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古訓：言多必有失。它告誡人們少說話，否則容易出漏子，甚至釀成大禍。即使心知肚明，即使義憤填膺，最好的處世哲學也是莫言。
河南省政協常委趙克羅近來因在微博上批評南陽平墳運動而“栽了跟頭”，不僅被指“給河南及南陽造成嚴重負面影響”，而且還丟掉了下屆政協委員和常委的“烏紗帽”。他在公開懺悔書中稱：“原以為省政協常委有權對政府進行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看來我是太天真太幼稚啦，自己太把省政協常委身份當回事啦。”隨后他甚至發出“遺書”。
為什么在微博上對平墳運動表達點不同意見，就會招致這樣的結果呢？
試想一下，如果趙克羅沒有政協常委的身份，就是一個普通公民，他在微博上反對平墳運動的后果會如何？可能什么事情都不會發生，當然也可能受到當地權力部門的警告、拘留甚至勞教的處罰——正如過去幾年在重慶“黑打”時期發生的故事。
相關規定的確賦予了政協“建議和批評”的權利，譬如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政協有“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民主監督意味著“對國家憲法、法律和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通過建議和批評進行監督”（第二條）。
該章程第五條還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密切聯系各方面人士，反映他們及其所聯系的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工作提出建議和批評。”第九條亦提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組織委員視察、參觀和調查，了解情況，就各項事業和群眾生活的重要問題進行研究，通過建議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國家機關和其他有關組織提出建議和批評。”
不過這些條款中的“民主監督”或者“建議和批評”，主體都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這樣的組織，而非政協委員個人。
章程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則直接涉及政協委員個人：“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的單位和個人，有通過本會會議和組織充分發表各種意見、參加討論國家大政方針和各該地方重大事務的權利，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工作提出建議和批評的權利，以及對違紀違法行為檢舉揭發、參與調查和檢查的權利。”
到底該如何解釋這一條的內容？“通過本會會議和組織”限定了后面提到的三種權利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么，政協委員個人“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工作提出建議和批評”的行為，就只能“通過本會會議和組織”來進行，意即政協委員不能通過會議和組織之外的方式自行提出建議和批評。
相反，如果“通過本會會議和組織”只是限定了第一種權利，而沒有限定后面的兩種權利，那么，政協委員個人是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提出建議和批評的。不難看出，此條規定容易產生歧義。
不過，1995年通過的《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支持政協委員通過其他方式提出批評的權利，其第四條提到，民主監督的主要形式包括“委員視察，委員提案，委員舉報或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評和建議”。
趙克羅通過微博對河南平墳運動的批評，沒有理由不算“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評”。雖然一些人可能不喜歡微博，但它是一種合法的傳媒形式和言論平臺，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
既然如此，趙克羅的行為并無不當之處，他不過是在履行自己作為政協委員的民主監督職責而已。然而，這并不能確保他的政協委員和常委的職務不受影響，因為這種職務是由政協“協商邀請”或者政協常委會“協商決定”而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趙克羅確因微博言論而失去了下屆政協委員和常委的資格，也難以找到救濟的渠道。這個問題的解決，要求政協章程發生制度性的變化，要求政協委員自由選舉產生。
在很大程度上講，趙克羅的遭遇和懺悔受到輿論普遍關注的原因在于，網絡言論尤其是批評言論為何屢屢受到壓制。雖然《憲法》第三十五條確認了公民的言論自由，但因言獲罪、因言被勞教、因言被停職的案件和事件頻繁發生，令人不寒而栗。趙克羅的政協常委之身份，客觀上作為一種保護，還可讓其在發布言論后免受勞教之苦，但是其政治前途或遇阻或終結。
一些官員目無憲法，無視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動不動就鉗制公民的言論。殊不知，任何試圖控制言論的行為，往往適得其反。趙克羅的例子表明，爭取言論自由可能要付出代價。但相對于被沉默的恐懼，付出這種代價是值得的。實際上，天下沒有免費的自由。
來源：《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