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任劍濤撰著的《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令人興奮。其中的主題也是我長期思考過的一個問題：留學生群體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負面作用，他們又是如何誤入迷途的？但我只形成了一些零星的想法，還不成系統。這本書出來，第一次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分析。以往有史學界的人研究留學生和留學運動的歷史，主要是一個歷史的記錄和整理，也有學者對留學生個體進行過傳記式的研究。但是，此書頭一次對長達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里，分布在六個主要國家的留學精英的整體做了宏觀的考察，這具有開創性意義，也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很高的起點。
這部著作主要是一個政治思想史的分析。由于作者對中國古代和現當代政治思想、西方現當代政治思想都非常熟悉，這使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一些留學精英的局限，準確地發現他們在選擇、理解、闡釋和運用西方政治思想時的迷誤，對一些問題產生透徹和深刻的洞見。比如他清晰地闡述了英國從洛克、斯密到密爾的轉向，再到拉斯基和吉登斯的思想發展脈絡，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留學生是怎樣切入、怎么選擇，又是怎樣對中國政治開藥方的，從而清晰地揭示出留英學生的雙重錯位：落后于西方卻要超越西方，拒絕西方主流思想卻將國家主義轉運到中國。沒有對英國思想發展本身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就發現不了留學生們是如何誤入迷途的。他的論述，顯示出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很強的透析能力。
作者的研究側重于留學精英群體對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負面影響，這個角度選得很好。自八十年代以來，走在中國思想界前頭的，帶領思想潮流的知識精英的主體不是留學的歸國人員，而是本土成長起來的像秦暉、朱學勤這樣的學者。而新左派和民族主義群體里，留學生的分量要相對重一些。但是，從晚清到民國時期不是這樣，從整體上看，這些人是從西方竊得火來，啟蒙一代代國人，用他們接受的新知識、新思想，改造傳統社會，推動中國進步。這是人們熟知的事實。只是以往人們過多地強調這一面，而任劍濤這部著作揭示出，留學精英對西方社會的診斷、對西方政治思想的選擇，以及對中國政治變革所開的藥方，都有誤導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使其遭遇挫折和走了彎路的成分。
認識西方社會、借鑒西方思想資源，這是我們思考當代中國問題的基本依托。對西方認識上的迷誤，會誤導中國的發展道路。在歷史上，中國曾經出現過兩次思想大爭鳴，結果都形成逆向淘汰，最終走入誤區。春秋戰國那次，終結為秦始皇的集權和暴政，接著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窒息思想的兩千年困局。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到四十年代，大家一窩蜂地轉向左傾，最終投入斯大林模式的懷抱，中國的政治發展走了一個痛苦而漫長的彎路。在這個過程中，學習、研究和傳播西方政治思想的精英們負有重要責任。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作者采用的是個案研究、典型分析的方法。從每個國家的留學精英中抽取出若干典型，進行深入細致的解剖，對總體情況的概括依據的是作者的印象。這種方法有其價值，但它的局限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一，典型畢竟不是全體，也不能代表全體；其二，典型的選擇不可避免地有作者的主觀性。所以，典型研究須輔以現代科學的定量化研究，引入必要的統計數據，才能更有說服力。但我們不能要求這本書同時也是量化研究，做典型分析，自有其價值。
從研究視角上看，作者的研究主要是思想史的梳理，這個梳理做得相當扎實。它通過梳理西方思想發展的脈絡，令人信服地解釋了，這些留學精英的政治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他們到西方是如何選擇的？選擇的是什么？誤讀的是什么？他們如何開錯了藥方？這些問題基本上是在思想史的范圍內進行討論的。如果我們全方位思考留學精英問題，進一步拓寬視野，需要超越純粹思想史研究的界限。我想主要有三個角度供我們進一步去思考。
第一個是政治文化的分析。
政治文化的分析不僅停留在思想的層面、理性的層面，實際上，留學精英到國外，他們的選擇不但是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因素，非理性的因素可能更根本。政治文化的分析會告訴我們，這些留學精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特征是怎樣的。讀任劍濤的著作，留學精英對西方政治思想的認識、對中國政治現代化道路的設計，仿佛都是純粹理性思考的結果。思想史的分析揭示了他們思考的誤區，但是，政治文化研究會讓我們追溯到他們深層的政治心理，他們的情感、態度和價值取向是什么？他們的政治心理或政治人格的缺陷在哪里？或者說，他們政治人格的形成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狀態或階段？我們會發現，胡適是一個基本上形成了現代民主政治人格的人，他的理性判斷和選擇與他的人格特征是一致的。但胡適在那個時代是一個異數，一個特例。大多數留學精英沒有形成現代的民主人格，這是他們偏愛國家主義、集權主義的基本原因。
在中國傳統社會和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權威主義人格是主流。留學精英在國內形成的權威主義人格，在他們浸潤于西方文化環境之后會有所改變，但他們作為成年人，其人格特征的改變是很難的。從權威主義人格到最終形成現代的民主人格，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中國人的整體上來看，需要幾代人的進化。具體到一個留學精英，我們需要確認，他是處在怎樣一個現代政治人格的形成階段，他身上有多少權威主義人格特征，多少現代民主政治人格的因素。一個形成民主政治人格的人，無疑會認同和選擇民主憲政的建國方案，即使他偶爾接受威權政治，也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但基本上屬于權威主義人格的人，則會有兩種情景：有的會選擇民主憲政，但不會很徹底，容易動搖；大多會選擇各種威權政治方案。
晚清和民國時期出國留學的中國人，是中國傳統文化塑造的權威主義人格，其中一些人，在國內已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八十年代出國的留學生，則是毛時代幾十年教育下塑成的一種特殊的權威主義人格。九十年代的留學生，在國內則主要受到民族主義的教育，這種教育也是有缺陷的。人格分析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種方法，一個路徑。我以前曾分析過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的人格特征，這是政治學上的一種分析方法。
如作者所批評的，一些留學精英擁抱國家主義，誤導中國政治進程，如果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正是這些人沒有形成現代的政治人格，或其政治人格上的某種缺陷，使他們沒有確立起尊重個人的價值觀。在這方面，國內成長起來的學者反倒從總體上超過了他們。因為這些人就生活在這個國家里，每日每時就在與這樣的環境相遇。許章潤的文章曾經談到他所經歷和感受到的“日常性的羞辱”和“制度性的羞辱”。他也是“海歸”，大概在國內就形成了民主的政治人格，海外的經歷又滋養了他。有這種受羞辱的感受，本身就是形成民主政治人格的標志。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的個性已萌發，個人的權利意識在生長，個人的尊嚴意識也不斷發育成熟，我們就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不能忍受這種羞辱。所以，國內一些學者更容易認同民主憲政。因此，在近幾十年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引領思想進步潮流的學者的主體不是“海歸”而是本土學者。
八十年代的海外留學生特別是長期在海外工作的學者，沒有國內學者這種刻骨銘心的感受，也不太容易像我們這樣，從每日每時的生命體驗中升華出來對個性、個體生命、個人尊嚴、個人價值和權利的珍重與追求。我們把這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一切發展、穩定、強國、GDP、小康、現代化，都要排在個人權利和尊嚴之后。海外一些留學生沒有這樣的經歷，也沒有這樣的價值觀念。有的人甚至也沒有經歷國內學者的思想歷程：經過痛苦的自我洗練，把深入骨髓的思想毒素清洗出去。他們一些人的思想甚至還停留在出國前的狀態。出國使他們增加了一些新知識，但卻沒有價值觀念的更新，更沒有實現人格的重塑。何況，一些人還感受到了來自異邦的羞辱。這樣，感受到國內羞辱的人與感受到國外羞辱的人，對國內政治發展的認識就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第二個角度是政治發展的分析。
中國處于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考慮到政治發展的階段性以及各個階段的主題、任務和特征，來分析和評價一百年來不同的留學生群體的選擇。任劍濤對留學精英進行了國別研究，突顯了每個國家的特殊情形。但是，這樣也就缺少一種宏觀政治發展的視角。為什么一些留學精英做出錯誤的選擇？為什么那么多人都誤入歧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那是時代的錯誤。中國當時處于那個發展階段上，留學精英政治選擇的悲劇，也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悲劇。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出發，我們要承認，非西方國家接受和實現民主憲政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經歷若干階段，這是無法超越的。我們需要具體地研究，不同的留學精英群體處在中國政治發展的哪個階段上。我們不能指望他們都成為嚴復和胡適，即使他們都成為胡適，也會脫離中國大眾，仍然不能成事。晚清、民國和八十年代的留學生，處于中國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面對的中國社會的問題是不同的。所以，雖然他們持相同的立場，開出類似的藥方，但晚清和民國時代的人或可原諒，而八十年代的人則另當別論了。在三四十年代，如果一些留學精英接受暫時的威權政治，但把它作為一個過渡，一種臨時狀態，是為民主做準備，也就是說，最終目標仍然是自由民主，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有的人連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都弄不清，那是他們的糊涂，判斷上的失誤，但與當代一些“海歸”的情況畢竟不同。
本書側重于分析中國留學精英對西方思想的錯誤選擇，他們忽略或舍棄了對中國真正有用、對癥的思想，卻搬來不對癥甚至有害的思想。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政治發展所處的階段，就能夠理解，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留學精英，為何會與西方的某些思想而不是另一些思想產生共鳴和親近感。在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的個人剛剛開始掙脫傳統社會的紐帶，個人開始成長，但遠沒有成熟，所以，他們面對西方思想中帶有權威主義、集體主義特征的思想而產生共鳴是很自然的。即使一些人認同西方的民主思想，但是，一般說來，從理性上認同西方的民主價值，也有一個由淺到深的過程。中國人首先選擇盧梭，那時還認識不到洛克、麥迪遜的價值，理解簡單化的民粹主義的民主易，理解較為精致的憲政民主難。這是中國人認識和選擇西方思想必然經歷的過程，過了很長時間，幾代人之后，人們才有能力批判盧梭，發現洛克和麥迪遜的價值。而從在理性層面上認識西方民主憲政的價值，到形成真正的民主人格，需要更長的過程。這幾乎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全部。
試圖使本國實現現代化和同時超越西方，這幾乎是發展中國家精英群體的共同誤區。盡管迄今為止，在非西方國家中，大概只有日本和以色列在現代政治建設方面達到了西方的水平，超越西方的國家尚未出現，但政治發展研究提供的大量材料證明，這種意向和努力在非西方國家幾乎普遍存在。如果有了這樣一種觀察視角，我們就會認識到，中國留學精英的做法有其不可避免性，其失敗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第三個角度是比較文明的視野。
留學精英來到西方，處于兩種文明相遇、沖突與融合的前鋒。作為中國人，必然會戴著文化的有色眼鏡或濾鏡，也可以說是哈哈鏡，來認識和選擇西方。所以，留學精英的認知和選擇誤區，可以通過比較文明的分析得到部分的解釋。
為什么一些留學生沒有樹立起對英美的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的信仰，而是偏好于背離西方主流文化傳統的各種學說？為什么一些留學精英青睞于部分西化的日本和“不東不西”的俄羅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浸淫于中華文明的留學生一時還不能理解、無力消化和吸收西方主流文明的價值體系，只能認識和選擇其中與他們本土文化相近相似且有契合性的部分。
留學生們到西方國家，不是單純地在知識與思想范圍內活動，他們感知的是整個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觀察、認知、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政治思想的選擇。如果他們認為西方文明問題多多，甚至要衰落了，而原因就是自由民主制度，那么，他們還會選擇民主憲政嗎？
民國時期的留學生，遭遇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動蕩與危機，這嚴重地影響了他們對西方文明的判斷。八十年代的留學生來到西方，西方的大學里已經是左派的大本營。任劍濤分析了美國大學對西方主流價值、文化傳統的忽視，我覺得這樣說還不夠。不是忽視主流價值的問題，而是否定和拒斥主流價值成為風氣。而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最容易與西方左派思想產生共鳴和親和感。盡管在國內官方的宣傳教育中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否定與西方左派各種批判理論完全不是一回事，但這并不妨礙一些留學生援后者以支持和加強前者，使其對前者的信念更加堅定。
左派主導西方知識界也只是一個表象，其深層原因在于，西方文明在戰后經歷了深刻的變化。對內，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進取精神和銳利性，不斷向非主流的勢力讓步、妥協；對外，西方文明也失去了自信，否定西方文明，肯定和拔高非西方文化成為風氣。任劍濤分析了英國“思想的鈍化”，但從文明的大視野來考察，“思想的鈍化”是文明走向的一個表征。他所指的“英國病”其實也是西方文明之病。西方文明本身出現的一些衰落跡象，還有其不自信的各種表現，都影響了八十年代的一些留學精英。在他們看來，這正好證實了他們在國內即堅信的對西方文明的判斷。所以，西方的各種后現代理論、社會批判理論和左翼思潮，都被他們援引來拼成其為中國所開的國家主義的藥方。那些持反西方立場的留學精英，其實對西方思想資源的依賴是最強的，他們拒絕的只是西方的主流思想傳統。
如果有了上述三種考察問題的角度，我相信，對留學精英在“摹仿建國”問題上的失誤的分析，可能會更深入一步。
來源：《讀書》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