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公共知識分子有那么多的缺點，且被一些人不加客觀分析地污名化為“公知”，中國當下的社會還是需要他們，理由有三：一是社會需要批判精神；二是民眾需要培育理性；三是改革需要共識推動。
沒有批判，就沒有進步。沒有批判，就沒有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體系。當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毫不留情地批判各種穿著馬甲的社會主義流派時，民眾突然認識到封建的貴族、僧侶、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德國的哲學家、空想社會主義者也能打出各種耀眼的社會主義旗號，魚目混珠。之后，民眾才意識到社會主義不只是口頭上說說那么簡單，還需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小心謹慎地觀察，分辨真假，才能知道哪些社會主義是符合多數人利益需要的社會主義。即使像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偉大思想家也需要被批判。哲學家李澤厚先生就曾對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推崇的“階級斗爭”思想產生了懷疑：“從古至今存在著階級壓迫、剝削和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和革命在某些情況某些時候，也的確是重要甚至主要的歷史合理演員，但畢竟馬克思夸大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一般的說，在日常生活和長期歷史進程中，階級合作和協調是更為顯著的方面。而且，馬克思的革命學說與他的基礎理論有邏輯上的缺失和矛盾。”很顯然，李先生的懷疑和理性批判對于中國人今天重新認識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體系很有幫助。再如，當美國人批判“水門事件”中的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性丑聞中的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以及羅姆尼批判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的政策時，都使民眾多了一種觀察美國政治權力運行邏輯的視角，有了這種批判，對于制衡權力、促進社會公平都有很大的價值。
要批判得好，必須有批判的武器--專業知識和縝密邏輯，而公共知識分子顯然有掌握這種武器的本領，因為他們有專業和邏輯的長期訓練。而且，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能在批判別人的同時，兼顧批判自己。例如，臺灣地區的龍應臺先生在《孟子和小科員》、《當權力在手》等文章中，一方面批判了權力的傲慢，另一方面又在批判自己擁有權力時違背公共精神的行為，這種批判與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公共知識分子成為社會良心最重要的理由。再如，如今的執政者也在大會、小會上反反復復地說“批評與自我批評”，雖然只是口頭上說得多，實際上做到得少，但他們也不敢否認批評的真正價值。用文化學者陳冠中先生的話說：“中國也必須存在公共知識分子，若沒有批判的聲音，那么中國這個準超級大國盛世的發展將是可悲的。”
要批判得好，得讓公眾明白，而公眾要明白，必須具備理性素養。這種理性素養絕不是在“保釣游行”中打、砸自己的同胞以及他們的轎車，絕不是抬出偉大領袖的名號回歸極“左”的政策路線上去，絕不是動不動就罵人、約架、暴力相向，它應該是在不同人物、不同事件中有多種角度的看法，應該合乎事物的本來面貌，合乎歷史事實，無論何種批判，何種意見，都應該持之有據、論之有理，遵循理性推理的基本邏輯。例如，在審判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的過程中，辯護律師的成員中竟然有美國前司法部部長拉姆茲·克拉克。如果用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判斷的話，那克拉克的行為屬于典型的“美奸”行為。但是，如果用理性的眼光去看的話，克拉克的辯護行為無疑符合現代社會所追尋的法治精神的要求。對此，克拉克自己說：“在我的熟人朋友里，沒有一個人批評我的做法，相反，我收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來信，說他們感謝我站出來，說薩達姆應當有一個公正的審判。”
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讓中國人遺傳了一種人情、倫理、道德基因，而少了一些科學理性精神，由此形成了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所論證的觀點：中國人重內向超越，而缺少西方人重外向超越的精神。由于普通民眾缺乏理性精神，公共知識分子就必須依靠自身的理性訓練和理性儲備向民眾源源不斷地提供、傳遞、引路，于是，公共知識分子就有了一種傳道士的責任和使命。只要公共知識分子能在傳道的過程中，堅持應有的理性，循著公平、正義的價值向前走，從道不從君，從道不從權，從道不從利（個人不合理的私利），那他們就有存在的價值。例如，在臺灣地區，陳水扁從一個民選的領導人到一個監獄的囚犯，就是在眾多公共知識分子追求正義、真理、法治的不懈訴求中實現的，而當地的民眾則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懲治腐敗案件中喝到了理性素養的甘泉。
需要指出的是，理性的批判，并不是一些人口中所謂的“罵政府”、“罵體制”行為。政府的行為、體制的運行需要民眾的監督，有了監督，就有了批判，而不是簡單的謾罵、攻擊和暴力威脅。罵是解決不了中國社會的弊端的，必須有理性的批判和理性的建議，中國社會才有良性運轉的將來。而有的人直接將理性的批判一概貶斥為“公知”言論，只能說明他的理性素養低下和暴力情緒的泛濫。
在公共知識分子積極參與的社會批判和理性呼吁下，民眾已經認識到中國社會到了不改革，必死亡的階段了。同時，改革的共識正在凝聚。在當下的中國，不論是執政者、企業家、非政府組織、媒體從業者、公共知識分子，還是普通的民眾，都在暢談改革的前途。這種共識有點像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的改革共識，即漸進地推動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民生，從政治到法治，從法治到憲政，逐步展開中國改革的歷史畫卷。有了這種共識，推動改革就有了民意基礎，而改革的步驟和措施就屬于技術操作層面上的問題了。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這種改革共識必將在正式的報告中有明確的文字表述，也會對未來中國改革的前行起到引路的作用。
今天，公共知識分子要甩掉“公知”的帽子，必須堅持在意見紛爭的市場中保持真我本色，做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所謂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告訴民眾應該做什么，必須做什么，也不是滿足民眾情緒化的心理需求，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對生活常識提出質疑、批判，審視現有明規則和潛規則運行的不合理、不合法之處，提出一些符合人文歷史潮流的觀念、思想，供大眾再熟悉、再批判、再建構，在相互之間理性批判的碰撞下，共同找到一條前行的路。
在判別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過程中，他所處的體制并不是提高或貶低他的存在意義的標準。比如，在體制內也存在胡適先生所說的那種“好人”，好的公共知識分子。在體制外也存在一些打著公共知識分子旗號的利益代言人。不要神化公共知識分子，也不要妖魔化、污名化公共知識分子，就事論事地看待公共知識分子的具體行為，可能才是中國人判別公共知識分子歷史作用的理性選擇。
來源：財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