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在發展問題上，總要提醒地方，要慢一點，再慢一點；而由于城市之間競爭壓力等原因，地方政府都想要快一點，再快一點。
□一些在改革開放前20年曾經釋放出巨大活力的要素，如經濟制度和企業管理，在這個10年里對于城市競爭力增長的貢獻卻始終在低位徘徊。
□看誰能更好地讓農民變成市民，這是中國能否長治久安的基礎，也該是下一階段城市之間競爭的主要方向。
一篇關于城市競爭力的文章，讓一個市長失眠，又讓另一個城市緊急開會，這讓作者倪鵬飛有些始料未及。
那是2002年，博士畢業剛剛一年的倪鵬飛在《經濟日報》發表整版文章，對全國24個城市進行了以“城市競爭力”為主題的點評。其中提到了東北的大連和哈爾濱，卻沒有省會城市長春和沈陽。
不久，在一次市長論壇上，一位來自長春的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對倪鵬飛抱怨道：“您這個東西把我們市長搞得幾夜睡不著覺啊！”鄰居沈陽動作更快，據說市政府專門召開研討會，討論“究竟沈陽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我不是那個意思，因為樣本量有限，所以只選了24個，不選沈陽是因為有了大連，不選長春則是因為有了哈爾濱，絕對不是說這24個城市就是最好的。”倪鵬飛趕忙解釋。
如今，這個“城市排行榜”已經囊括了全國294個地級以上城市，其中既有北京、上海、香港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也有七臺河、石嘴山這樣人口不足百萬的小城，甚至包括遠在寶島臺灣的基隆。影響城市競爭力排名的指標，也不再是簡單的GDP，而是以許多因素作為基礎，既含有人才、科技、資本、基礎設施，也包括了城市獲得的國際專利申請乃至擁有的跨國公司數量等。
到去年為止，這份名為《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的研究已經做了整整10年，并于2005年獲得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倪鵬飛的身份早已變成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
“關于中國經濟奇跡的解釋，有人歸功改革開放，也有人說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而我認為中國經濟活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城市之間的競爭。”倪鵬飛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中國的城市化是21世紀改變世界的兩股重要力量之一
11年前，中國還沒有像模像樣的“城市排行榜”。那篇文章讓剛進入中國社科院工作的倪鵬飛有了“一夜成名”的感覺，“接了很多來自地方政府的電話，上榜的特別高興，說這個文章寫出了真實情況。當然，沒被寫進去的比較生氣”。
很快，社科院出版社的一位領導便找到他，鼓勵他出版以城市競爭力為主題的藍皮書。“他非常敏感，說這個肯定行。”倪鵬飛回憶道，領導怕他“中途撂挑子”，還在合同里注明每年都做。
本來，這位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的研究方向是政治經濟學房地產專業。倪鵬飛清楚地記得，當時全國只有一個城市經濟學博士點，學界談論“國家競爭力”或者“企業競爭力”的很多，以城市為單位的研究則鳳毛麟角。
但對于一個帶有幾千年農業社會烙印的大國來說，城市的崛起早已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將中國的城市化稱為21世紀改變世界的兩股重要力量之一。2011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占到了總人口的一半之多。而在改革開放初期，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生活在城市。
倪鵬飛親歷了這場歷史性的巨變。剛考上博士那一年，他的導師被調到天津市政府任職，接手的研究項目以天津市城市建設發展為主題。倪鵬飛也轉而研究城市競爭力，后來的幾年時間里，他先后到上海、深圳、珠海等城市進行調研，并在1997年完成了博士論文。
“得出兩個主要結論：上世紀90年代影響城市發展的要素第一個是資本，第二個是思想觀念。”倪鵬飛隨口念起了當時盛行的順口溜，“解放思想，黃金萬兩。”
他解釋說，當時城市競爭力比拼的核心是招商引資的能力。一個細節就是“迎賓路”的興起——隨著機場的普及，很多城市都有一條連接機場高速或者直接連接機場的迎賓路，這條路往往是整座城市最為寬敞、布置最為精心的馬路。
這一現象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學家張五常在昆山考察發現，為了數額只有200萬美元的投資，蘇州好幾個地方搶得厲害，“只要愿意去，什么條件都可以”。那是這位國際學者第一次看到這種“你死我活、過癮精彩”的地區競爭。
不過，倪鵬飛認為，早在改革開放之前，地方政府就存在某種意義上的競爭。無論是河南興起的公共食堂，還是山西誕生的“大寨模式”，這些后來被歸咎為導致經濟決策失誤的實踐，最初都是地方實踐被政治運動綁架的產物。
而關鍵的轉折點是1994年的稅制改革。在財政分權后，增值稅和土地租賃收入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而這兩者都取決于地方經濟的增長。“中國城市在財政和立法上擁有驚人程度的自治，這甚至超越了美國。”清華大學倫理學和政治學教授貝淡寧將城市之間的競爭視為一件好事。
倪鵬飛記得，和其他國家的學者討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時，他總要再三強調：“在我們國家，中央政府在發展問題上，總要提醒地方，要慢一點，再慢一點。而由于城市之間競爭壓力的原因，地方政府都想要快一點，再快一點。”
排名要比對方高，就覺得評價是客觀的，如果低，就認為評價是不客觀的
倪鵬飛至今還記得，在他博士畢業那一年的全國“兩會”上，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徐匡迪明確提出要提高上海市綜合競爭力。兩年后，倪鵬飛選擇將第一份《城市競爭力報告》在全國“兩會”期間發布，結果在新浪網首頁掛了一個星期。
其中，最吸引人們眼球的還是“排行”。當時的榜單中有一項排名以商業文化為評選要素，結果東莞排在了北京、西安等城市前面，一時不滿聲四起，“大家都覺得古都肯定更有文化啊，但我其實講的是商業文化，是重商的觀念。”后來，倪鵬飛到東莞考察，一個政府官員評價他的書“洛陽紙貴”，“你這本書就放在我車里，經常看，我從香港才買到的”。
地區間的“瑜亮情結”同樣很明顯。“比如青島和濟南，杭州和寧波，要比對方高，就覺得評價是客觀的，如果低，就認為評價是不客觀的。”倪鵬飛記得，在當時的綜合競爭力榜單里，深圳排在了廣州前面，結果一家廣州當地媒體的記者專程到北京采訪他，“問我怎么看公平不公平”。
更強烈的反響發生在東北。當時，那里的幾座主要城市正處在國企改革的陣痛之中，經濟狀況不佳，在榜單中的排名并不靠前。“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排名都是按照人口、工業產值或者行政級別來，這種以城市經濟活力作為依據的排名體系顛覆了很多人的認識。”倪鵬飛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隨著考察城市的不斷增加，影響因素也會有所改變，他曾經將環境污染作為一項負外部性指標納入考核，結果不少原來排名靠前的城市“嘩啦就下來了”。
“后來各地都在盯著，你不發還不行。”倪鵬飛記得，每年的報告發布后，有些地方政府的政研室還會專門做一個解讀。上海世博會那一年，《報告》里有一段內容提到香港，指出“內地和香港的距離在縮小”。結果香港媒體“好像特別喜歡放大不足”，逼得當時在上海的曾蔭權親自做出回應，表示要“積極改進”。
去年，《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迎來了第10個年頭。在《報告》中，倪鵬飛和他的團隊回顧了新世紀第一個10年中國城市整體崛起的發展路徑。研究結果顯示了不少積極的變化：在基礎建設、開放度對城市競爭力的貢獻呈下降趨勢的同時，政府管理、科技、人才的貢獻度則在不斷提高。在倪鵬飛看來，這意味著隨著外資紅利的消失與城市基礎建設瓶頸的突破，城市競爭力的影響因素正由硬條件向軟實力轉變。
同時，一些富有現實意義的結論也浮出水面：
比如，盡管“生態城市”、“宜居城市”近年來在各地叫得響亮，但它對城市競爭力增長的實際貢獻排名，卻從2002年的第9位下降到了2011年的第11位。
又比如，一些在改革開放前20年曾經釋放出巨大活力的要素，如經濟制度和企業管理，在這個10年里對于城市競爭力增長的貢獻卻始終在低位徘徊。
還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成為千城一面的奮斗口號，但《報告》通過對294個地級以上城市的全要素生產效率的考察發現，綜合技術效率顯著提升的僅有三成。
這些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
更值得玩味的結論是：以城市領導任期為橫軸，城市競爭力為縱軸，倪鵬飛的研究團隊得出了一條倒V型的曲線。這意味著，在任期之初，城市領導人會不斷推動城市競爭力的提升；但越過拐點任期后，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提升就不太顯著。
在倪鵬飛看來，這是因為官員們習慣以投資作為手段解決城市發展問題——這是在短期內將經濟水平提高的最有效方式。他認為，某種意義上，這正是城市產業結構提升過慢的癥結所在。
令倪鵬飛感到擔憂的事情不止于此。10年前，他十分推崇“浙江模式”，甚至堅信這是中國“誕生偉大企業的必經之路”。如今，剛從浙江考察歸來的倪鵬飛無奈地說，浙江的民營企業已經8成涉足了房地產，其中不乏“雅戈爾”這樣的名牌企業，而不搞房地產的企業則被視為“傻帽”，“這就導致了嚴重的資源錯配，好的資源都進入到這個領域去了，大家對創新就沒有動力了”。
而從更長遠的角度觀察，倪鵬飛在《報告》里專列了一個段落叫做“過去10年中國城市化的模式難以持續”。
“過去幾十年的城市化講經濟增長，講工業化，所以需要外地的勞動力，但它僅僅需要的是你的勞動力，并不是需要你住在那個地方，享受那個地方的醫療和保障。”倪鵬飛說。他在《報告》里列舉了這樣兩組數字——盡管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達50%，但是完整意義上既在城市就業又在城市生活的城市人口僅僅達到33%；過去10年城市人口增長0.5倍，但是建成區面積增加了1倍。
在倪鵬飛看來，這些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
如今，倪鵬飛正在開發一套全新的城市競爭力評價體系，他計劃把評價區域從市轄區改為全市，還準備將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均等化程度作為評價因素。
“看誰能更好地讓農民變成市民，這是中國能否長治久安的基礎，也該是下一階段城市之間競爭的主要方向。”倪鵬飛舉起手中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說。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