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現代大學精神，是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1980年代，現代大學精神還不曾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更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的公眾議題。任何時代思潮的形成，均是當下現實生活的反映。現代大學精神，重新成為引人關注的時代話題，源于中國大學的現實狀態。近2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成績有目共睹，但何以人們極少正視中國大學的成績，而對其負面影響極其關注？客觀評價，近10年來，中國大學一再成為世人詬病的對象，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大學的發展道路，遠離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經驗和心理期待。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以后，大學作為一種常態社會制度，重新回到了中國社會中。但作為一種職業制度，中國大學在整個1980年代并沒有像今天這樣吸引知識精英。也就是說，在職業的意義上，當時中國大學的地位不高，教員的社會地位也不高。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觀察，至少當時的社科院系統、省及國家部委的政研室系統、新聞出版系統、作家協會系統等，其社會地位不但不在大學之下，而且在職業的意義上，可能還要高于大學。1980年代中國社會的知識精英，并不完全集中在大學，甚至可以說，多數還不在大學，比如李澤厚、劉再復等人。由當時的社會運動來觀察，大學的影響似乎還在社科院、新聞出版及作家協會系統之下。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改革進程的變化，其他知識精英的職業空間多數萎縮，而大學的空間不斷擴大。一個明顯的事實是，1980年代社科院系統、省及國家部委的政研室系統、新聞出版系統、作家協會系統的精英，有相當一部分選擇回到大學，大學一家獨大的格局，在1990年代末基本完成。當這個格局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的基本職業空間以后，中國社會對大學的期待自然也就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如果說1980年代，中國大學還沒有完全回到社會中心，那么到了1990年代末，這個過程已經完成。
1980年代，在長期封閉環境下，突然打開國門，中國社會呈現一種熱情高于理性的狀態。中國知識分子在經歷了長時期物質和精神雙重壓抑后，突然感覺新時代開始了。因為中國大學有10年時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學生(其間工農兵學員制度的形成、各類短期培訓班的建立，也對突然出現的人才短缺起過正面作用，但這還不能視為正式的大學制度)，突然出現的人才空缺狀態，要完全恢復常態，其實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個人觀察，這個過程大約有近20年的時間，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大學對教員職業資格的博士學位要求，大體是在2000年稍后完成的，當然這個過程伴隨中國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張。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高等教育用了近20年時間，才恢復到了一個常態社會對大學制度的基本需求，大學的一般制度建設、教員待遇以及學術評價體系才基本完成。當大學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的一般歸宿時，社會對大學精神的期待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
現代大學精神所包括的一般內容，已是社會共識，比如自由精神、獨立思想、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學術和政治分離等等。按常理判斷，一種早已成為社會常識的價值，還時時為人重新提及，一定是在抽象理論和具體實踐關系之間出現了問題，這就是中國大學當下的現實處境。在抽象意義上我們不但肯定現代大學精神的基本價值，而且在正式的法規、文件和一般宣傳中，也時時在提倡現代大學精神，但在真實的大學生活中，我們又不能切實感受到現代大學精神帶給校園生活的活力，這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困境。大學制度，在當下中國的現實中，不是一種可以脫離中國現實政治制度的獨立體系。在這樣的現實處境中，我們重提大學精神，更多是一種理想追求和心理期待。
我們的困境是真實的，不是虛幻的。改革開放后，隨著大量對外交流活動成為中國大學教員的常態生活，他們對西方大學制度，不是僅有知識了解，而是有真實生活感受。當這樣的知識背景和生活閱歷成為中國一般大學教員的基本素養后，他們對當下中國大學制度的感受，也就可想而知。同時，還有一個更為直接的歷史經驗在不斷喚醒他們的記憶。
中國現代大學的歷史，在近百年中產生了兩個傳統：一個是1952年前中國現代大學的傳統；一個是1952年院系調整后的中國當代大學傳統。
1977年中國恢復高等教育后，大學一度思想活躍，出現過短暫的生動活潑局面，但我們必須清醒意識到，新時期中國大學的短暫思想活躍，是在思想解放大時代背景下出現的，當時中國大學對現代大學精神的自覺追求意識，還沒有覺醒，至少在制度層面，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大學還是以延續十七年時期形成的中國大學傳統為基本特征。
中國現代大學傳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觀念層面：教育獨立。表現為校長身份與官員的嚴格區別。當時的《大學組織法》明文規定：大學校長不得由官員兼任，“大學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簡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在中國早期大學制度設計者的理念中，教育獨立觀念已深入人心。1937年，胡適在廬山談話上就多次說過，教育獨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學校校長或董事長。1945年，蔣夢麟做了行政院秘書長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勸他必須辭掉北大校長一職，在這些大學教員的觀念中，大學校長絕對不能由官員兼任。2．制度層面：主要體現為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并存為一般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特別重要的是私立大學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國人和教會可以在中國辦大學，這是一種開放的世界眼光。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學校規程”中就明文規定：“凡私人或私法團設立之學校，為私立學校，外國人設立及教會設立之學校均屬之。”1929年7月，國民政府制定的《大學組織法》明文規定，除了國立大學以外，可以設立私立大學，“由私人或私法人設立者，為私立大學”。對于這些大學，教育部一視同仁。而且對于辦得好的私立大學，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撥款補助，或者由教育部轉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員會撥款補助。3．操作層面：體現為尊重傳統教育資源，在此前提下完成中國傳統教育向西式高等教育的轉型。20世紀初，中國辦大學的人都很開明，他們出去一走，就能敏感把握世界潮流，使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型中呈現出很強的適應性，這是中西文化融合過程中較少障礙的一種轉型，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能夠迅速發展的基本前提。最早承擔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職責的，是傳統的士子，如北大校長蔡元培、南開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堂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和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他們都是科舉出身。以上三個方面，可視為中國現代大學傳統的核心價值。
1952年院系調整后形成的中國當代大學傳統，也體現出三個重要特征：觀念層面：教育完整體現政黨意識形態；制度層面：公立大學的絕對壟斷地位；操作層面：長時期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
在中國大學的兩個傳統之間，毫無疑問，中國現代大學傳統提供的不但是現代大學理念，更多的是歷史經驗。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大學彌漫懷舊情緒，稍有歷史的大學，基本正面肯定了以往的教育傳統，特別是西南聯大在抗戰期間的表現，更成為現代大學精神中的生動典范。而中國當代大學傳統，現在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蘇式教育模式雖然已完全退出了中國大學體制，但它造成的深層影響還不可能完全消失。今天談論現代大學精神的人，在一般傾向上偏重于向后看，也就是更注重從中國現代大學傳統中吸取營養，而從中國當代教育傳統中接受教訓。比如人們常說的教授治校，在中國現代大學傳統中就不是一句空話。當時大學的組織形式一般是董事會、教授會和評議會三部分。像清華大學，董事會的主要職能，主要是負責推舉校長候選人和管理學校財務等大事，成員由教育部和外交部聘任，任期三年，任滿后每年改聘三分之一，董事不能兼任本大學校長和教職員。教授會由學校全體教師組成，主要負責課程、學生訓育、考試等與教學、學術相關的事務。評議會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教授會選舉出的代表組成，主要負責制定學校預算、科系的建立和廢止以及學校各種規程等事務。在清華校史上，這種制度非常成熟，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現實經驗。至于在教學上，留給教員的空間則更大，沒有統編教材，課程設置好大體范圍之后，教員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學術專長選擇教材，教授的講義通常就是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沒有統編教材，教授就必須學有專長。清華這套制度，肯定受美國大學制度的影響，但當時社會普遍認同教授治校這個現代大學的通則。行政在大學中并不主導一切，因為學校最重要的是教授和學生。而近年來中國大學的“行政化”現象，卻成為社會輿論批評的主要焦點，“去行政化”成為追求現代大學精神時必議的話題，而這種現象的產生不是孤立現象，它是中國當代大學傳統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
中國現代大學傳統中，在教員講課自由方面，本來也有非常好的傳統，但統一教材、統一課程、統一評估的學術評價體制完成后，教員就很難有個性了。現代大學教育不同于中學教育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自由和個性化，教員的風格不同，學術背景不同，學術興趣也就不同，這在大學里都是極正常的事，教員講授自己研究心得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中的普遍風氣，也是中國現代學術繁榮的標志。中國現代大學傳統中，大學校長的來源，也體現現代大學的胸襟，這個問題解決得好，才能真正落實教育家辦學，而不是官員辦學。中國現代大學傳統中，遴選校長從來是社會聲望優先。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發布命令由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當時還在美國，但這個任命歷來沒有爭議，可以判斷為是眾望所歸。
中國當代大學傳統中，開始注重大學校長的政治傾向，但初期也還是非常在意校長的社會聲望，如北大校長馬寅初、復旦校長陳望道、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等。雖然時代變革后，學者的社會聲望明顯有了意識形態色彩，但看重學者社會聲望本身的傳統并沒有立即改變。這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國現代大學傳統向中國當代大學傳統變革中，也積累了一定的正面經驗，而且在事實上傳承的非常自然。可惜現在大學校長遴選的制度設計中，看重社會聲望的傳統基本消失了。
今后中國大學的發展，無論如何要面對既成的歷史遺產，在兩種大學傳統交織在一起的現實中，如何既面對現實，同時又能從傳統中選擇有利于中國大學未來發展的經驗，吸取歷史的教訓，這既考驗我們的智慧，更考驗我們的良知。
來源: 《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