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將近15年之久,卡梅隆的《泰坦尼克號》再度襲來,重復著往昔“一票難求”的盛景,一部用3D技術重新包裝的舊片,在影視文化如此多樣性的消費市場上,竟能取得這般驕人的票房成績,真是羨煞旁人。
追趕著這股潮流,我再一次走進影院。不知是不是年齡的增長消磨了容易激動的心,這次看后并沒有期待的那份感動,反而更多的是一種職業(yè)思維的干擾。記得前一次看是剛邁入大學接觸法律,那時和千萬個懵懂青年一樣,對影片刻畫的愛情之貴、人性之美感動無比；此時此刻,專業(yè)裹挾下的我,卻從影片中的一些鏡頭中解讀出別樣的感受來。
讓我心緒停留的第一個鏡頭,是船員威爾開槍自殺的一幕。當泰坦尼克號沉沒時,為了平定混亂不堪的秩序,威爾開槍打死了兩個乘客,因為自己良心上的愧疚而敬禮后毅然選擇了自殺。其場面雖短,表達的信息卻十分豐富。從危機處置理論分析,當船下沉乘客便陷入一種極度恐慌,秩序便會瞬間陷入混沌狀態(tài)。作為秩序的維護者,船員必須按照船長的指令迅速平定秩序,從而為施救贏取最多的時間；同時在救生艇不夠的情況下,也需要在維護秩序的前提下,確保救助婦女兒童這一體現(xiàn)人類基本價值觀的決策有效實現(xiàn)。正是在此種危機情境下,槍成為一個特殊的“道具”:它本身是一種暴力,一種能夠直接剝奪人的生命權利的暴力；但它同時意味著責任,與實現(xiàn)較大秩序價值的利益緊密相連,開槍成為應對危機秩序的不得已選擇。
與開槍場面形成鮮明對比的另一個鏡頭,則是幾個拉琴手臨時組建的“視死如歸的樂隊”,在大船行將沉沒之際演奏了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樂曲。在電影人的表達欲求中,琴無疑代表著與槍完全不同的文化意義:隨著提琴流淌出的優(yōu)雅音符,樂曲不再是回蕩在音樂大廳里的“靡靡之音”,而分明蘊藏了穩(wěn)定人心、舒緩緊張心情和氣氛的秩序價值。尤其是當船身傾斜一曲終畢的時候,一位提琴手在告別后又拿起琴弦,此時影片從演奏晚會音樂轉變成圣詩的處理美妙絕倫,當觀眾于嘈雜的逃生聲聽到天韻的升起,看到幾個剛剛告別過的提琴手也轉過身來加入到最后一首的演奏之中,一種心靈的震撼無以言表。
上述電影鏡頭蒙太奇般地回閃在腦海中,讓我思索著人們面對危機時該如何尋求安定的秩序。在危機時刻,槍往往是一種“合法的暴力”,平定秩序的現(xiàn)實需求沖淡了人們對于自私目的下的人權的珍惜。很顯然,槍在合法性上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但同時也始終面臨著道德上無法化解的非正義,合法的槍并不意味著能夠合乎道德的剝奪他人的生命權,所以開槍者自殺的結果,乃是實現(xiàn)對暴力運用道德正義的救贖。當一種外在力量以犧牲個體來達到對其他人的震懾,其注定只是一種強迫服從的正義,而非道德自覺基礎上的正義。
相反,琴聲是透過人的心靈來實現(xiàn)情緒的平穩(wěn),從而達到人的外在行為的理性約束,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和諧。但遺憾的是,在應對危機時琴聲往往陷入徒勞無功的困境,那些陷入逃生混亂之中的人,根本沒有閑心雅致去聽他們的琴聲。這是一種讓人糾結的結果,能因此說明在人類秩序的追敘中其毫無作用嗎?或是根本無助于危機秩序的構建?我不以為然,因為這并不意味著琴在危機時就必然退場,相反,如果是一個深受文化熏陶的貴族,他會在危機時刻如同影片中的爵士一樣,穿上了最華麗的晚禮服說:“我要死得體面,像一個紳士。”那種面對危機與死亡的態(tài)度,傳遞出一種真正的貴族風范。據(jù)說泰坦尼克號上的英國人很多,但得救率很低,有的貴族把妻子送上救生船后自己就回到甲板,這樣的公民氣質或許是與平時的文化熏陶分不開的。
對社會治理來說,槍和提琴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路徑。我們看重槍的即時性威力,追求對社會秩序治理的立竿見影之效。殊不知,這樣的暴力迷戀最終難以化解自身的道德危機,也容易讓公眾陷入以暴制暴的惡習。我們之所以需要琴,因為只有注重平時的文化教養(yǎng),才能培育出深厚的公民素質和理性的公民人格,面對危機情境則能夠有序坦然應對。
總之,在人類尋求安定平和的共同體生活秩序中,槍是一種硬暴力,是一種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琴是一種軟文化,它能抵達人心最柔軟地方,喚起深陷危機漩渦中的理性與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