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是法律發展與良性變遷的重要手段。對于行政訴訟法而言，它自身的理性化與成熟更有利于形塑公民權利保障的管道，直接影響著中國公共行政治理方式的轉型。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修改法律背后往往隱藏著一種法律進化論的敘事：預設著相比現狀更高遠的價值目標與雄心，相信人為的制度設計可以創造出更高階段的法律成果。這也因此容易陷入阿瑪蒂亞·森所言的“社會工程式發展思路”，忽視了法律發展本身要求的審慎、試錯與經驗的漸進累積。
也就是說，對《行政訴訟法》進行修改，我們首先不是去預設一個基礎的價值圖譜與理想藍圖，而是要盤點一下二十余年行政審判與行政執法實踐所積累下來的“法治存量”。所謂“法治存量”也就是究竟哪些制度被實踐證明具有生命力，無論是移植異域還是自身創設的，它們構建了將來的新法與過往實踐規則的生命聯系。
中國行政訴訟制度一個重要的發展動力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近幾年一系列的司法解釋，相當多的設計既是對立法意圖的明晰也是對制度的適當發展與創新。
實踐中，對于很多方面司法解釋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對于受案范圍行為標準的界定，對于被告適格問題的規定以及原告資格的界定等，這些也形成了學術界對相關制度設想與推敲的準據與出發點。盤點“存量”是為了謀求“增量”：與其盲目移植西方或全盤設計新的制度，不如將這些司法解釋中的良好制度推動轉化為正式法律，這樣的發展就是一種在既有智慧與經驗起點上的“增量發展”，是在承認、尊重既有行政訴訟實踐成果的基礎上將其法律規范化。
之所以要謀求一種“增量的法治觀”，歸根結底在于行政訴訟實踐是有慣性的，良好的實踐制度如果不能被新法充分吸收和肯定，相反轉向大規模地制度新創，必然會紊亂行政訴訟的實踐秩序，打破良性的實踐路徑。因此漸進修法、注重修法過程中一種彈性的反思調適機制就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如果單純強調修改法律中“創新”與“大改”的一面，則忽視了作為一種實踐智慧的法律所要求的適度守成與總結之天性，最后容易陷入社會面對新的規則無所適從、無法理解的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