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法經驗表明，司法判例并不是被制定的，而是逐步“形成”的，是法律共同體按照逐漸形成的同質化的思維慣性或技術模型而形成的裁判理路；判例的權威或效力也不是被賦予或強加的，而是被“遵從”的，是那些已成為法律人共識的裁判理路在具體案件中被具體法官自覺地或慣性地服從。這樣的理路、這樣的同質、這樣的思維慣性和相應的服從自覺，需要整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長期積累。在這個意義上，被制度賦予某種“指導”效力的司法判例與案例選編的總體目標和功能價值并無二致；只是指導性判例以其關注度更高、聚焦點更集中、受眾面更大等優勢，可能推動同質化過程的更快發展，因為每一個指導性判例的形成和適用過程本身就濃縮了眾多法律人共同探尋裁判理路的同質化過程。
進而言之，在我國討論判例制度——又稱案例指導制度、先例制度、先例判決制度、示范性案例制度等等，均指以成文法為背景，在個案中以特定事實為基礎作出的終局裁判，在同一司法區域內對相同或相似的其他案件發生說服效力（而非拘束效力）的制度。當然，名稱并不特別重要，因為除非已有確定的內涵，概念本身只是一個符號，重要的是這個符號的內涵和外延必須界定。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稱為“判例法”，因為“法”本身已明確具有“拘束力”的內涵，而這是在比較法文獻中明確界定為普通法系所特有的判例制度。盡管某些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最高法院的判例說服效力已接近于拘束力，但在法律意義上仍不能視同于普通法系國家的判例法。不過另一方面，我國判例既然作為一種“制度”，其對后案的效力雖僅止于“說服”，卻不能僅限于后案法官基于個人認同或偏好而自愿受前案判決的影響，至少，在被識別為“同類案件”的前提下，與前案判決明顯沖突的后案判決可能受到某種權威的干預，比如成為上訴法院改判的理由，或者在德國上訴程序中成為獲得特別上訴許可的事由、在我國應成為提交審判委員會決定或提起再審的事由。
然而，在兩大法系的趨同化發展已在許多領域中嚴重模糊了傳統分界的當代，判例制度與其說是傳統或觀念問題，不如說是技術問題。這一技術依賴于若干制度的支撐，因而借助判例制度探尋審判理路，必然帶來相應支撐性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比如，判例首先意味著一案的判決效力及于本案以后的其他“同類”案件，因此“識別”一案（后案）與作為判例的案件之間的類似性，就成為適用判例的基本前提，而這一功能是由裁判文書直接承載的。具體而言，識別案件的依據是裁判理由部分的“事實”，那么，法官的事實認定與當事人的事實主張之間、法律事實與法律要件及法律規范適用之間、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與回應當事人訴訟請求的裁判結果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邏輯關系？目前司法實踐中普遍發生“證據→事實（+法律評價）→法律事實→法律要件滿足→適用法律→支持訴訟請求”這一邏輯鏈條斷裂的現象，甚至由證據認定直接跳轉到支持或否定訴訟請求的裁判結論。這些錯誤一部分歸咎于我國現行裁判文書在結構上即未按照裁判的理路進行設計和要求，比如，裁判主文與裁判理由之間有相對劃分、裁判理由與事實構成之間并無真正區分，如果不進行修改，這樣的裁判文書很難承擔起判例制度所必須具備的案件識別功能。
毋庸贅言，判例制度在統一司法和通過統一、一致地解釋法律從而漸進地發展法律方面的功能或價值已廣為認識。在中國這樣具有豐富的多樣性卻實行單一制政體的大國，特別是在政策形成周期短、規范化和確定性程度較低的社會轉型時期，在社會糾紛急劇增長與司法資源嚴重短缺的沖突之中，司法判例的上述功能更加凸顯。此外，示范性個案判決為批量生產司法產品提供了模板，從而在整體上促進高效率司法；通過漸進地發展法律而節省立法成本和減少法律秩序振蕩。但判例的權威性，除了如前所述的法律職業同質化過程之外，作為制度性指導，則主要取決于創制判例的主體和程序的權威性。就其本質而言，判例制度意即一案的裁判“在本轄區內”對其他相同或類似的案件（下簡稱后案）產生說服效力。一個基層法院的判例對本院的后案、中級法院和高級法院的判例對本院及其所轄各下級法院的后案、最高法院的判例對于本院及最高法院的轄區即全國法院的后案發生說服效力。因此，由最高法院壟斷司法解釋權和判例形成權的做法并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判例制度；判例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個案裁判的效力范圍與裁判主體的權威性和裁判程序的莊重性大致相當。
具體而言，如果各級法院的審判委員會在結構上完成專業化改造、在權限上定位于法律事項，那么審判委員會作為本院判例主體、以維護同類案件在本院內司法統一，正是實行分項管轄模式的成文法國家在最高法院層面上以形式相似的聯合審判庭（德國）或法官大會（法國）所承擔的功能。不過，其前提是改變審判委員會聽取匯報的決定模式，而必須像法律審程序的法官一樣閱讀卷宗，并在必要時開庭聽取各方律師的陳詞和辯論。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審判過程，審判委員會也因此有權并有義務作為大合議庭的法官在裁判文書上署名，成為真正意義的裁判者。
各上級法院以上述方式形成的審判委員會裁判對于本院和轄區內下級法院的同類案件應具有制度性說服效力。但需要強調的是，上級法院推翻下級法院審判委員會形成的判例時，需要以同樣權威的審判委員會構成和決定程序。如果上級法院僅以審級的優勢，以一個年齡、資歷、審判經驗、專業水平等任何方面的權威性都處于下風的合議庭（甚至實際上只是承辦法官一人），推翻下級法院由資深法官組成的審判委員會依據審判程序作出的裁判，這樣的上級裁判不僅作為整個轄區下級法院的判例難以具有權威效力；而且即使是針對本案，也只能是基于法定審級而具有法定效力，而無法基于審判權威而真正產生判例意義上的說服效力。
司法裁判作為判例至少需要滿足三個基本條件——裁判主體的權威性、裁判對象的普適性和裁判效力的終局性。判例制度意味著一案的裁判對“本案以外”的其他類似案件產生一定效力，是個案裁判對本案效力的向外延伸。因而，離開裁判的終局性，無從討論判例或案例的效力問題。作為判例的裁判本身所具有的效力，比如基于正確性和正當性所產生的說服力、基于司法的獨立性和終局性所產生的確定力、基于裁判者的人員構成和裁判的形成過程所產生的影響力等等，不僅影響或決定著該案裁判是否會被后案引證為判例，而且一旦引為判例，將對后案的說服力、確定力和影響力產生直接影響。假如一個示范性判決錯誤可能導致批量錯案；一個受到信訪、再審等潛在威脅乃至撤銷風險的終局判決成為判例，可能將一批后案判決置于不確定狀態。因此，在裁判自身的權威性、確定性和終局性都普遍處于潛在挑戰的風險之中的背景下，考慮裁判對于其他案件的效力，更需充分關注制度設計的正當性和可行性，否則非但不能達到預期效果，而且蘊藏著新制度不可承載的負面效應和風險。從這個角度說，無論是正在探索中的指導性司法判例，還是自主性案例選擇，其價值與其說是形成某種制度性的拘束力，毋寧說是在于幫助法律共同體從案例中探尋裁判的理路，養成法律的思維；并在這個過程中，幫助社會共同體理解司法的特質，滋生法律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