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經歷，具有不可復制性，它既是一種磨難，
也是上蒼賜予我們的一筆寶貴的財富
祖母和祖父
祖母的特點就是喜歡說，喜歡嘮叨，這樣，肚子里郁悶、痛苦就能不斷地渲泄出來，
因而作為老病號的她，得以90歲高壽謝世
感情篤深的祖父祖母
在我祖父年幼的時候，很可能我們這個家族已經開始衰落了，所以曾祖父就給他起了“鴻興”這個名字，以希望家境能夠興旺一點。迫于經濟壓力，祖父在十二歲多一點時，就被送到上海城里一家工廠做學徒，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了。
祖母家姓蔡，原來也是一個小康人家，這從她名字“金英”中也能看出。但到她出生時，家道也已經破落，在她6歲時，就托人打聽誰家需要童養媳。恰好我曾祖母和她們家素有來往，看到祖母盡管穿衣很破舊，但長相還很端莊，就收留了下來。沒有想到的是，祖母后來不僅越長越漂亮，而且個子還超過了祖父。
祖母是否真心喜歡祖父，我不清楚，因為后來我問祖母這個問題時，她總是說：人家把我養大了，我能不嫁給他嗎？不過，祖父卻是真心喜歡祖母，一切事情都聽從她的，非常寵她。
每年休探親假時，不僅家務活全包，就是祖母的所有衣服也都是祖父洗的。這在重男輕女的那個舊時代，還是非常不容易的，足見祖父用情至深。
祖父原來在上海的一家香煙廠里做鉗工，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時每月收入為四個大洋，他說這點錢省著用，不僅可以養活全家，而且可以節省下一點，積蓄幾年還可以蓋間房子什么的。
我當時聽了，也沒有什么感覺。后來讀了大學，接觸到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收入，知道當時北大一個教授的月工資收入是三百多大洋，講師幾十塊大洋，就是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臨時工，也有八塊大洋的收入。這樣一比較時，才知道當時知識分子的收入是多么高啊！相形之下，工農聯盟家庭的經濟境況只是可以解決溫飽而已。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祖父還在上海。過了兩年，就業形勢不好，我父親找不到工作，祖父就將自己的工作崗位留給了兒子，和幾個朋友一起去了天津。從此，一直到退休，他就孑身一人，遠在天津工作，幾十年來上海、天津兩地奔波，人很辛苦。
祖父由于工作努力，表現突出，也擔任了廠里的一點小職務。一邊工作一邊讀夜校，文化水平大概達到小學四年級吧，可以給祖母寫信了。但因為祖母不識字，故寫來的信，都是由母親、嬸嬸看后轉述給她聽，我們孫輩上學后，就由我們代看代述了。其他內容不太記得了，第一句話是記得很清楚的，就是“金英吾妻，你還好吧……”
熱情的祖父和病弱的祖母
祖父個子瘦小，但精力充沛，性格豪爽，為人熱情，極講義氣，所以朋友一大幫子。他的熱情可以用一件小事來說明。我小的時候，有一次他帶著我到鎮上，在路上走著走著，突然他的身體像子彈飛出去一樣往前飛奔。等我反應過來時，他已經奔出去了二三十米。仔細看時，原來前方有一個人推了一輛自行車上橋，自行車上裝滿了東西，很重，快到橋頂時，推不上去了，僵在那里，很是危險。祖父奔過去就是要幫助他推自行車。
祖母原來身體還行，但可能干農活太過于辛苦，到四十多歲時身體就垮了，每天都要吃中藥，田里農活也干不了，只能做一點輕松的家務活。祖父盡管寵愛她，但一年也只有十幾天的探親假，平日照顧不到她。她的生活孤寂、心情郁悶這是常有的事。
好在她性格開朗，喜歡嘮叨，積壓在心里的苦惱能夠及時渲泄出來。我讀大學以后，每年暑假、寒假在家里看書、寫東西時，她就坐在我的身邊，和我嘮叨家里和村里的事，一件事也許要說上幾十遍、上百遍，也不管我是否在聽。上下午各嘮叨一遍，完事后就心滿意足地去忙她自己的其他事了。正是這種外向的性格，祖母最后也活到了90歲的高壽。
我的父親
懦弱的父親和堅強的母親，在23年的分居期間，
每年在一起的時間也只有短短的14天探親假。
下放回到農村
我父親小時候，因為身體單薄，干不了農活，到16歲時，祖父就把他接到上海城里，跟著自己學鉗工，當學徒。快學成時，剛好趕上上海解放，臺灣的國民黨和西方列強對中國內地實行封鎖，城里工作不好找，祖父就把自己的工作崗位讓給了我父親。父親成家后，在上海廠里工作，母親在農村干活，倒也太平了幾年。
但1958年“大躍進”以后的三年困難時期，城里商品糧不夠吃，農村第一線的勞動力又不夠。到1960年前后，不得已國家開始實行減員簡政，動員部分在農村有家屬，人民公社有地耕種、有農活可干的在職工人，尤其是黨員積極分子，帶頭回到農村勞動。
這一政策從1960年起，中央開始醞釀，到1961年開始實施。1961年全國減少了城鎮人口1300萬，1962年，又繼續減少1300萬。其中，除了部分家屬之外，70%以上都是在職職工。當時政府決定，1958年以后新進廠的工人就是重點動員回鄉的對象。父親雖然不屬于這一類，但因為我們老家在農村，祖母和母親都在鄉下，所以廠里的領導就不斷地動員父親回到鄉下去。
當然，這種回農村，即使在當時也是自愿的，并不太強迫。如果當事人堅決不同意，領導也沒有辦法、不再強求。當父親第一次領了表格，和我母親商量時，母親沒有同意，主要理由是父親身體單薄，人又瘦小，從來就沒有干過農活，不適合在農村生活。而他的鉗工技術，在廠里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是八級工，這是工人中最高的技術級別了。母親說，工廠才是你的家，你不要回來。
沒過幾天，廠里的書記、廠長又做父親的工作，說你是中共黨員，又是廠里的工會主席，你應當帶頭響應上級的號召，回到農村。實際上，我們幾個領導也都報名了，我們也都要回到農村去了，你考慮一下，帶個頭吧。父親想想，書記、廠長都報名了，自己再不報名，顯然不夠積極，與一名共產黨員的標準不符合。所以，就再次去報名，領了表格。這次他吸取教訓，不再和母親商量了。等到母親知道，父親已經辦完了全部手續，由廠里派人送回鄉下了。
“一點農活都不會”
母親為此事大哭了一場，也大鬧了一場。但事已至此，也沒有什么辦法。回到農村后，果然不出母親所料，父親一點農活都不會干，不僅身體吃不消，而且也沒有掙到多少工分，我們姐弟三人都在讀書，開支不小，家里的經濟捉襟見肘，出現了問題。
尤其是后來母親打聽到，父親廠里的書記、廠長，并沒有下鄉，廠一級的干部里只要有一個名額下鄉，上級下達的下放任務就算完成了。而父親作為工會主席，也可以算作廠級干部。得知這事后，母親更生氣，經常和父親吵架。而父親人很懦弱，只是拿個小凳子，默默無語地坐在墻角里，聽著母親數落，從不回嘴。
母親事后和我說，她和父親此后經常吵架，就是從這件事開始的，她主要怪父親在這么大的事情上沒有和她商量，而且人實在是太老實了，沒有一家人如何過日子的觀念。父親輕易放棄城里工作，回到農村，讓祖父也很失望，因為祖父去天津工作，就是為了讓我父親在城里有個工作，不致失業，可不曾想到最后還是丟了工作。
當然，母親吵架歸吵架，內心還是很心疼父親的。看他實在無法勝任農村的勞動，就建議父親發揮所長，以鉗工技術，做些手藝活，如自制煤油燈出售，幫鄉親鄰居修理鋁鍋，磨剪刀，修理鐘表，等等。這樣，父親就挑起了擔子，走街串巷，攬些小修理的活兒。掙到的錢盡管不多，但比單純干農活要好許多。
但這種日子畢竟辛苦，家里經濟也不見有大的起色，所以當1962年國家經濟形勢開始好轉后，上面下來政策，說像父親這種“下放工人”，在國家建設需要招工時，可以優先照顧。說是這么說，由于父親太老實，從來不肯去找生產隊和大隊領導說自己的事，故一直也沒有機會重新回城再就業。
拖到1963年，當時下來了一個去青海軍工企業（保密單位）的招工名額，一方面政治要求極為嚴格，一般的下放回鄉工人都不太符合這些條件，另一方面許多人嫌那里實在太遠，太艱苦，不太愿意去。這樣，大隊上想到了父親，把他報了上去。各方面條件都符合，父親終于離開了讓他傷心、郁悶的地方。
父親的企業，因為是保密單位，所以寫信、寄東西等，都是用多少號局、多少號信箱，我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過了兩年，父親又被調往四川廣元的深山溝里的一個軍工企業工作，聯絡方式也仍然是一串阿拉伯數字的單位地址。親戚們有時好奇，問他在里面做點什么，是什么工廠，他嚴守秘密，從來就不說。一直到他去世時，有一次我無意中講起此事，他仍然不吱聲，只說了一句，我向組織上保證過的，永遠不能說。
父親的艱辛和愛
父親身體盡管單薄，但原來體質還是可以的。然而，可能長期在深山溝里工作，新鮮的蔬菜吃得少，因為缺少維生素或其他因素，到50歲時，他的健康狀況就直線下降，又是冠心病、又是腸胃炎、還有肺氣腫。1985年，父親55歲，終于等來了可以辦理病退的機會，回到了上海。此時，我已經留在華東政法學院工作，弟弟也已經考上了第二軍醫大學。本來指望父親可以安享晚年，不幸的是，退休才過了5年，父親就因患癌癥去世了。
每每想到父親1963年去青海，1985年病退回到上海，和母親分居長達23年，每年只有14天的探親假可以和家人團聚，年紀不大又離開了我們，真的是很辛酸。他在廣元工作時，回上海的火車要走兩天兩夜，軟、硬臥票不用說了，就是硬座票都是沒有保證的。有幾次他是一路站了48個小時才回到廠里。但他對此從來沒有發過牢騷，總是說，比他還苦的人世界上多得是，他并不是最苦的。
父親去世后，我和弟弟也曾推測過，父親做的可能是我國核試驗的工作。因為不僅是父親，他的幾個同事，也是在退休前后55到60歲之間去世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我注意到報紙上的報道，說四川廣元的山溝里，有核設施企業。當然，這只是推測而已。即使父親在這一廠區里工作，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父親老實巴交，沉默寡言，性格又很懦弱，總是受人欺負。但他人非常聰明。他在工作之余，就會畫一些人物肖像，貼在墻壁上，自己欣賞。我記得即使他被下放農村、人生最為落魄時，也沒有放棄這一愛好。他畫的劉邦、項羽和韓信等，貼在墻上，栩栩如生。可惜的是，老家動遷時，這些畫都沒有能夠保留下來。
父親一生最感自豪的就是我們幾個兒女，我是學法律的，弟弟是學醫學的，姐夫當時是農村里的干部，后來也出去讀了大學。父親不善于表達情感，但每次我看到他時，從他滿眼的愛意，我已經讀懂了他感情的全部。
反抗舊中國的思想根基
父親生前盡管吃了不少因為老實處事而帶來的苦，但他從來不怨政府、不怨他人，這主要源自他對新中國的認可。他一直認為新中國比舊中國要好上許多倍，尤其是在社會秩序上。在他不多的話語中，曾和我多次講起過他的堂姐，即我的堂姑的故事，讓我知道了他厭惡、反抗舊中國的思想根基。
20世紀40年代初，父親當時十來歲，上海郊區的社會秩序是很混亂的。當時不僅有日本軍隊駐扎，汪偽軍橫行，就是土匪欺壓老百姓的事，也不絕于耳甚至是駭人聽聞的。我的堂姑，長得非常漂亮，嫁給一姓張的小康之家。堂姑父的妹妹15歲那年一次出去趕集，被我們那里的一個土匪頭目“小大班”看到，當天晚上就拿了手槍，跑到張家，把她給奸污了。
堂姑父和堂姑出來阻攔，不但沒有成功，反而惹上了更多的禍患，年輕貌美的的堂姑反被“小大班”盯上了。第二天晚上，“小大班”又帶了幾個人來，強暴了堂姑。堂姑夫上去阻攔，被“小大班”手下的人打成重傷，落下了終身殘疾。
父親每講到這里，總是說，在那個年代，稍微長得端莊一點的姑娘，一般一個人是不敢在外面走的，也不敢拋頭露面，而現在新社會，真的是太平多了。你看你姐，長得漂亮，隊里有幾個小赤佬（男青年），曾想到我們家的后窗口偷看她洗澡，被你母親發現，出去一頓臭罵，下次再也不敢來了。可能父親的這種經歷以及認識，正是支撐他承受了諸多人生磨難和痛苦的力量，也是主導他堅持熱愛新社會的思想信念吧。
想念我的母親
母親留下的照片不多，這是僅有的一張母親和我及女兒的祖孫三代合影，
雖然已經過去了20年，但仍給人以非常溫馨的感覺
堅強的母親
和父親比起來，母親的個性要堅強得多。她出生于1929年，比父親大一歲。母親的特點首先是心腸特別熱。生產隊里的人，不管是哪一家，遇到點什么困難，只要她能幫得上忙的，她一定會想方設法幫助人家。當時的農村，和現在一樣，糧食、蔬菜等不太缺，最缺少的是現金。人民公社實行工分制，平時干農活，每天計工分，到年終計算一個工分折合成多少錢。因此，家里如果沒有人在外當工人，平時里遇到小孩上學、老人生病等，需要用錢的時候，就比較窘迫，只好四處借錢。
雖然我們家也不富裕，但當別人問母親借點錢時，她二話不說，只要手頭有，都是來者不拒，立馬就給人家。即使有人借了以后還不了，或者“忘記”還了，她也不太在意。“只要別人求我，頭當夜壺也肯”（就是“為朋友可以兩肋插刀”的意思），這是她經常對我們講的一句話。正是母親的熱心腸，贏得了別人的尊重。母親的言行，也教育著我們：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只有真誠地不斷幫助他人，才能體會到幸福。
母親的勤勞，也為當時生產隊里的人所稱道。由于父親長期在外地工作，我們姐弟三個都由她一個人撫養帶大。母親每天一早起，先在生產隊里拼命干活掙工分，收工后在家里的自留地上種菜種雜糧供應每天吃的，天黑后回到家里，還要張羅著為我們三個孩子做家務，日子過得很是辛苦和艱難！然而，正是她的辛勤勞作，才有了我們三個孩子的健康成長。母親用自己的行動，無聲地啟迪著我們：一個人只有勤勞地工作，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母親的缺點是性子很急，當然，脾氣也不好，看著不慣的人和事，就喜歡說，有時甚至還要罵人。這樣，就出現了本來因為樂善好施，弄得好好的人際關系，被她這么一說、一罵，反過來又鬧得很僵。事后她雖然很后悔，但脾氣總是改不了，下次遇到這類事時，罵人的老毛病又會重犯。這種情況，直到我們三個小孩慢慢長大以后，才有所緩和。
永記母愛
后來，政府要修建上海市區通往浦東機場的龍東大道，我們村就被征用，社員們沒有了土地，母親就和大家一起，享受政府所給的生活補貼，她和鄰居們沒有什么事干了，也沒有什么利益沖突了，就經常在一起搓搓麻將，聊聊天，過去的不愉快也都煙消云散，老人們的關系倒真的變成其樂融融了。
或許因為青壯年時期實在太辛勞了，以至于上了年紀后，母親患了帕金森病，身體一下子就不行了，但她仍然堅持著與疾病抗爭。直至在生命的最后兩年，她癱瘓在病床上，不僅無法起來，而且身上還有三個碗口大的褥瘡，有一個褥瘡甚至已經爛至骨頭，天天折磨著她。每天換藥時的疼痛，我們在邊上看著都無法忍受，而母親卻極其堅強，從來不叫喚，也從不呻吟，默默地承受著這一切。
2009年母親去世，與先她而去18年的丈夫、我的父親在天國相聚了。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一輩子在黃土地上勞作、耕耘，別說沒有上過電臺、電視臺，就連片言只字也沒有留存在報刊雜志上，就這么靜悄悄地走了。中國極大多數的勞動婦女，都是這樣默默無聞地在為中國的建設、繁衍中華民族的后代，而辛勤地勞作著，母親只是其中的一員而已。我想，謹以此小文，獻給母親，以及所有的中國勞動婦女，你們的貢獻，我們，你們的子女，都是銘記在心的。
（節選自《火紅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