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外界高度關注的“孝子殺母”案一審宣判。廣州市番禺區法院采納公訴人提出緩刑建議,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鄧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結束長達一年羈押的被告,重獲自由。
回顧案情,鄧明建去年報警,母親李某自然死亡云云。警方尸檢結果,卻發現為中毒而死。鄧某不得不坦承,母親請求買來農藥,助其安樂死。案發后,親朋鄰友爭相反映兒子孝順,從四川遠行千里南下打工,猶不忘接來老母。細心服侍母親18年,中風癱瘓的老人一日三餐、洗澡、梳頭,全由孝子一手打理。孝子孝行令人動容,安樂死一事,實出無奈,請求法官酌情輕判。
孝子殺母,究竟是故意殺人,還是讓老母解脫?本案是是非非,社會自有公論。倒是本案折射出安樂死應否合法化,如何化解安樂死負面效應,考驗世人智慧。
縱觀各國安樂死合法化之路,無不顛簸蹣跚。1934年,英國希爾夫人,對31歲低能兒子的未來憂心忡忡,不得已用煤氣毒殺。一審判決死刑,輿論大表同情,二審改處緩刑,最后予以赦免。次年,英國社會名流,發起成立世界上第一個自愿安樂死協會,提出安樂死法案。極力鼓吹絕癥患者可在醫生協助下,“舒服”走完人生之路。法案遭到教會強烈抵制,最后不了了之。
天主教會向來認為安樂死違背生命神圣的原則,罪莫大焉。美國醫學會同樣警告:安樂死與醫生治病救人基本義務南轅北轍,堅決反對主動安樂死。更擔心醫生過早判定患者為“不治之癥”,放棄積極救治；醫生動輒主動實施安樂死,極有可能阻礙醫學進步。
1974年,一位美國姑娘因服食過量毒品,陷入昏迷,躺在醫院里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無法蘇醒過來。父母忍痛提出,希望院方停止使用呼吸機,使女兒可以安靜地告別人間。這項請求遭到醫生斷然拒絕,他們選擇向州法院上訴。法官雖然滿心同情,卻囿于法律,愛莫能助。判詞提及:“雖然病人的確是在死亡邊緣,但絕沒有足夠的人道動機,使剝奪生命合法化。憲法沒有賦予父母權利,結束失去知覺的孩子生命�！�
安樂死合法化,難在代表民意的國會闖關成功。退而求其次,司法為實施安樂死的醫生除罪化,逐漸提上議事日程。世界范圍內,最早對安樂死進行除罪化處理的,當屬日本法院。1950年,領風氣之先的東京地方法院,判決中提出:為了解除患者軀體劇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為,屬于刑法上緊急避險,不應受到司法追究。
196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在審理兒子對癱瘓在床、痛苦不堪的父親實施安樂死案件時,明確安樂死正當化,須具備六大要件:根據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患者患上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的患者,遭受不堪忍受的痛苦,慘不忍睹；執行目的,僅限于緩和患者痛苦；患者意識清楚、明確表達同意；在不存在特殊情況時,必須由醫師實行；執行方法,具有倫理妥當性。
放眼世界,安樂死合法化國家,不過荷蘭與比利時兩國,屈指可數。福利國家門檻極高,全民享有健康保險,醫療服務水平傲視全球。且為避免利益沖突,兩國立法規定:原則上只允許患者本人提出安樂死請求。特殊情況下,患者親屬可幫助提出安樂死申請,但前提是基于患者本人此前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安樂死必須經過法定程序,由符合資格的醫生負責實施,親友絕對不能“越俎代庖”。成功經驗,頗值他國參考。
坊間常有人拋出高論,對安樂死三大好處津津樂道:有利于節約稀缺醫療資源、維護社會整體利益、減輕患者及其家人經濟負擔。有識之士拍案而起,痛批此類論證因果顛倒,無視安樂死正當化理由,只能在于解除患者無法忍受的極端病痛。否則一旦貿然放開安樂死,全面合法化,恐遭有些人士濫用。生死事大,焉能不慎?
當下的中國,遠未建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老人殘疾人長期照料制度八字還沒一撇,斷不宜貿然推行安樂死合法化。否則后患必多。弱勢群體一旦患上重病,為解脫對家庭的愧疚感,不得不選擇安樂死,是個人的悲劇,更是社會的恥辱。弱者的生命權,竟遭立意良善的安樂死剝奪,叫人情何以堪?
佛教“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中醫“人命貴于千金”,言猶在耳。畢達哥拉斯認為:“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們不能結束自己或別人的生命�！蔽魅_與榮格指出,即使是老年人與殘疾者自愿安樂死,也是有良知的人類在倫理上所不允許的。
如何對待人之生死?千古命題歷久彌新。哈姆雷特名句:“生存還是死亡,真是一個難題?”人,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般靜美。誰不希望自己離開時,能像一片秋葉般安靜地墜落!向死而生的大智慧,又有幾人能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