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賭王案是當今中國的一個隱喻、一個非常典型的象征性符號。
在大地與公海之間往返的那條游輪“海王星號”，寓意某種形態的賭場經濟以及貨幣過剩帶來的資本漂流，也暗示中國金融系統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變成了“無根的浮萍”。如果把大地理解為民族國家的生產力實體，把公海理解為全球資本主義體制，那么“海王星號”就可以看作那些無限欲望的載體。
超級分利聯盟
可以說，“海王星號”的每一次航行都是投機對投資的沉重游擊，都在使資金持有者越來越擯棄作為主體的身份認同，遠離堅固的大地，駛往自由而虛渺的法外公海。如此反復下去，勢必造成國民經濟乃至社會秩序的價值基礎和結構的逐漸分離解體。但是，就在可能發生的大崩潰那一剎那，這條漂泊不定的賭船注定是要棄大地而遠去的。它絕不可能成為國人逃離浩劫的“諾亞方舟”。
實際上，這一公海賭船不僅缺乏對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試圖擺脫大地的羈絆，還構成了一片移動性不法地帶。在這里可以毫無廉恥地從事走私、洗錢、行賄、隱遁生意。
與此同時，“海王星號”也構成了一張特殊人際關系網的樞紐。在這里，以潮汕幫為核心，以流水般的貨幣為媒介，形成了包括前內地首富黃光裕、“南粵政法王”陳紹基、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粵浙原省紀委書記王華元、公安部原部長助理兼經濟犯罪偵查局局長鄭少東等在內的超級權力精英的分利聯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張關系網的特征：警匪交相滲透、互為利用。
賭博的經濟觀
從連氏家族及類似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資本在中國的原始積累過程以及權力與貨幣的共犯關系造成的“原罪”。他們的成功故事具有共同特征，這就是借助金融詐術來獲得巨額資金，借助暴力杠桿來壟斷交易市場。這樣的發展模式與亞當·斯密所設想的以土地、勞動及勤奮生產和合法經營為堅固基礎，具有道德情操的“市民資本主義”體制風馬牛不相及，而更接近馬克斯·韋伯揭示的那種冒險的、缺德的“賤民資本主義”類型。
不言而喻，連卓釗式的商人們持有賭博的經濟觀。他們都在強權的政府、投機的金融、買空賣空的商業以及難以監管的海外交易犬牙交錯的地方，通過貨幣的來回操作而使自己的身價巨幅增值。
至于鄭少東們，更重視的是貨幣和權力的互補性、可替代性。一種變態的權力欲可以表現為貨幣崇拜，而貨幣可以使人滿足更大的、更無止境的權力欲。
在公海賭船上，權力與貨幣的反復混交，孕育出來的只能是個其丑無比的經濟怪胎：“流氓資產階級”。對這些人而言，為了達到壟斷經營和攫取利潤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可以借助黑社會來操縱競爭機制。換句話說，暴力就意味著暴利。
在他們互相之間也只存在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黑道上的人提供黑道信息，有選擇地滿足在白道上的人的職務需要。白道上的人泄露白道上的機密，有選擇地為黑道上的人通風報信、網開一面。這種毫無道義的分工關系甚至還通過政府人事的安排實現了“可持續發展”。
在“海上賭王”的身后，可以看到黑道的運作已經公司化、規模化的影子。在“南粵政法王”的政治人脈里，可以發現黑白兩道的相互滲透和跨境滲透已經達到極其嚴重的程度。不難想象，這條船再往前航行下去，就將是一個黑白完全顛倒的世界。
次級秩序的僭越
我們還不妨返回來，透過2007年秋天那場游艇會來觀察和分析當今中國的制度缺失。黃光裕之所以熱衷于這個“桃園三結義”的翻版故事，是因為他玩弄的資本騰挪術始終需要政府做杠桿，是因為他在土地和資本之間運作出來的數以億計的資金需要漂洗，是因為他在不斷陷入經濟犯罪指控之際需要高層保護。
連卓釗發揮的是媒介作用。他通過公海賭船這個靈活的、隱秘的交流平臺，把贓款與貸款聯系起來、把地下錢莊與境外銀行聯系起來、把黑道與白道聯系起來、把商界與政界聯系起來，進而在國家秩序之外形成了龐大而有力的次級秩序。
鄭少東與連卓釗的勾結起初是因為權力。鄭需要黑道信息和涉事官員信息，而連可以有選擇地滿足這種需要，并以此獲得庇護。在這里警匪互相利用也互相滲透。鄭少東與黃光裕之間是權錢互動。黃想花錢買屏障，鄭想花錢買穩定，也是一種互惠關系。黃連鄭三者之間信任的基礎卻在于傳統的地緣關系，這就是他們選擇離故鄉最近的海域作為密談地點的原因。
可想而知，如果中國政府對市場不享有任意指手畫腳的超強權力，那么私營企業以及商人向官員行賄的動機就會大幅度減弱。如果任何財產的所有權都獲得法律制度上的可靠保障，那么“圈地”與“圈錢”之間的互動關系就不會如此畸形發達，有產者也不必紛紛在衙門里尋找自己特有的庇護者。
如果官員以擅自收取賄賂的方式來保護財產權和人格權的現象普遍化，就會主要在如下兩個方面抽空國家的價值基礎：
（1）稅收作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對價的屬性被歪曲、被消磨，國庫因中飽私囊的所謂“內卷化”機制而逐漸空虛；
（2）政府擯棄那種超然于各種利益集團或個人之上的中立性、客觀性，成為偏袒少數關系戶或行賄者的幫辦，進而蛻化成某種勾結型政府，完全喪失道義根據。
在這樣的狀況中，國家秩序的存在形態與黑道幫派的規則以及相應的次級秩序之間的界限就會越來越模糊、越來越混淆不清。
樹立法制權威的起點
要從根本上打破超級分利聯盟，必須完備包括產權保護、稅務法定、財政透明、司法獨立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并使規范的執行合理化、去人情化，并按照法治原則嚴格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
倘若壞事也可以變好事，在我看來，南國賭王案能變成的好事就是為中國加強規范剛性、樹立法制權威提供了一個最沒有爭議的契機。
概而論之，公民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因為法律具有正當性。這種正當性往往需要舉出理由加以論證，而關于善、正義以及公平的說理過程難免摻雜傳統文化的影響、意識形態的因素、利益集團的博弈等，有可能使得法律的效力相對化。但在有些方面，法律制度為解決單純的調整問題而存在，其強制約束力是不證自明的客觀需要。正因為存在這樣公認的調整功能，所以必須樹立法制權威，用以統一步調、避免混亂和沖突。例如嚴格執行交通規則，無非明確人們的行為方式，從而改進道路秩序、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像這樣為了調整社會步調而嚴格執法，不會引起對錯之爭。因此，交通規則是最容易剛性化的，應該成為樹立法制權威的起點。同樣不容討價還價的邏輯也存在于反腐敗的執法行為。
公海賭船上進行權錢交易的罪惡是如此觸目驚心。警匪勾結、黑白串通對社會公共秩序的危害也的確令人不寒而栗。法律在這里舉起正義之劍，當然毋庸置疑。倘若制度在這里也不能立威立信，那么人民就將面對更徹底的無法無天！
來源：《財經》第3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