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無論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基本都會向未成年公民開設類似國民教育的課程，目的都是使得學生在既有體制下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在很多國家，這種教育是貫穿在各相關科目中的，如歷史、地理、哲學，而有些國家則是把它單獨列為一門課程。在法國，承擔這項職責的是中學里的“哲學”課程。
在法國，哲學是所有高中生的必修課，也是高中畢業會考的第一門必考科目。學生只有通過了這門考試，才有機會進入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學習。法國中學的哲學課程，從內容上講非常廣泛，不僅僅局限于哲學的某一個或者某幾個分支，而是以各個不同的概念為中心進行展開。
這些中心概念涉及面很廣。學生一般第一個接觸到的概念是“良知”。其后包括“他者”、“語言”、“邏輯與數學”、“人類學”、“技術”、“藝術”、“法律”等等，都是需要教授的核心概念。在教學過程中，老師會圍繞一個概念主題，給出各著名哲學家的經典論述，然后在課堂上帶領學生分析這些經典論述的內在邏輯；也會結合自己的理解對這些主題進行旁征博引的解釋；還會經常要求學生通過作業、課堂陳述、討論等方式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總之，在法國，中學哲學教育的任務更多地是教會學生如何去“哲學地思考”，而不僅僅是哲學知識。
哲學考試的形式也不是機械地死記硬背，而更多的是一種開放式的論述題，要求學生運用所學，就某一個問題闡釋自己的理解。不存在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但是回答過程中的邏輯清晰與否、思考深度有沒有，都是重點的考察對象。例如剛剛過去的2012年全國高中會考哲學考試題目就包括這樣幾個問題：“所有信仰都違背理性嗎？”“沒有國家我們是否會更加自由？”“工作，是否僅僅為了有用？”第一道題目是讓學生思考人的信仰與現實理性是否發生沖突；第二道題目顯然是考察學生對“無政府主義”以及“現代科層體制”的看法；而最后一道題目則是希望學生可以在“功利主義”以外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
法國中學哲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對社會問題進行理性思辨的能力，同時也是形塑一種對于現代社會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它也體現了一定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核心表現在對現代民主制度的維護上。比如，筆者隨便翻開一本比較通用的哲學教材，發現其中引用最多的都是那些被稱為現代主義哲學大師的學者們。康德、黑格爾、笛卡爾、盧梭是最常見的名字，而其中又以現代哲學的奠基人——康德的名字出現次數為最。相比較而言，那些哲學上的“前現代”或者“后現代”大師們，則幾乎很少出現在課本里。例如當代西方對于自由主義哲學批判最為猛烈、倡導“哲人王專制”的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在這本哲學教材里就一次都沒有出現過。
這樣的哲學教育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筆者也就此與一位高等師范學校的哲學畢業生進行了交談。她認為“經過中學的哲學教育，學生們培育了人文精神，訓練了公民視野。他們在哲學教育中學會了獨立思考，發展了理性判斷下的批判自由，并以之關懷個體與世界、他人、自身關系的意義。他們會更習慣運用理性，以了解這個復雜世界的經濟、社會、文化、道德各面向的挑戰與取舍，并投身于各種型態的公民生活。哲學教育使他們擁有人文素養的同時更富有現代社會的公民關懷”。
當然，這位哲學高才生所描述的也只是一個理想狀態。任何教育都存在一種對于理想結果的預設，但是并不是都能百分百實現。但是總體來說，法國中學的哲學教育還是比較能體現其特點的。
現實生活中，它對社會秩序、社會價值的形塑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與“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盛行的北美社會相比，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社會則更多了一些對于思想文化的重視。法國人可能并不熱衷于吃喝享受，但談起文化、思想來卻充滿了興趣。法國人一般也把公領域的道德與私領域分得比較開。公共討論中，很少見到有人會以質疑他人發言動機的形式來駁斥他人的發言內容的。也幾乎不可能出現諸如某人有了婚外情，其所主張的公共政策就必然會遭到反對的現象。說來也蠻有趣，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當政十余年，一直有情婦，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法國歷史上最被尊敬的總統，這在很多國家是難以想象的。
就連法國人喜歡闖紅燈、愛逃票也被認為是哲學教育的成果之一。因為哲學教育既然是啟迪人的思維的，那么培養出來的必然不是法制框架內的“順民”。任何人在遵守一個規則之前，都會先思考一下：我為什么要遵守這個規則？這不是說法國人都愛違法，而是說法國人的立法和守法更多地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所以，年輕時就接受了哲學教育的法國人，思維比較開放式，不因循守舊，對于新鮮、抽象的事物也樂于理解和接受，社會政策與絕大多數國家相比都偏向“理想主義的左派”。說哲學塑造了法國的國民性，某種意義上講也不為過。
為什么會有今天的中學哲學教育？這與法國的啟蒙運動傳統和大革命的歷史都有著深遠的關系。發源于法國的啟蒙運動所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在一個“祛魅化”的現代社會中，人如何尋找自己的定位，如何與他人、與社會相處；國家、法律等一系列社會制度的職能又是什么。它希望能夠借助人自身的理性力量，而不是神意或者領袖人物的力量來完成這些思考，進而自發有序地組成一個現代社會。作為啟蒙思想家的盧梭就認為：教育要符合人的天性，要對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教育方式，這樣才能培養出自由生長、身心調和、不受傳統束縛的“自然人”。這些都為現代社會的公民教育提供了價值源泉，而今天法國的哲學教育正是傳承了啟蒙運動的使命。
另外，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法國現代社會制度的最主要源泉。法國的革命歷程非常曲折，其間經歷了各種“革命”與“反革命”的循環、也有各種“專制主義”、“無政府極端主義”等政治形態的交替。1789年的革命雖然推翻了貴族統治的等級制度，但是也把“群眾革命”這頭嗜血的猛獸徹底喚醒了。隨后發生了一系列的起義與政變。往往在舊的集權制度被摧毀以后，正如托克維爾的分析，由于人們在心智上的不成熟，無法通過思考找到中央集權與私人自由之間的龐大空余應該如何安排，使得集權體制得以復辟。在經歷了上百年的紛繁動亂之后，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非理性的恐怖和構建穩定社會秩序的必要。但是歷史已經證明了：想構建穩定的社會，光有制度建設還不行，只有個人理性意識的全面啟蒙，才是我們所謂的那個“現代社會”能夠持續的基礎。
雖然從拿破侖時代起，哲學就進入了法國中學的課堂，但是直到1808年才成為高中會考的科目之一，但當時哲學課堂的內容跟今天還有些差別，主要以知識說教為主，目的是更好地維持統治。1840年，法國公共教育部長、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家庫贊提高了哲學在中學教育中的地位，并通過作文考試的形式來鼓勵學生進行自由的思考和表達。逐漸地，在政治趨于穩定的第三共和國時期，也就是思想家涂爾干生活的年代，法國一方面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在中學教育中確立了通過教授哲學進而達到形塑現代公民社會的目的。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法國中學的哲學教育就為人們展示了國民教育的這樣一個側面。與一些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國民教育相比，法國的國民教育不是直接地告訴學生什么是對的，更不會告訴你什么是絕對正確的，而是將分析、思考的工具——哲學——教授于人，讓人自己去把握如何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
來源：中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