路。
同時，呼吁各大學的校長為教授們保留一點顏面，不要再將“教授”、“博導”當禮品胡亂贈送了。讀讀《南都周刊》上的《學者王立軍》，看一個初中學歷的轉業軍人，通過自考與成教獲取了中專與大專文憑后，如何因官職提升，相繼成為29所大學不同專業的兼職教授甚至博士生導師，你就明白今日中國大學的亂象。
第五，建議若干著名大學結盟，確定相對統一的學制。目前北京大學培養碩士、博士的標準年限是三年、四年，而國內不少大學的學制是二年、三年。同樣才華的學生，念五年與念七年，效果肯定不一樣。理科生不愿學制太長，是擔心導師扣著不放，要其幫助做實驗；人文學沒這個問題，應允許不同院系采取靈活姿態。在我看來，讀人文學的博士，確實需要更多時間熏陶與沉淀。
最后一條建議，牽涉教育主管部門：目前各大學在崗的中年教師，許多已有教授職稱了。若非常出色，任其自由發展；若不太出色，也可在職進修——沒必要回去補拿博士學位。這本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過些年就自然解決了；現在各大學招聘的年輕教師，全都是博士。
2012年春天開始的第三輪一級學科評估，在確定指標體系時，我強烈要求刪去“教師中博士比例”這一條，最后實現了。讓大學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個特殊階段，一個希望進入學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規定動作”。
來源：《南方周末》2013-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