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繪十七世紀威尼斯風物的畫作，畫中的景物包括大運河銀行和總督官邸，該畫作者為Leandro Bassano
14世紀初，威尼斯是歐洲最富裕的城市。它經濟的核心是“伙會”，是股份合作公司的一種基本形式，他們為貿易遠征隊提供經費。伙會的光輝之處在于它向新進入者開放，允許具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和資助商船航行的伙會商人共擔財務風險。
威尼斯的精英們是（這種模式的）主要受益者。像所有的開放經濟一樣，他們的（開放經濟也）是動蕩的。今天，我們認為社會流動是個好東西。但是如果你處于社會的頂層，流動也意味著競爭。在1315年，當威尼斯這個城市共和國處于其經濟勢力的鼎盛時期，上層階級沉湎于他們所擁有的特權，發行Libro d’Oro，亦即“黃金寶典”（Book of Gold）——一部貴族們編制的官方登記冊——來停止社會流動。如果你的名字不在上面，那么你將不能進入統治集團。
這種政治上的轉變，早在20年前就已經開始。它是如此具有打擊性以至于威尼斯人都稱它為關閉條例【La Serrata】，不久之后這份政治上的文件開始影響經濟層面。在統治集團的控制下，威尼斯逐漸切斷新進入者的商業機會，最后，伙會被禁止。統治階級的精英們不斷攫取他們自身的短期利益，但從長遠的角度看，關閉條例的是統治階級滅亡的開端，更廣泛來說，是終結威尼斯繁榮的起點。到了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它1330年所擁有的還少。在17和18世紀，歐洲的其它地區開始崛起，威尼斯則繼續萎縮。
威尼斯興衰的故事在經濟學家達龍·阿森莫古（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的著作——《國家為何衰亡——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中被論及。威尼斯的故事佐證了他們的論點——一個國家的興盛或者衰亡，關鍵看這個國家的管理機構是普惠性還是榨取性的。在壓榨性的國家里，統治階級的精英們的目的是從社會的其他部分榨取盡可能多的財富。而普惠性國家則會給予每個人獲得經濟機會的渠道；通常來說，更多的普惠性帶來更大繁榮，而更大的繁榮又為更大的普惠性提供激勵。
美國的歷史可以被看做這么一種良性循環。但正如威尼斯的故事所昭示的，良性的循環也可以被打破。從普惠性體系中發家的精英們可能忍不住要抽掉當初讓他們爬上社會頂端的梯子。最終，社會變成了壓榨性的，經濟也會失去活力。
那是一種被馬克思所預言的未來，他說資本主義本身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種子。而這正是現在美國所面臨的危險——占總數1%的精英們脫離大眾，追求一種加大二者鴻溝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議程——最終摧毀締造美國繁榮以及讓這1%先富起來的開放體系。
上層和其他人之間的社會尤其是教育裂口在不斷加大，你會發現美國社會正在逐步走向封閉。美國社會中的底層和中層正在不斷遭受侵蝕。在學校里，這些苦苦掙扎的家庭的孩子們已經被遠遠拋在后頭。
經濟學家指出，中產階級的苦惱很大部分是全球化和技術革新的造成的。文化可能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自由主義作家查理斯·穆雷（Charles Murray）在他最近一本關于白人工人階級的書中將中產階級空心化的原因歸結為富人群體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背離以及舊式職業道德的盛行。
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是面對美國社會日益加重的分歧，占總數1%的富人不能逃避他們應負的責任。不平等加劇的背后就有經濟的力量在驅動，但正如奧巴馬總統的前預算科科長彼得R.奧爾扎格（Peter R. Orszag）所告訴我的那樣，公共政策加重而不是緩解了這種趨勢。
當“勝者全拿”的經濟模式讓那些處于社會頂端的人獲益時，他們的稅負也在減輕。當工會的合法權利正在弱化，反對他們（指“財團”）的理論依據被財團資助的智庫無情地駁倒時，（公共政策）對高層薪資水平的容忍度正在加大。在50年代，那些處于收入分配頂端的人的邊際所得稅稅率飆升了90%——一個甚至會讓今天的民主黨人退縮的數字。與此同時，在2009年度的400個最為富有的納稅人中，有6人完全沒有繳納聯邦所得稅，27人只交了10%或者更少。沒有一個人的稅負超過其所得的35%。
從歷史的觀點上看，美國社會擁有比歐洲更高的社會流動性，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將這種經濟的開放性看作是這個國家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但是近期的幾項研究已經表明：在當今美國，一個人若要擺脫其所出生的階級，難度要高于歐洲。加拿大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Miles Corak）發現：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加劇，社會的流動性會減弱——這種現象，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艾倫B.克魯格（Alan B. Krueger）稱之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
催生美國中產階級的受教育程度不再上升。超級精英們將社會資源無節制地用在他們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公立學校則嚴重缺乏資金。這是一種新的封閉。精英教育僅為社會上層階級所享有的趨勢越來越嚴重。比爾·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讓他們的女兒在專門的私立學校上學；我也是如此。
今年早些時候，我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采訪了布朗大學校長魯思？西蒙斯(Ruth Simmons)，一個哈佛出身的文學學者，他致力于讓更多的窮學生能夠進入布朗大學，但當我問及現在是否到了廢除靠馀蔭入學名校制度——這本常春藤盟校自己的“黃金寶典”時，他聳肩笑著對我說：不，我還有一個孫女。現在還不是時候。
美國的封閉表現出一種更為隱秘的模式：讓經濟規律的天平傾向有利于上層的那一端。如今，寡頭政治集團成員間的裙帶資本主義比威尼斯時代的更為隱秘。它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實現：
首先是將國家稀缺資源的控制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米特·羅姆尼說：“大約47%的人是靠政府供著的”——此言是相當荒謬的。事實是，處于社會頂端的人，尤其是處于經濟金字塔最頂端的那一小撮人——他們是最善于從政府那里攫取資助并讓其他人為其埋單的。
證據A是在兩黨在對待2008年華爾街救市的7000億救市款問題上采取聯立的政策。證據B是裙帶復蘇。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發現93%來源于2009至2010年度經濟復蘇的股利收入進入了前1%的最富有納稅人的腰包。而前0.01%最富有納稅人更是占有了這些額外收入的37%，平均每一戶家庭進賬420萬美元。
其次是裙帶資本主義的表現形式更加直接：他們獲得稅收特別待遇、貿易保護和政府津貼外加部門保護。企業這塊肥肉就像是兩黨合作烹調出來的一道菜：在當前的政府體系下，綠色能源公司和醫療保險公司已成贏家，而石油和鋼鐵公司則在喬治W.布什的掌控之下。
當權者變本加厲地加劇這一局面，其動因是不出人意料的。競爭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對我們全社會都有好處，但這對個體工商戶而言是困難的。沃倫·巴菲特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一樁真正偉大的生意一定要有經久耐用的護城河來保障其出色的資本回報率”，他在2007年給投資者的年度信函中這樣解釋道，“盡管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特點對社會大有裨益，但它排除了投資的確定性。”微軟曾試圖僅僅通過將競爭者排除在外的方式挖掘自己的護城河，但此舉遭到法院的制止。甚至連蘋果，這個開放平臺經濟的巨大受益者，也忍不住試圖將自己劣質的地圖應用程序強加給iPhone5的購買者。
商人喜歡將自己標榜為自由市場經濟的捍衛者，但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經濟學家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駁斥稱：“從提升現有商業利益的意義上講，絕大多數的游說集團是利商的；但是如果從培育真正自由和開放競爭的角度上看，他們不是親市場的。”
在19世紀早期，美國社會是這個星球上最平等的社會之一。“我們沒有窮人”，托馬斯·杰佛遜在1814年的一封信中吹噓道，“我們人口中的絕大部分人是勞動者；能夠不通過體力或者腦力勞動過活的富人很少，其所擁有的財產數量也適中。勞動階級的大部分人占有財產，在自家的土地上勞作、擁有家庭。（社會）對勞動的需求也使他們能夠從富人和有能力者手中獲得足以讓他們過的富足、穿得體面、適度勞作并供養家庭的金錢。
對杰佛遜而言，這種平等是美國例外主義的核心：“還有沒有其他的社會比美國更令人滿意的？”但這一切伴隨著工業化而改變。正如1932年羅斯福在聯邦俱樂部演講時辯稱的那樣，工業革命得以完成，多虧了“一群金融寡頭，沒人對他們的致富手段加以深究，他們獲得和生產成果成比例的尊崇，無論他們采取的是何種方式。”美國也可能需要有自己的強盜貴族；羅斯福說，對美國而言，“甜的苦的都要接受，不能只要甜的（經濟成果），不要苦的（不正當的致富手段）”。
但是隨著這些巨頭財富和權力的不斷累積，加之美國邊遠的自由地已經用完，它將面臨著自我封閉的危險。正如羅斯福所言：“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機會均等已經不復存在。”事實上，“我們正穩步走向經濟寡頭政治，即便我們現在還沒達到那種程度。”
今天的美國，極富者與普通人之間的鴻溝比鍍金時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大，這決非偶然�，F在就如同當年一樣，巨型財團謀求與他們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更大的政治發言權，他們對自身利益和公共福祉的混淆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危險。財閥在政治上的崛起，其諷刺性就在于，和威尼斯的統治階層一樣，他們正在威脅著締造他們的開放體系。
來源：譯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