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于文化建設的決定，將法治國家基本原理融匯進了文化建設的科學綱領之中，高度重視為文化建設提供優良的制度環境，強調了文化建設的社會性與人民性。
文化生產作為一種特別形式的社會生產，其發展離不開法治保障，而法治本身在促進文化發展的同時也會得到文化的滋養，并構成文化體系的重要內容。
文化的法治需求根源于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文化生態的變遷。在改革開放之前，適應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文化系統，對新中國發展初期的社會團結與基本建設作出了貢獻，但也逐漸暴露出文化體制缺乏活力的局限。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國內文化元素日益多元，來自傳統文化的儒家倫理和來自西方的自由個人主義逐漸興起，并提出了改革傳統文化管理體制、拓展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同時，文化傳播平臺的結構性變遷也帶來了文化管理的挑戰，特別是互聯網的興起，極大沖擊了傳統紙質媒體的影響力和文化塑造功能。網絡在帶來便利和自由的同時，也給青少年教育、社會誠信、預防與打擊犯罪、塑造負責任公民等方面帶來了復雜的影響。
當前，我們的文化法治狀況遠不適應新時期文化發展的需要，主要文化領域的立法多以行政立法為主，既不適應保障公民憲法上文化權利的需要，也難以為文化秩序的優化提供合格的規制框架。在缺乏有效法律規制的文化市場上，常常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低俗乃至于色情、暴力文化橫行，反映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成果的文化因素受到扭曲和壓制，這一格局的負面影響已經波及到社會治安、食品安全、刑事犯罪、家庭倫理、社會誠信等領域。
因此，文化建設亟須制定基本法律。該法律的核心目標是保障公民憲法上的文化權利，落實公民的文化主體性和文化參與權，追求文化自由與文化秩序的平衡，引導社會文化有序發展。經驗證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成就要歸功于公眾的經濟參與，而新時期政治、社會、文化建設同樣需要強化對公眾參與權的制度化保護，使得新時期的文化生產體現出明確的社會性與民族性，形成穩靠有力的文化軟實力。
當然，文化的法治是否能夠深入社會、形成實效，也取決于法治的文化。與30多年經濟建設相伴隨的是大規模的法律移植運動，至2010年我們已經完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構。在法律移植過程中，通過法律教育、法學研究、司法審判乃至于各種普法運動，法治的文化已經具備了初步的社會基礎。
法治的文化包含兩個基本要素：一是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載理性的法律規則為依據，這是“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疇；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嚴、塑造公民身份為目標，凸現“公民”的公共意識和社會屬性，強化治理過程的開放性、公民參與性和公共責任性，是實質法治的范疇。文化法治本身的“文化”維度，要求我們不能將文化法治理解成簡單的規制工具，而是要尊崇制度理性，以人（公民）為本，通過打造法治的文化優勢來推動文化的法治建設。
總之，中央關于文化建設的決定提出了改革新階段“社會建設”之外的又一核心任務。文化的法治，關注的是文化發展中的制度建設；法治的文化，關注的是制度建設中的文化培育。制度與文化相互促進，將有助于可持續的發展，對文化建設如此，對法治建設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