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武昌城內數聲槍響，一掃此前屢戰屢敗的陰霾，革命懵懂而成。數月間，旌旗飄揚，民意洶涌。爾后，袁氏當國，意圖尊位永固，舍民國而成獨夫，結果身名俱滅。民意已不可逆轉。而民國伊始的法意，革命已然發生，前朝變法修律，穩步向西。
當民意由熱烈趨于冷靜，遂與法意開始混戰。相較于政治舞臺的英雄戲碼，私人生活領域中的民意更為真實。民國之后，咸與維新，妻妾成群、包辦婚姻為文明社會所不宜有，卻難以一體禁止。表面上，民律草案前清并未頒行，只得依照傳統律例權宜辦理。實際上，數千年之私人生活，豈能以革命之名驟然打翻。于是乎，舊有的民意與革新的法意戰成一團，大理院因司法解釋之責應接不暇。先是問主婚之權是否有效，大理院曰當然有效，但尊長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再問能否悔婚，大理院曰當然不能，但婚姻不得強制執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理院諸君試圖以西法接引中法，然而法意的每一步向西，都未能幸免于民意的阻擊。同時，法意又不得不在民意的壓制之下匍匐不前。納妾為中國固有之舊俗，民國之初，不僅社會普通大眾認可納妾，甚至知識階層對妾制也持開放態度。有學者謂：“社會有強烈之多妻傾向，而欲推行嚴格之一夫一妻制，論理未嘗不可通，論勢則萬萬不可能”。在此民意之下，法意只得措手。
那邊廂，游學泰西的革命家與法學家相互鼓噪，欲以西方文明重新收拾老大帝國。辛亥之役尚在炮中之時，革命黨人已準備籌建共和政府，中山先生的悄然歸國，使美式總統制成為不二的選擇。而袁世凱在縱橫捭闔之后接掌民國，革命黨人頓覺猛虎難縛，遂謀劃以議會牽制總統。當上�；疖囌镜囊宦晿岉�，憲政迷夢也隨著革命的法學家宋教仁一起倒下。此后，文質彬彬的國會與憲法，在武夫手中化為隨意可捏的泥人。中山先生為革命歷經挫折，晚年痛定思痛，與其假手于人，不如反求諸己，所謂“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學說，既是對西方法意的頑強堅持，又何嘗不是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省思！
比起真刀真槍的政治，法律更像英雄們不屑理會的玩意，于是西方法制得以被法學家認真地加以仿行。憲法、刑法、行政法，民法、商法、訴訟法，土地法，勞工法，凡西方已有之法制，國人不恥下問，一律移植，轟轟烈烈數十年，好一部“中華民國立法史”！可那些依然在前現代社會中謀生活的人們，與之何干？
恍然間，辛亥革命已歷百年，法治之困卻仿佛從頭開始，藥家鑫案塵埃尚未落定，婚姻法解釋憑空又起波瀾，這其中民意與法意的分裂軌跡，與百年前并無實質差異。在西方人權理念的魅惑之下，法學家熱情鼓吹廢除死刑，少殺不殺。與此相反，從藥家鑫到李昌奎，公眾則一意喊殺，是庶民不寬容還是學者太冷酷？西人之反對死刑，自有其宗教與文化的淵源，國人反其道而行之，未嘗沒有自家的道理。古人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平衡即為正義。臺灣以高度同質之社會，西化未曾中斷，數年前與國際接軌停止執行死刑，去年又在輿論壓力之下得以恢復，死刑在中華大地之廢除，并非看上去的那么當然。如果說死刑問題與多數人無涉的話，那婚姻法解釋則可能與每個人息息相關。近三十多年來的社會變遷，早已使公義艱難、家庭浮動，最新婚姻法解釋高調保護強者的財產所有權，令弱者情何以堪？而傳統婚姻關系，原本為家庭觀念的產物，如今則極力體現為財產契約制，中國數千年之整體哲學在個人主義的侵蝕之下，節節敗退。在法學家單維的技術邏輯里，民意與法意，一時兩忘。
然而，在此中西交通、社會急劇變化之際，百年法治之困恐怕很難歸結為簡單的古今中西之爭，不如訴之更為現實的民意與法意較為妥當。如同中外賢哲所言，法律是文化之花，亦是經驗之果。但同時，法律也是社會的產兒。一百年來，我們的法治之路更多是法學家之路，民意對法意的參與和法意對民意的吸納，都殊為可憐。法律首先是生活規則的沉積，其次才演變為專門的知識系統。法律不是在生活之外，而是在生活之內。過去的一個世紀，我們自身的生活很少被認真審視，社會變革中的智慧與人心時常自外于法學家的視野。其結果，社會是社會，法律是法律，民意與法意更加疏離。相比法治的單兵突進，社會的建設尤為重要。沒有社會組織的合理鋪陳，沒有社會意見的上傳下達，沒有社會道德的溫潤凝聚，所謂法治，只能是法學家的孤軍作戰。而在這個社會日趨細密化的時代，國家顯然無法獨立承擔所有的問題，社會的分解與容納顯得尤為重要。倘若我們在告別革命之后，只是心向法治而不注重社會的建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