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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的比較政治研究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主題，那就是精英自律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這種“忽視”是現代政治科學乃至整個現代社會科學去道德化的自然后果。通過考察從近代到當代幾個典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轉型以及其后的治理，我們可以發現，在精英自律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政治發展就較為成功；反之，政治發展就較為失敗。這種探討提醒政治研究者，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運行需要具備一定品質的精英發揮積極的作用。比較政治研究需要從忽視德性的潮流中走出來，花更多的精力從事精英文化、尤其是精英品質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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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比較政治研究；政治轉型；民主質量；精英自律；德性 |
將德性與政治分開是現代政治科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受此影響，在比較政治發展的研究中，德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從而給優良治理的解釋留下了一個黑洞。在一個國家，現代民主平穩地出現，然后又優質地運行，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非西方國家更是如此。制度決定論者難以解釋人們遵守制度規范的背后動機，理性選擇論者解釋民主失敗比解釋民主成功似乎更有說服力。民主制度作為一項特殊的公共物品，它的建立和運行都離不開人的能動性，尤其是精英的能動性。離開精英品質的作用，就難以解釋優質民主的出現和運行。本文試圖通過近代和當代政治轉型的一些案例，對這一主題做一啟發性的探討。
精英自律與民主質量的關系
在比較政治發展的研究中，學者們的興奮點從民主條件轉到民主轉型，再轉到民主鞏固，人們的困惑也隨著發生轉移。以前較多的困惑是：民主條件似乎具備了，為什么民主轉型沒有出現；后來較多的困惑則是：民主轉型似乎完成了，但為什么民主鞏固不了。根據林茨和斯特潘的定義，一個鞏固的民主意味著大多數國民，包括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認可了民主政體，不會采取重要的反民主行動，并習慣于服從民主政體下的法律、程序和制度。 [1]然而，現在的問題是，一個似乎鞏固的民主也可能是一個低質的民主，會產生大量的腐敗、混亂和低效。這種短期看來所謂鞏固的民主也有可能最終崩潰，或者長久地處于治理失敗當中。因此，上述作者警告性指出：“在美國，有影響的自由理論家有時會過于單純化，魯莽地鼓吹完美的民主政體。在這種背景下，民主的勝利不僅不能號召，而且很危險……更多的研究必須致力于考察實際存在的民主政體的多樣性。最重要的是，新的政治計劃，以及研究努力必須致力于改善鞏固民主的質量。” [2]這個民主質量問題是以前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學者所忽視的，他們寧愿將民主與治理質量切割開來。如亨廷頓所說，“通過選舉產生的政府也許是無效率的、腐敗的、目光短淺的、不負責任的，也許受特殊利益的主宰，不能采取符合公益的政策。這些特征也許讓這些政府不受歡迎，但不能改變它們的民主性質。民主只是一項公共優點，而不是唯一優點。” [3]
然而，如果人們認識到自己追求的民主可能是充滿上述弊端的民主，他們還會有追求的動力嗎？一些學者開始認真反思那種偏狹的民主思維，尋找內涵更豐富的民主。
考察民主質量，離不開民主所賴以生存的土壤，尤其是文化的土壤。在半個多世紀的比較政治研究中，圍繞政治文化生產了一些經典的作品，譬如說阿爾蒙德對五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帕特南對意大利南北地區公民信任網絡的研究等。阿爾蒙德與帕特南的研究實際上就是關于政治文化與民主質量的關系問題。為什么這個問題那么重要呢？政治研究者們有個大的共識，那就是民主制度不足以自行于天下，它需要人來運作，而運作民主制度的人是有著各種不同觀念和心理的人，正是這些不同的觀念和心理造成了民主運作的不同效果。阿爾蒙德開創性的貢獻就是通過經驗調查的方式，區分了三種不同類型的政治文化，認為在積極參與和消極服從之間取得某種平衡的公民文化是穩定而有效的民主過程的保障。 [4]阿爾蒙德盡管主要以西方國家為案例來研究政治文化，但這項研究的重要目的是給那些非西方新興國家提供參考，讓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認識到培養民主文化的重要性。阿爾蒙德的研究強調的是公民與國家之間的文化，帕特南的研究則強調公民與公民之間的文化，認為公民之間形成相互信任與合作的網絡，或者說建立在共和美德基礎上的公民共同體增加了代議民主的良好績效。 [5]
然而，這種對公民文化的研究相對冷淡了一個重要的傳統命題，那就是政治人口分為精英部分和大眾部分。如果說大眾部分的文化對民主起著重要的作用，那么精英部分的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更加重要，因為他們才是政治生活中不斷作出政治決定，或對政治決定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群。如果公民德性是重要的，那么精英德性在某種程度上更加重要。
其實，我們又回到了亞里士多德的命題：不管是哪種政體，如果統治者能夠照顧共同的利益，那就是正常的政體；如果只照顧自己的利益，那就是變態的政體。 [6]也就是說，統治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統治者的德性。這個傳統命題被現代政治學所拋棄，因為據說現代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德性和政治分離，現代民主的一個重大成就就是通過選舉、分權等制度，實現了將統治者關在籠子里的愿望，迫使他們關心被統治者的福祉。看到了這一成就的政治學者達爾給民主下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定義：“民主是普通公民借以對領導行使相對強的控制的過程。” [7]這個定義本身意味著，現實民主的前提是少數人在統治多數人，而不是相反。在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前提下，多數人所可能追求的目標只是對少數人的控制而已。在現代國家，這種民主控制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呢？熊彼特給出了經典的解釋，“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爭取做決定的權力。” [8]有學者稱只能行使這種同意權的人民為“半主權的人民” [9]。盡管人們想盡辦法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增加對少數人的控制，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這種控制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政治精英的很多行為仍然游離在這種控制之外。那種關在籠子里的說法是一種夸張了的說法。更清楚一點說，政治精英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脫離民眾的控制，脫離制度的控制。然而，脫離民眾和制度控制的精英行為并不必然是放縱的行為，他們還有自我約束的一面，這種約束對于民主的良好運行是至關重要的，也是被當代民主研究者所忽視的。
精英為了公共目標而對自我欲望進行約束的行為可稱為“精英自律”，它既是一種德性的現象，也是一種制度的現象。將精英組織起來加以訓化的制度，尤其是一些傳統的和團體的制度對精英自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制度與現代民主并不是沖突性關系，相反，它們可以為現代民主的良好運行提供強大的支持。譬如說，西方的教會制度，在訓化精英、保持德性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但現代政治學，就像現代經濟學一樣，對這種前現代文明中的制度常常不屑一顧。現代政治學所描述出來的現代民主體系存在著一般人難以察覺的漏洞，大家迷信現代制度的力量，其實，如果沒有另外的東西約束著政治精英，現代民主體系會是一個混亂不堪的體系。德國學者希爾施認為，現代西方自由社會能夠正常運行，是因為它“還根本不是完全世俗化了的，完全以利益為導向的社會。事實上，它們賴以生存的是別人的資本，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與前工業化社會的德性遺產” [10]。向非西方國家傳播現代民主的人，大多是將西方社會肌體的某些器官切割下來，推銷出去。非西方社會引進這些器官時，產生各種排斥性反應也就不奇怪了。要克服這些排斥性反應，就需要尋找非西方社會支持優質民主的良性因素，精英自律就是其中之一。精英自律包括兩項內容：一項是消極的，就是不利用權力竊取已有的公共物品，也就是保持廉潔；另一項是積極的，就是奉公有為，努力提供新的公共物品。下面主要就前一項內容進行比較。
近代歐洲政治轉型中的國王—貴族自律
西方各國的民主狀況歷史上差異很大，質量有高有低。長期以來，人們有一個共同的印象：英美的民主質量較好，法意的民主質量較差。尤其是英國的民主質量，長期受到學者們的稱贊。至于其原因，有很多種解釋，典型的就是阿爾蒙德從政治文化的角度所做的解釋。他認為，英國政治文化實現了公民積極角色和消極角色之間的平衡，而且這種平衡有點兒傾向于臣民的、依從的一面。 [11]然而，為什么英國公民比較順從精英的權威呢？如果精英缺乏自律，是放縱的一群人，那么這種順從是難以維持的。在西方國家中，英國精英的自律品質是比較高的，但這種品質并不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產物，而是該國傳統的產物。
15世紀的英國學者福特斯鳩認為，英國擁有足夠的財產殷實之人，他們擁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免受他人權力干擾來為共同體的利益而獨立行事，而且他們與周圍的鄰居密切地互動，保持了誠實的品格；相反，法國那些擁有巨大權利和財富的人通常不是親密地生活在一起。 [12]英國精英群體，包括上層貴族和中間層紳士，在近代以前就形成了為公共利益而承擔責任的意識。 [13]無論在國家治理還是在地方治理中，這種意識都實實在在地發揮著作用。
英國精英群體的品質在向現代民主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關于英國現代民主制度的開端，人們容易想起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常見的觀點是認為當時一些貴族為了自身利益，設計了個圈套逼迫國王妥協，滿足了保護貴族特權的要求。然而，一位深入研究大憲章事件的學者J.C.霍爾特則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最讓人驚訝的是，1215年抵制國王的那些貴族并不是作為追求個人目的的封建武士集合，而是代表同一個共同體，而且他們從國王那里索取到的寫進《大憲章》中的約定保護了教會和社會中廣泛的權利和自由，而不僅僅是自己的利益” [14]。
從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代以前的英國所成長起來的自由意識，是一種有德性的自由意識，它逼迫那些精英為了共同的利益而承擔責任。這一點在法官身上充分體現出來，自由和權利意識要求“法官必須不考慮個人因素，根據法律而不是根據自己的意愿和貪欲來進行裁決” [15]。
英國議會常常被奉為現代民主發展的標本，然而，如果沒有那些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仍然關注公共利益的議員們的小心維護，英國議會是否會像法國那樣，墮落為專制腐敗的機構還很難說。輝格黨的觀點仍然具有說服力，他們認為國會要為政治共同體的整體利益負責，議員們在這里不只是尋求權利，更是履行義務。托馬斯·史密斯在《盎格魯共和國》中指出，“國會成為整個王國的縮影，它讓大英聯邦為追求公益而行動”，貴族、主教和平民“在那里提出建議，進行協商，并說明什么對于共同福祉是最好的，是必要的”，“這里沒有人能夠抱怨，而必須學會發現這是正義的、好的，并遵守之。” [16]追求公益既要不屈從于上層的私利，也要不屈從于下層的私利。1774年，愛德蒙·伯克當選為議員后對選民發表了著名的演講，重申了輝格黨人的觀點，認為議員應該根據公共利益而進行獨立的判斷，不應該屈從于選民。“你們的議員所虧欠你們的，不僅僅是他的努力，而且有他的判斷；如果他為了順從你的觀點而犧牲他的判斷，他就是在背叛你，而不是在為你服務。” [17]
與近代英國貴族相比，近代法國的貴族們則是較為墮落的一群人。這并不是說英國貴族不自私，但他們在自私的同時，不忘以務實理性的態度對待公共的利益。而同時期的法國貴族則以浪漫游戲的態度談論著官職的買賣和荒淫的生活，而且這種事情是由國王帶頭干的。腐敗的精英只能成為專制的奴仆或工具，近代的法國印證了這一點。
法國精英的墮落與國王的腐敗式治理有關。在中世紀末期，法國地方精英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法國精英并非天然地比英國精英缺乏德性，他們在等級會議上也能夠為國家公共利益辯護。1375年法國三級會議上一位主教的發言可以證明這一點。“他說，近來國王和王國管理得很糟糕，整個王國和它的居民不知怎么都出了許多麻煩，特別是鑄幣的減輕和改動戰爭，同時對國王從人民那里得到的金錢的管理和支配也很糟；這些資金中有相當數額往往給了不該得到它們的人。主教說，所有這些事情都是經過財政大臣和其他人，以及另一些曾在過去遏制國王的人的勸告而做的。主教進一步說，人民不能再容忍這些事情；為此，他們共同商議，下面提到的官員……應當被逐出所有的王國官署。” [18]然而，法國精英這種批評王室官員的機會是很少的。國王為了贏得這些地方精英的合作，就通過交易的方式給予他們一些好處，如退休金、恩賜、對政府開支的自由裁量權等。這些精英似乎滿足于這些好處，他們沒有像英國貴族在大憲章事件中那樣通過約定的方式，照顧到中下層的權利。法國等級會議的作用也沒有英國國會的作用大，1327～1458年，英國國會4年中至少有3年開過會；但同時期的法國等級會議，5年至多有一年開過會，而且此后會就開得更少了。 [19]經常開會的議會是保持精英自律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 在國王與貴族之間，如果缺少了公開的論壇，那么，公共的利益就難以在決策中彰顯，私下的溝通只能充斥著私利的算計。公共的職位變成私人謀利的手段，這一點在法國表現得最為徹底，而且非常地公開化。國王為了解決財政緊張問題，就公開地將各種職位標價出售，購買者可以將職位再出售，可作為抵押物。而且，國王為了得到更多的資金，就不斷地創設新職位，或對舊職位重新議價。 [20]這種職位買賣徹底毀滅了法國精英的政治德性。
盡管英國和法國都發生了革命，但結果有很大的差異，英國革命保存了政體的靈魂，法國革命則失掉了政體的靈魂。這個靈魂就是政治德性，它是轉型時期維系精英與大眾合作的重要精神基礎。當精英徹底把它拋棄時，大眾也會把精英拋棄。然而，拋棄了精英的大眾如果不能生產出同樣的德性，照樣會帶來政體的混亂，盡管這種政體叫民主政體。這是贊賞和批評法國大革命的人們容易忽視的一個命題。
英國革命最終實現了妥協，這個妥協的關鍵不是實現了利益和權力的平衡，而是保存了政治德性，保持了精英與大眾互動的連續性。
這是值得我們今天重新審視兩次革命的重要視角，它會讓我們認識到，優質的現代民主政體不可能在德性之網的徹底瓦解中，在不知羞恥的腐敗墮落中安全地建立和運行。以國王為首的法國精英自己撕碎了德性之網，結果真的在洪水滔天般的革命中被民眾拋棄，但革命后的法國沒有辦法在短期內重建德性之網，導致現代的法國在很長的時期內，都在低質民主的狀態中運行。
近代東方政治轉型中的皇室—士族自律
歐洲近代的政治革命很快傳染到東方，類似的政治邏輯也在東方上演。如同熱衷于比較英法近代政治轉型那樣，學者們對中日近代政治轉型同樣充滿興趣。這兩個文明古國都是被迫向西方敞開大門，又被迫啟動政治革新。然而，革新的結果迥然不同，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局面。學者們通常把日本明治維新當作成功轉型的案例，而把中國清末變革當作失敗轉型的案例。
對于后發現代化國家而言，照搬英國既成的政治架構，模仿其開放的政治過程是有問題的。日本在最初的政治轉型中，其實都是在新的條件下，通過建海軍、辦實業、興教育、聚民智等手法，鞏固皇室的權威，立憲、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在中央集權的前提下，用來聽取民意、化解分歧的手段。蕭功秦借用日本政治學家清夫信郎的話說，明治維新是一種“偽立憲的絕對主義”政治，“就是在立憲名義下，來增加天皇為首的中央的權威，而決不是分散它的權力” [21]。蕭功秦批評當時中國立憲派的知識分子不學習日本這種通過自上而下的立憲來建立現代的中央集權，而學習英國式自下而上的立憲來分割中央的權力。其實，這種指責有夸張之嫌，康有為的立憲盡管相對激進一點，但仍然把鞏固皇室權力作為頭等目標。但清朝皇室與日本皇室相比，政治自律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腐敗成為公開的常態。就像法國國王帶頭公開腐敗一樣，慈禧太后也是如此，一個公認的事實就是她為了修建頤和園而挪用海軍經費，爭議的只是挪用的數目與手段。 [22]一個比較可靠的數據是，“從光緒十一年（1885年）四月起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止的十年中，整個三海大修工程的經費總額約為600萬兩，其中從海軍衙門經費中挪用436.5萬兩。” [23]
幾乎在同一時期的日本，發生了截然不同的事實。明治天皇為了建立強大的海軍，拿私家的錢來用作海軍經費。1887年7月，天皇發布諭令：“朕以為在建國事務中，加強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從國庫歲入中尚難以立即撥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茲決定從內庫中提取三十萬元，聊以資助，望諸大臣深明朕意。”日本天皇發揮了表率作用，諭令一發激發了全國精英階層，華族富豪競相效仿天皇，紛紛解囊捐款，不到三個月，捐款超過103萬。 [24]
這兩項事實對于中日近代政治轉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比較意義。日本通過天皇的表率作用保持精英的政治自律，并將這種自律轉化成推動現代化的強大力量。中國通過慈禧的表率作用惡化了精英的政治自律，并聽任腐敗放縱行為阻礙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歷史學界多從中日戰爭的角度來看待這種比較的意義，而忽視了這種自律的差異對近代政治轉型的關鍵作用。蕭功秦將日本現代化的成功歸結為中央集權，似乎日本舉國上下，包括知識分子都支持中央集權。其實不然，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權也遭到士族的反對，他們接二連三地發動武力抗爭，維新功臣西鄉隆盛就于1877年發動了一次大規模士族反抗戰爭。另有一些知識分子如板垣退助則開展“自由民權運動”，主張設立民選議院，要求分割中央的權力。在這種背景下，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次年，日本國會正式運作。日本國會將民間不滿力量成功地納入體制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天皇為中心的政治精英形成了相對自律的文化，內聚力比較強。這一方面可以抑制中下階層的不滿和反抗，另一方面也對中下階層起到了很強的示范作用，從而達到了上下同心的效果。也就是說，以現代化為目標的精英自律文化產生了擴散效應，普及到了中下階層。日本政治制度盡管跟英國不一樣，但實際上在復制著英國式的成功，那就是通過精英自律帶動大眾自律，從而為現代化所釋放出來的物質欲望和自由沖動的大潮筑起了一道防波堤。在政治層面上說，就是讓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行進在自我約束的軌道上。
但日本的精英自律與英國有明顯不同的地方，日本精英都生活在高度等級化的秩序之中，他們的自律是以等級服從為基礎的，其自律的首要條件就是對上的忠誠。而英國精英自律盡管也有等級制的背景，但比較多地建立在自主互動的基礎上，其重要的平臺就是議會。議會是英國的一項傳統制度，早期議會與東方的朝廷會議差不多，是君主的咨詢機構。后來的發展導致其自主性和平等性成分不斷增強，精英在議會中平等爭論，從而發展了一種去等級化的公共德性。建立在這種德性基礎上的精英自律與日本的精英自律就有了非常不同的含義。這就是日本的精英自律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但沒有帶來進一步的政治民主化的原因，并在特殊情況下走向了軍國主義政治。
當代政治轉型中的政黨自律
上面的比較中，無論是英法，還是中日，“精英自律”中的精英都是傳統精英，他們的自律機制也是以傳統制度為基礎的，其共同的特點就是以君主為核心形成精英互動的機制。其自律的動力源自皇室，然后通過不同的傳播機制在精英中擴散開來。然而，在當代，尤其是二戰之后，在戰爭和革命的沖擊下，這種自律機制土崩瓦解，一種新的自律機制在傳統的廢墟中得以形成，那就是政黨自律機制。 現代民主理論主要關注政黨之間如何競爭，以及為了競爭獲勝，政黨是如何動員大眾和整合意見的。現代民主就是通過大眾在政黨間的選擇而約束精英的行為。政治發展的比較研究也重點關注政黨競爭的自由、公開、公正的程度，而忽視了政黨在培養和選拔精英、促進精英自律方面的差異。
這種差異對于二戰后走向現代化的新興國家來說尤其重要。這些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與西方國家有著非常大的不同。西方國家現代政治發展走了一條“社會造國家，國家造政黨”的道路，而很多非西方國家現代政治發展則走了一條“政黨造國家，國家造社會”的道路。后面的“政黨”與前面的“政黨”在功能上有著本質的不同，它承擔著打造一個全新國家的任務，而前面的政黨則主要是起著表達和整合社會某部分人口利益的任務。擔負打造新國家任務的政黨是一個具有強烈使命感的政黨，它們對成員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是要把該社會最優秀的分子吸納進來，加以培養，不斷補充到各種政治崗位上去，通過他們的帶頭作用，達到改造國家和社會的目的。
這種改造黨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決于政黨自身的素質，而關鍵內容就是政黨自律的水平。在以現代化為目標的政治發展過程中，那些自律程度高的政黨無一例外地比自律程度低的政黨要表現得更為成功。
這個成功指的是政治發展方面的成功，它一方面讓政治發展過程不至于出現大的混亂，另一方面它能夠在民主化之后保證和提升民主的質量。
前面講到，日本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的精英自律機制起了關鍵作用，不過，日本戰敗之后，這種自律機制面臨轉型或重建問題。日本人有效地通過一黨獨大的體制將這種自律傳統在自民黨內保存了下來，實現了精英自律傳統與西方民主體制的創造性對接。日本戰后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雙贏，這種新的精英自律機制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自民黨內派系林立，每個派系都有自己的利益，但一旦這些派系認識到一種清晰的國家利益，它們就會在這種利益面前達成共識。這種基于國家利益的共識生成機制是精英自律的關鍵內容。
無獨有偶，同是東亞文化圈的新加坡也實現了精英自律傳統與西方民主體制的有效對接。在英國留學的李光耀學到了英國政治文化的精髓，那就是精英在競爭過程中都要保持對國家的忠誠。這種忠誠是通過自律的傳統得以保持的，所以，英國的反對黨被稱作忠誠的反對黨。李光耀看到了這種文化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互通性，他認識到法治民主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了高素質的精英來運作，法治民主就會流于形式，國家就會失敗。
新加坡的精英自律之路在非西方國家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和示范意義。李光耀吸收了來自中國的兩個傳統，一個是“選賢與能”的老傳統，一個是“群眾路線”的新傳統，并通過他西式法律的頭腦將它們予以制度化。李光耀建立的選拔賢能的制度與列寧式政黨內部培養選拔制度不一樣，這項制度主要是從社會中發現和選拔人才，類似中國古代的察舉制。那些在社會各行各業做出優良業績，品行端正，得到民眾認可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動黨選進黨內，再通過政黨的理念和紀律加以培訓，成為自律程度非常高的政治人才。為了保持政治精英與國民的密切聯系，李光耀受到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的啟發，通過制度化的方式保證人民行動黨的黨員定期地與選民面對面地溝通，回應他們的訴求，解決他們的問題，接受他們的監督。因此，新加坡打造了現代政黨自律的新傳統，這種自律首先是政黨精英的自覺行為，同時它也是一種攤在陽光下、融于社會中的制度化行為。通過這種新自律機制的建設，新加坡打破了權力集中易生腐敗的魔咒，能夠在充滿物質誘惑的現代化過程中做到這一點，尤為不易。
現代民主的根本是一套分配利益與權力的規則，但如何保證國民遵守這套規則呢？現代民主的發生和鞏固過程總是離不開精英的作用，那些制定現代民主規則的人需要帶頭遵守這些規則，但有什么力量保證他們做到這一點呢？如果說靠現代民主規則來保證，那就進入了雞生蛋、蛋生雞的死結。其實，這個答案就在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文明規則最先是由少數賢能之士制定，并帶領其他民眾遵守的。新加坡用現代的方式詮釋了這個傳統的道理，好的民主統治是從好的精英統治那里自然地演變過來的。
臺灣地區的民主發展部分地說明了這種演變過程。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其統治狀況總是與“腐敗”、“獨裁”、“混亂”等詞匯聯系在一起。孫中山建立國民黨本想通過打造具有現代政治觀念的優秀精英團隊，通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來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主的事業，但國民黨在戰爭環境下，沒能打造起這樣一支優秀的團隊，內部的分裂與腐敗嚴重，最后被國民拋棄。蔣介石說，國民黨是被自己打垮的，這個判斷沒有錯。
到臺灣后，國民黨決心吸取大陸失敗的教訓，進行整黨。蔣介石總結了國民黨脫離民眾、派系內斗、不能團結、喪失黨德等缺點，表示要不惜犧牲感情與顏面，徹底改造。 [25]1950年7月，國民黨公布了“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這次整黨運動歷時兩年多，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整頓國民黨組織，重新建立了基層組織，從臺灣本地吸收了新黨員；二是進行思想教育與訓練，學習共產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傳統；三是整頓黨員隊伍和公營企業黨的組織，主要任務是清除腐敗、純潔隊伍。
這次整黨運動一方面是為了建立忠誠于蔣介石的新隊伍，另一方面也增強了國民黨的自律，其目的是要杜絕大陸時期的腐敗風氣，以免危及國民黨在臺灣的生存。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腐敗積習太深，舊的已去，新的又來，但與大陸時期相比有較大的改善。
蔣經國在加強國民黨自律方面比蔣介石做得更好，他年輕時到蘇聯經受過艱苦環境的磨練，在廉潔奉公和堅強意志方面是一般人難以比擬的。蔣經國生活樸素，深惡腐敗，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經商，規定各行政部門停建辦公用房、嚴禁公款吃請、官員不得出入娛樂場所。他對于國民黨的一大貢獻是按照自己的標準打造了一支自律性比較強的執政團隊，保存了國民黨的元氣。國民黨在失去政權后沒有垮掉，并能夠在八年之后重新執政，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蔣經國，歸功于國民黨的自律。
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最初是學俄國的，然而老師的命運沒有學生的好。國民黨兩次失去政權，卻浴火重生，再次成為執政黨。蘇聯共產黨失去政權后則徹底邊緣化，這不完全是新政權打壓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民的選擇。1991年8月，葉利欽下令禁止蘇共活動時，國民沒有起來保衛蘇共，查封蘇共各級黨委沒有遇到一次有組織的抵抗。對此，中國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盡管立場不同，但有一個看法是共同的，那就是蘇共干部群體的特權腐敗導致了國民的厭惡甚至仇恨。干部群體的特權腐敗到勃烈日涅夫時期出現了制度化、系統化趨勢。據一位俄國學者的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5%。“這樣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反對任何涉及對自己特權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動地遏制蔓延全黨、全社會的腐敗，那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腐敗之手，貪婪地攫取著屬于人民所有的國家財富，而蘇共對特權階層從很少遏制，到不打擊，再到庇護甚至縱容，結果導致了這一毒瘤在自身肌體上迅速發展蔓延。” [26] 蘇聯政治轉型的決定性因素不一定是蘇共腐敗，但轉型后的劣質治理則是蘇共腐敗的后續效應。最后，葉利欽選擇了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出任總統，也算繼承了蘇共的一點遺產。普京通過集權方式和強力手腕扭轉了局面，這種局面的可持續性仍然依賴于以他為首的執政團隊的自律。普京本人在自律方面為俄羅斯國民所稱道，如果這種自律能夠逐漸形成一種穩定的精英文化，那么俄羅斯民主質量的穩步提升是可以預期的。
精英自律在傳統政治中起作用，在政治轉型中起作用，在轉型后的民主政治中仍然起作用。本文特別探討了精英自律在政治轉型中的作用以及對后續治理的影響。這種探討首先是提醒向現代民主轉型的國家、民主還未鞏固的國家以及民主質量不高的國家，需要重視精英自律的作用，需要根據本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來提升精英的品質。其次是提醒比較政治研究，乃至提醒整個現代政治科學研究要將德性拉回研究的中心。二戰以來，比較政治研究的主流是發展主義，但這種研究忽視了傳統德性在發展中的作用。起初，研究者想當然地認為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是公共精神主導的、是熱心為人民服務的，但事實證明，很多國家的領導精英是自私的、貪婪的、掠奪成性的，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服務于自己及其親友和同伙的利益。 [27]民主政治不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它是一件人工制品，需要人們投入精力把它做好。在制作民主的過程中，精英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一個國家的精英群體如果沒有發展出克己奉公的自律文化，這個國家就很難制作出優質的民主產品。對于中國的比較政治研究者來說，我們不能亦步亦趨地研究政治文化，而要花更多的精力研究精英自律如何對民主質量產生影響。這是一項繼承中西方偉大傳統的研究，也是探索未來優質民主的研究。在這種研究中，中國人會重新發現自己傳統的價值，并因為這種價值而在政治上感到自信。
注釋:
[1] [2]胡安·林茨、阿爾弗萊德·斯特潘.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6、479-480.
[3]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10.
[4] [11]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西德尼·維伯.公民文化.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541、541.
[5]羅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14-215.
[6]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33.
[7]達爾.民主理論的前言.北京：三聯書店，1999：4.
[8]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395-396.
[9]E.E.謝茨施耐德.半主權的人民：一個現實主義者眼中的美國民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114.
[10]轉引自米歇爾·鮑曼.道德的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9-30.
[12] [13] [14] [15] [16] [19] [20]轉引自菲利浦·T·霍夫曼、凱瑟琳·諾伯格.財政危機、自由和代議制政府（1450-1789）.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25、9、54、15、257、287.
[17]A.H.Birch.Representation.London：Pall Mall Press Ltd，1971：39.
[18]波齊.近代國家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51.
[21]蕭功秦.二十世紀中國的六次政治選擇.領導者，2007（16）.
[22]鄒兆琦.慈禧挪用海軍費造頤和園史實考證.學術月刊，1984（5）.
[23]葉志和、唐益年.光緒朝三海工程與北洋海軍.歷史檔案，1986（1）.
[24]舟欲行、黃傳會.龍旗：清末北洋海軍紀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87.
[25]楊樹標、楊菁.蔣介石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522.
[26]李瑞琴.腐敗對原蘇共的毀滅性影響.紅旗文稿，2009（11）.
[27]Howard J.Wiarda.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Harcourt Brace & Company，2000：146.
來源：《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