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讓—諾埃爾·卡普費雷說謠言是“世界最古老的傳媒”。而在全球網民人數達20.8億,手機用戶達52.8億的21世紀,謠言更是上了信息高速路。中國接入互聯網不到20年,便已在網民和國家頂級域名數量上位居世界第一,目前網民數量超過4.85億,微博賬號約8億,微博用戶每天發布信息約2億條。于是,謠言又找到了網絡這一新的“核武器”。網絡推手、網絡打手橫行,顛倒黑白、造謠圍攻。而從“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修訂個稅問題規定的47號公告”到“軍車進京,北京出事”,近來網絡謠言更是越來越泛濫,越來越離奇。僅今年3月中旬以來,不到一個月,據不完全統計,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會同通信、公安等部門清理的各類網絡謠言信息達21萬多條,依法關閉的網站達42家。
網絡行為若得不到有效治理,很有可能導致社會混亂與災難。從國際上看,近鄰的韓國和日本紛紛欲出臺相關法律來治理網絡；而遠方的英國也試圖以隱私等相關法律來揭開匿名這一“互聯網斗篷”；美國則誓言“數字世界將不再是一個沒有法律約束的疆域”。
而在轉型期的中國,情形可能更為復雜。社會轉型中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沉浮所導致的心里失衡,對過度競爭的無奈,對貪污腐敗的痛恨,對貧富分化的不滿以及強拆強征、食品衛生、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司法不公以及醫療、教育、社保等方面所暴露的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公眾的焦慮和不安定心態。于是,情緒的宣泄、利益的角逐、別有用心的攪局甚至無意識的跟風,都是網絡謠言產生和泛濫的深層原因和機制。因此,這里面社會和政府既是重要的利益相關方,也是治理網絡謠言的著力點:社會是根基,政府是核心。當然,關鍵還要靠法治。
根基在社會,是因為從根本上說,不管是普通百姓、網民還是官員,無論是造謠者還是受害者,所有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如果人們能夠嚴格自律,理性謹慎,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即便有再多的網絡謠言,也終將湮沒在理性和審慎的深沉大海之中。各方的道德自律是阻止網絡謠言的第一道防線。
核心在政府,是因為不管歷史還是現在,政府在我國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法家的以吏為師,儒家的仁政愛民,共產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都說明了民眾對政府的道德期待和政府的倫理持守。其中的關鍵之一就是政府的誠信,以誠信取信于民,不隱瞞、不撒謊,不打官腔、不假大空。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靠透明政府、良性溝通、切實問責。所謂透明政府,就如溫家寶總理在4月16日第8期《求是》雜志上撰寫的文章所言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自覺接受民眾和社會監督。政府做的事情要主動讓老百姓看見,或者讓老百姓想看就能夠看得見。所謂良性溝通就是在老百姓不了解、不理解、不信任,產生質疑甚至謠言時,政府不能漠視,更不能蔑視,要能夠及時回應社會質疑,保持與社會的即時信息溝通與良性互動,幫助老百姓看見,讓老百姓“真看見了”,看的“是真的”。要讓“不明真相的群眾”能夠及時明了真相。所謂切實問責就是隱瞞真相、推諉扯皮甚至公然撒謊、阻止公民獲取真相的官員,應得到有效問責,不能逍遙法外。謠言止于智者,更止于透明,只有陽光才能最好地讓謠言無所遁形。在陽光下運行的權力,能夠讓老百姓全方位觀察和參與的政府,才更能夠取信于民,從而在根子上將謠言消滅。
關鍵在法治,就是要遵循法治的要求辦事。對于公民個人或者組織來說,如果受到了謠言的傷害,就應該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權利；而如果造謠誹謗,也要承擔相應的民事、刑事責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處罰。對于社會來說,就是要形成一個理性、寬容、審慎、更為穩定和有效的“市場”,使得不管產品、思想還是輿論,都有可能在這個大浪淘沙的市場里去偽存真。而對于政府來說,最為重要的就是依法行政,對自身嚴加監管,對公民不枉不縱。一方面,建設透明政府、責任政府,取信于民；另一方面,依法監管社會,對公民、尤其是電信和網絡運營商制造、助長或漠視網絡謠言以牟利的,要堅決處罰。同時,最重要的是嚴格依法,對于治理網絡謠言,既要有嚴肅的態度,也要有開放的心態,切忌一刀切。尤其是在轉型期的中國,維持健康的輿論監督機制,對于糾正政府可能存在的問題,對于懲治貪腐,都是至關重要的。
人類歷史的經驗表明,謠言可能難以徹底消滅,但卻有可能有效控制。個人的自律,信息的公開、充分和自由流動,成熟理性的思想、輿論和辯論市場以及透明、負責、誠信、守法的政府,將使謠言成為無源之水。因為,在法治的框架下,陽光中的事實與真話才是對抗謠言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