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所開啟的法治之路，其中一個無法忽視的話題即是這條法治之路的征途上隨處可見法律吸收、借鑒的蹤影。從清末立憲的師法日本、國民政府六法全書刊行背后的德國因素，到新中國成立后對于前蘇聯法律制度的學習，乃至改革開放后為了適應經濟發展和國家民商事交往的需求，我們在經濟、民商事立法中，主動大規模吸收、借鑒的一系列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可以說，對于西方法律制度的吸收、借鑒，對于我國立法技術的增強和法律體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是我們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必須面臨的選擇。
但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悠久文化的大國，而非一個缺乏文化傳統積淀的小國。如果一個小國，可以全盤復制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話，那么一個大國的法治秩序建構，顯然就不僅僅是本國內部的事務，而意味著對于整個世界文明發展的責任。所以，中國的法治秩序建構，不但具有滿足中國人對于規則、秩序渴求的需要的規則主義意蘊，具有使古老的中國融入列強競爭的民族國家體系的國家建設意蘊，還意味著中國能否為世界法治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新的發展模式的可能性，這也是中國作為一個千年文明古國和區域性大國所必須承擔的使命。
例如，在世界法治文明的發展史中，希臘提供了關于正義理論的思考，以及西方政體理論的思想源頭；羅馬貢獻了極為發達的民商事交往規則，甚至在千年以后仍然成為歐洲法治文明發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營養源泉；英國作為世界憲政的母國，率先確立了議會主權，使王權得以制約，“國王在萬人之上、卻在法律之下”的訓誡更成為“司法職業主義”和法治思想的重要淵源；美國在憲政思想方面為世界貢獻了如何在一個超大國家實現共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同時其權力制約平衡的具體配置、司法審查制度的確立、憲法修正案的修改模式等，也為世界法治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甚至我們曾經認為是阻礙中國法治發展的中國法律傳統，實際上在近代以前也是具有自己鮮明的文化品格的，而且還對周邊國家的法律制度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例如，從周公制禮開始的“禮法”合一傳統，秦代所確立的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唐律無論就立法技術還是影響程度都在當時的世界法律文明格局中處于領先地位。
所以，什么是中國法治的文化貢獻？這是中國在法治發展之路上必須回答的一個命題。因為，中國是一個千年的文化古國和區域性的大國，中國無法像一些小國那樣簡單復制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而必須為世界法治文明寶庫提供足夠的制度創新和法治發展模式。也即是說，從制度創新的角度來講，我們要有能力提供諸如英國的司法制度、美國的違憲審查制度這樣可為其他國家在法治制度建構中吸取有益成分的制度建構模式；從法治理念的角度來講，我們要有能力提供中國人對于法治、憲政、正義等命題的獨特思考。總之，我們要有能力為世界法治的發展作出中國式貢獻。
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立，盡管不乏對于西方國家先進法律制度的吸收、借鑒，但卻首先強調中國特色。這是因為，對于一個具有千年文化傳統的大國來說，法治秩序的建構，本身也是其文化衍變、發展的一部分，或者說，必須具有文化的自覺意識。
實際上，百年中國的法治之路，盡管披著移植的外衣，但那只是為了吸取他國文化的優秀成分，而非意味著對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法治模式的文化使命的放棄。即使是清末法制變革中《欽定憲法大綱》對于《日本明治維新憲法》的大幅度移植，和一些殖民地被宗主國強行移植母國法律也有本質的區別，更多的還是一種主動的求變和選擇，在當時立憲模式的抉擇中也是權衡考量了多種方案后才最終作出決定。國民政府時期的六法全書在制定之前，則經歷了長達十余年的對中國民間法律習慣的考察與收集。新中國成立后，雖然由于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經驗缺乏，較多地借鑒了前蘇聯的法律制度，但并非簡單的照搬，例如，對于民族問題的處理方面，就并未采取前蘇聯的聯邦制和民族共和國制度，而是選擇了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憲法制度，而這一制度建構實際上是中國古代邊疆治理傳統和馬克思主義民族政治傳統的一種有機融合。改革開放后，由于缺乏和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法律制度，因而不得不大規模吸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關于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類市場經濟、民商事交往中的基本規則是共通的。我們在充分衡量本國政治、經濟、文化現實，尤其是本國公民對于法律制度的需求基礎上的有選擇的吸收、借鑒。而且，中國也在一些具體法治命題的解決方面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定的思考，例如中國收回香港、澳門后實行的一國兩制的多法域格局，即為世界上其他國家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就當代中國的法治模式而言，無疑既不同于中國幾千年的法律傳統，也不同于百年中國法治建設歷程中曾經借鑒的日本、德國、前蘇聯、美國等國家的法治模式，而是經歷了百年艱辛探索、立足于當代中國人民現實需求、充分吸收借鑒古今中外法律文化優秀成分的一種新的法治模式。當然，就目前而言，這種法治模式仍然是一種正在成長的法治模式，仍然需要在中國人民的實踐進程中逐步加以發展、完善。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雖然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我們的政治、經濟、法律建設也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是，我們的法治建設一方面還不能充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另一方面就給其他國家的法治命題解決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制度經驗和制度設計還非常不夠，也未達到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對比較成熟的法治模式相提并論的地步。也就是說，在世界法治文明的大格局中，我們仍然處于弱勢地位，而這與我國目前的經濟總體水平、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并不相符。
所以，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的今天，在中國的經濟總體水平、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越來越強的今天，我們在未來的法治秩序建構進程中，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種法治秩序建構背后的文化復興使命。在吸收、借鑒古今中外一切法律文化的優秀成果的基礎上，明確自身的文化主體意識，充分探索、積累、總結解決具體法治命題的經驗，在滿足中國人民對于交往秩序和國家建設的制度需求的同時，為世界法治文明的發展作出中國式的貢獻，塑造出法治的中國模式。
當然，強調這種文化主體意識和文化復興使命，并非意味著我們對于西方法治經驗的簡單拒斥，相反，一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也只有充分吸取古今中外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優秀成分，才能得以“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一個國家法治模式的形成，也不可能完全不吸收、借鑒其他國家的法治經驗，例如，美國的憲政制度，雖然和英國有重大差異，但其地方自治很大程度是原來英格蘭鄉鎮自治制度基礎上的一種創新，而美國對世界憲政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違憲審查制度，同樣也有更為古老的歷史淵源，也自然吸取了其他國家在憲政制度創建中的有益成分。即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立，也不乏吸收、借鑒西方國家法治建設中的有益經驗。
只是我們需要意識到，中國的法治大業，一方面只能由中國人來解決，我們可以吸收古今中外的先進政治文明成果，但我們不可能從中找到解決中國法治命題的標準答案；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千年文明古國和區域性大國的身份，也注定了中國無法像一些小國一樣，簡單復制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而是必須意識到自己身上所肩負的為世界法治發展提供新的發展思路和模式探索的文化復興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