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著名畫家大衛創作的《蘇格拉底之死》中,蘇格拉底從容地端起酒杯,準備飲下毒酒,他的另一只手高舉著,似乎剛剛發表完對于靈魂不死的長篇大論。他的弟子和朋友們則掩面哭泣,為蘇格拉底的即將離去而難過。蘇格拉底的從容和弟子們的悲傷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也恰好突出了蘇格拉底之死的悲劇意味。
公元前399年,哲人蘇格拉底被控信奉異端邪說和腐蝕青年人的心靈。控訴者詩人墨勒圖斯、手藝人和政治家的代表安尼圖斯和演說家代表呂孔,十分嫉妒蘇格拉底的智慧,他們利用自尊心受到傷害的人對蘇格拉底的不滿,并希望蘇格拉底的不妥協的態度會引起陪審團反感,因為陪審員最喜歡聽的是阿諛奉承和哀求乞憐。在由501位公民組成的陪審團投票表決后,善于演說和辯論的蘇格拉底在雅典的公民審判大會上最終沒能說服陪審團,而被判處死刑�！ �
對于雅典公民這場不公正的審判,蘇格拉底沒有選擇逃走,而是從容赴死。
蘇格拉底的死是悲劇性的。黑格爾指出,“只有當一個可敬的人遭受無辜的災難或冤屈的時候,我們才特別稱之為悲劇；蘇格拉底就是這樣,他無辜被判處死刑,這是悲劇性的。”
蘇格拉底的死凸顯了自然法與實在法之間的沖突,將法律與終極正義之間的沖突提升到了悲劇性的高度。從柏拉圖留下來的《申辯篇》可以看出,控訴蘇格拉底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雅典公民的審判無疑是不公正的。對于這一不公正的判決,究竟應該遵守還是漠視?這便是自然法與實在法之間的沖突。這樣的沖突并不是第一次,公元前442年的《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不顧國王克瑞翁的禁令,將背叛城邦的哥哥安葬,而后被克瑞翁下令處死。安提戈涅在對抗克瑞翁時說:“天神制定的不成文律條永恒不變,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沒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時候出現的。”這里天神制定的永恒律條就是自然法,在安提戈涅看來,自然法的效力高于國王制定的實證法,因此她公然違抗國王的命令。
如果說安提戈涅的死凸顯了自然法的崇高地位,蘇格拉底的死則告訴世人,即使是不正義的法律,不公正的判決,仍值得為之堅守。蘇格拉底用死亡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在臨終前,他留下遺言:逃監是毀壞國家和法律的行為,如果法庭的判決不生效力、可以被私人隨意廢棄,那么國家還能存在嗎?國家生我、養我、教我,凡是能賦予其他公民的權利都有我的一份,甚至在公民成年以后允許公民帶上財產自由地離開雅典。我在70年之間都沒有離開雅典,就等于說我以自身的行為和國家簽訂了契約,表示服從國家的法律,做一個守法公民。難道就因為祖國和法律判處我死刑,我就可以竭力毀壞和顛覆國家和法律嗎?
蘇格拉底當然知道審判是不公的,他本可以逃亡,卻沒有逃亡,選擇了服從不公正的判決,看似匪夷所思,其實是一種大智慧的體現。如果蘇格拉底選擇逃亡,縱然可以保全生命,也不會遭來非議,但以蘇格拉底的人格力量,必然引來更多的公民質疑甚至挑戰城邦的法律。這樣一來,蘇格拉底的逃亡很可能帶來雅典法制的混亂,而這恰恰是蘇格拉底所不愿意看到的。盡管蘇格拉底認為雅典的審判大會應由具有專業知識的法律專家,而不是平民組成,但他認為雅典的法律改革應該漸進地進行,而不能一蹴而就。對于蘇格拉底來說,履行一個公民守法的職責不僅僅是表面的法律義務,更是作為哲人的道德擔當,更重要的是,守法也是推動法律走向至善的第一步�！�
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對于法律的信仰正是西方法治傳統的一部分。從蘇格拉底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對于法律的信仰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深入人心。即使法律并不完美,法律構建的秩序也值得城邦的公民為之堅守,即使哲人也不例外�！�
然而蘇格拉底之死的意義并不止于確立守法的法治傳統。如同一切具有悲劇色彩的英雄一樣,蘇格拉底的死引發的更多的是對現存法律秩序的思考和變革。在蘇格拉底偉大的學生柏拉圖那里,老師的死成為柏拉圖對于城邦法律永久的指控。蘇格拉底之死也引發了雅典公民對于實定法與神定的自然法之間關系的思索。人類制定的法律如何能達到永恒的正義,達到至善?這是蘇格拉底在世時不斷叩問雅典民眾的問題,也是法哲學永恒的命題。于是在蘇格拉底死后十四年,雅典人終于醒悟了。他們為蘇格拉底平反了,控訴他的三個人以誣告罪被判了刑。而蘇格拉底的悲劇故事則成為推動西方法律走向公正和至善的動力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