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公元前545年的鄧析，年少時頭腦靈活，聰明好學。成年后，曾任鄭國大夫。他不但是春秋時期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還是最早的職業法律人。無論是鉆研法律、擬定法條、教授法學還是代人辯論，都曾有過他的身影。
擅長詭辯的資深律師
鄧析生活的那些年，正盛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當時的社會根據兩條原則辦事：一條是禮，一條是刑。禮作為不成文法，以褒貶來控制貴族的行為。刑則作為懲罰措施，適用于庶人平民。無論禮與刑，當時正在經歷一個從不成文法向成文法轉變的過程。當時的鄭國執政名叫子產，他將所有法令都寫在牌子上，掛在城門口，稱為“懸書”。熱愛鉆研法律的鄧析總是喜歡站在城門下，研讀法令。子產執政之后，聽說鄧析經常針砭法令，還常常“操兩可之言，設無窮之辭”，從法令中找到種種漏洞，并解說給旁邊圍觀的人聽，聽得人們時而哄堂大笑，時而點頭稱是。而官府的法令，似乎也變得不那么嚴肅了。
因此，子產不得不下令取消懸書，據時、據事立法頒令。相傳，這種做法使執法效率得到極大提高，百姓對法律的敬畏之心也增強。所謂“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但受到懲罰的百姓在疼痛之余，卻無法抑制對法律的神秘和好奇，于是，就紛紛去找鄧析詢問。鄧析便根據官府的每道決定、施行刑罰，為百姓解答法律問題。史書上記載道：“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
除了義務解釋法律的內容，鄧析還代理訴訟，在公堂上幫助“當事人”打贏官司。據考證，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律師”。有趣的是，他的收費方式很特別，不收銅板，只收衣物。大案件收取一件外衣，小案件則收人家一條短褲。至于收了何用，則不得而知。由于鄧析熟知法律，能言善辯，許多人因為他的出面而少受或免受懲罰，也有許多人因他的代理而打贏了官司。比如，《呂氏春秋·離謂》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洧河發大水，鄭國有一個富人被大水沖走淹死了。有人打撈起富人的尸體，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贖買尸體，但得到尸體的要價很高。于是，富人家屬就來找鄧析，請他出主意。鄧析對富人家屬說：“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將尸體賣你的，別人是不會買的。”于是富人家屬就不再去找得尸者買尸體了。得尸體的人著急了，也來請鄧析出主意。鄧析又對他說：“你放心，富人家屬除了向你買，再無別處可以買回尸體了。”得尸者最終沒能達到以尸挾制的目的，而這樣的詭辯使得官府的法律沒了用武之地。人們無論遇到多困難的問題，只需要去找鄧析就可以找到解決之道。
名聲很快就傳開了。鄧析家門口似乎變得比衙門還要熱鬧，申冤的、起訴的，人人都覺得可以從鄧析這里得到權威的回答。《呂氏春秋》中說：“鄭國大亂，民口喧嘩”，就是這樣一幕。案件多了，鄧析接不過來，就打算開始收授門生。他向學生傳授法律知識和訴訟方法，當時向他“學訟者不可勝數”，這恐怕是歷史上第一位法學教師，也是第一位帶學徒的資深律師。他教導學生，在進行訴訟前一定要設想各種可能，“慮能防于未然。”據說，鄧析自己就是多疑多慮之人，凡事皆精心計算，故其辯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曾說鄧析是“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
私立法典引來殺身之禍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鄧析雖深得口碑，其私立法典的行為卻招致了殺身之禍。子產見官員百姓凡事都去詢問鄧析，心中不悅。打算恢復當時在城門上懸掛法令之舉，削弱鄧析的權威。遂派專人鑄刑書于鼎，公示鄭國的法律。這一類似于編撰“法律全書”的官方行動，讓鄧析既欣慰又擔心。鄧析一直以來主張“事斷于法”，即以法作為判斷人們言行是非的標準，而非所謂的“先王之禮”。然而他經過精心鉆研，又覺得子產所鑄的刑書處處是漏洞，便和學生一起編制了一部“鄧氏法典”，刻在竹簡上，史稱《竹刑》。晉人杜預在注《左傳》時說：鄧析“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故言竹刑。”現在看來，鄧析很可能是感覺到自己精力有限，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代理案件、有求必應;而且教導學生也需要一部嚴謹高明的教材，遂自己整理了他心目中的鄭國法律。
這部《竹刑》經過他數十年的鉆研和實踐，較子產的刑書更為合理。許多百姓都援引其中的法條，來質疑子產刑書中的漏洞。史載：“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特別是在子產辭世之后，他的繼任者大夫駟蟍原本權威便不如子產，法典又屢屢受到質疑，臉上更掛不住了。其他貴族趁機批評鄧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并說他是“多事而窮功，欺世愚眾”的“作偽之民”，說他是煽動惹事、擾亂民心的罪魁禍首，認為不殺他將來會成為禍根。于是，災難也就降臨到了鄧析的頭上。公元前501年，鄧析被處死于城門之外。他死時，年僅44歲。
然而，殺死鄧析并沒有解決鄭國法律混亂的問題。駟蟍終于無奈地承認，鄧析所編制的《竹刑》確實比官方立法更為科學合理，更貼近鄭國的實際，條款之間配合妥當，而不像子產刑書那樣處處自相矛盾。史載：“鄭駟蟍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盡管《竹刑》被認定為官方法律，它的作者鄧析卻已不能復生。對此，孔穎達正義云：“鄧析另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用君命遣造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于竹，謂之竹刑。駟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謂作此書也。”也就是說，駟蟍并不是僅僅因為嫉賢妒能，也不是因為鄧析所立之法造成了對子產法律的攻擊，而為了維護子產而殺掉鄧析。鄧析之所以被殺，是因為其以非官方的身份做了一件只能由官方進行的事——立法。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法律學養和邏輯思維，使這部竹刑分外完善出色，因而被大眾所矚目，更是具備了某種權威——這種民間賦予的權威和駟蟍所繼承的法統直接發生了沖突，因此駟蟍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可謂不得不殺。
然而，鄧析仍然不因死亡而被人們遺忘。僅僅在他那個時代，就有許多史書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的事跡加以頌揚。一部好的立法，使他成為那個成文法登上歷史舞臺時代的明星。作為法律史上的一個傳奇，鄧析更是標志著法律人登上歷史舞臺，也標志著法學與政治之間合作博弈的歷史之章，由此開啟。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制史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