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法治的建立和有效運轉,不僅取決于制度本身設計得是否合理,也需要本國人民的認同。但是,民主素質、法治信仰的培養離不開法律制度在執行中的確定性。即使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是完善的,但執行法律的人是態度曖昧的,給法律戴上橡皮筋,讓其伸縮自如,將實際決定權從法律本身篡奪到執行者手中,那么,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的,強權成了“真正的法律”,而成文法只不過是在裝飾門面。在這種情況下,何以期待民眾對被架空的成文法產生信仰?
在我國,行人亂穿紅燈是個比較常見的現象,而相比之下機動車較少闖紅燈,出現這種現象很顯然一個原因是機動車受到監視器監視,一旦違規會被記錄并罰款。而相對行人則“無法無天”,因為不受機器監視,而交警或交通協管員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屑于追著行人滿路跑,或者等到想追究相關違規者時,才發現數量太多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行人在徘徊于交通事故和生命危險的邊緣的同時游離于交通規則之外,超越于法律之外。而相比,受監控的車輛則通過監控器這種“象征性權力”,被納入隱形的法治之中。之所以說監控器是“象征性權力”,是因為它讓交通規則實現了與交警人員實際執法所取得的等價效果。
法學家蘇力先生曾對一事例分析道:實踐中的法律僅僅最后才以國家強制力作為后盾。當我們闖紅燈被戴袖章的老頭(大媽)叫住,批評,罰款時候,大多數人服從。我們并非是因為打不過,逃不掉,而是我們接受他作為國家權力象征的正當性。并不是他叫警察使我們服從,而是因為我們心靈行為已經為此前的社會生活塑造,相對標準化,而權力或法規可以借老頭,對我們規則治理。然而實際生活中,戴袖章的老頭——交通協管員,以象征性權力出面的時候往往很少,一般只有在應付檢查或者特殊地段,或者如下雨天、嚴重交通堵塞時才以“執法者”的身份進行管理。正是因為他們出面少,行人又沒有遵守交通規則的習慣,才會出現交通規則游離于行人之外的場面。由此可見,既然行人沒有習慣的支持,又缺乏相關強制力的約束,違規自然從偶然變成了必然。
現實中,如果執法者還不明確法律的內容就去執法,那么如果執法成功,則僅僅體現了人們對于執法者權力的默認而不是對于法律的遵守或信仰；如果執法不成功,也僅僅說明人們對于執法者權力的否認,而并不能體現對于法律的故意違背或者褻瀆�！翱陀^”意味著在執法中不能以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規定去執法,否則,就是人治。因為在不熟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跟明知法律而不執行的效果是一樣的,都是把法律給“擱置”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在這種執法缺少確定性的情況下,法治自然不得不讓位于“人治”,而“人治”的結果反過來又促進了執法的不確定性。這是一個怎樣的惡性循環可想而知。
同樣的法律法規由不同的執法人員去執行時應該得到同樣的效果。以違反交通規則為例,如果甲區是市中心和“形象中心”,交警或交通協管員因此大力懲治每個違規的人；而乙區是個比較偏僻的地方,相關工作人員則在一定程度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那么,這顯然造成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冒犯。亞里士多德曾經說:“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不平等的人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對待彼此平等的人,就好比是給體質不同的人以同等的衣食,給同等體質的人以不同等的衣食,其結果只會是害了人們的身體�！敝劣趫谭ㄖ蓄愃频牟黄降葓谭�,則是影響了執法的確定性,危害了執法的秩序性,進一步破壞了法律的必要性和權威性。
法律法規重在執行,嚴格秉公執法,而不是允許執行過程中有個別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曖昧”現象。民眾對法律的態度,并不取決于民眾對守法行為本身的判斷,而取決于民眾對守法后果的預期。如果守法的結果是帶來利益,那么守法當然會成為一般民眾的行為模式；相反,如果守法導致吃虧,而鉆法律的空子、投靠強權才能帶來利益,民眾自然會選擇棄“明”投“暗”。當法律的執行缺乏確定性,自認為受到強權保護的行為人難免會視法律為玩物,不惜漠視規則、踐踏法律,也難免使一般的違法問題慢慢演變上升為犯罪問題,而這不得不承認有執法“曖昧”的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