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法律化與法律全球化的表述，并非文字游戲，而是意有所別:前者意指不同社會走向某種法律之治，后者則意指某種法律之治走向不同社會;前者暗示社會治理模式演化的時間之矢;后者暗含某種法律擴散的空間之力。它們是歷史的宿命還是虛假的必然?是法治地球村的昭示還是神話烏托邦的幻覺?是眾生平等的未來福音還是弱肉強食的現實夢魘?凡此種種，見仁見智，論說紛紜。
一
全球化時代既非“自然狀態”或“叢林時代”，也非大同世界或永久盛世。置身其中，我們寧愿聯想到春秋戰國時代:聯合國類似春秋的周都，G8類似春秋的五霸、戰國的七強，西方的計量單位成為“公制”標準，英語成為“世界語”、美元成為“世界貨幣”，類似秦國的車同軌、書同文和統一度量衡。
當然，對于當代世界格局，任何類比都失之簡單。但有一點難以否認，全球化頗有美國化之勢。全球化似乎意味著世界跟著西方走，西方跟著美國走，美國跟著“華府”走，“華府”跟著“華街”走，“華街”跟著感覺走，感覺跟著貪欲走。在一些人眼中，全球的政治中心是華盛頓，控制方式是炸彈;經濟中心是紐約，控制方式是金錢;文化中心是洛杉磯，控制方式是媒體。于是，“華盛頓共識”被等同“全球共識”，“滑餌街”法則被等同國際法則，“道窮廝”指數被等同全球標準指數，法律全球化被等于全球法律美國化。這種說法雖然未免夸張，卻展示了令人警覺的圖景。
霸權邏輯激起了反霸權的抵制，全球的法律被地方化，外來的法律被本土化，現代的法律被傳統化。法律趨同的追求導致了趨異的對抗:法律民族主義對抗法律帝國主義，地方原旨主義對抗人類普世價值，狹隘的本土模式抵制世界發展潮流，樸素的民萃訴求拒斥體改和憲政進程。
二
經濟全球化并未增進全球平等，反而助長了貧富分化。富人無祖國，窮人守鄉土，資源流動無國界，財富享受有禁區，其態勢雖非東邪西毒，卻成北帝南丐。南南合作不過世界“丐幫”的精神聚餐，《北京共識》也不過西醫給東土開出的雜方。先發國家內強外強，借助法律輸出獲取經濟利益，通過法律傳教士傳播文化價值。后發國家內弱外弱，民族國家尚未建成，即被卷入全球化的激流;國家法尚未穩固，就遭全球法的挑戰;領土邊界尚未劃定，便面對去領土化的沖擊。強國以全球法打壓國家法，弱國則以國家法抵抗全球法;強國以人權擠壓主權，弱國則以主權抗拒人權;強國以去領土化延伸影響，弱國則以再領土化奮力阻擊;強國發射全球主義的“飛毛腿”狂轟濫炸，弱國則以地方主義的“愛國者”挺力攔截。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國成為中心，以金錢為籌碼，稱雄爭霸，通過剝削實現壓迫;某些弱國淪為邊緣，以威權為籌碼，求強求富，乃至在后發崛起的狂追猛趕中走火入魔，對內造成壓迫，并通過壓迫實現剝削，鑄成國富民窮。于是，世界似乎只有這兩種秩序:一種高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另一種高呼權力就是真理，服從就是力量。前者硬法軟法齊用，后者寬赦嚴打共存。
三
就不同法律體系的地位而言，盡管全球法奮力搖滾，跨國法密集踢踏，民間法不停RAP，國家法仍然昂首挺胸，一路“恰恰恰”，強撐體面。然而，國家法全控的時代畢竟一去不返，國際人權日益堅挺，對主權步步緊逼;新商人法如同候鳥，與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攜手并肩，四處游走，國界形同虛設;世界社會尚未形成，社會世界卻已穿越國家疆界，結成全球網絡:綠黨、赤潮、白領、黑幫各守其則，各行其道。
全球化與信息化并駕齊驅，相得益彰。信息沒有國界，只有網絡;沒有中心，只有結點;沒有等級，只擁有界面;沒有歷史，只有當下。在這個時代，缺席者即在場者，消費者即生產者，言說者即收聽者，游戲者即被游戲者。在即時互動過程中，原因與結果、現象與本質、本地與他鄉、虛擬與真實、演員與觀眾以及自我和他者相互交疊，彼此交融，難以辨識界域。我們似乎又回到了部落時代:到處是流動的景觀，青年潛伏在叢林里，等待獵物，老人蝸居在洞穴中，給孩子們講述神話。共時覆蓋了歷時，感官壓倒了理性，虛擬掌控了實在，口語吞沒了官話，戲說取代了說戲，性感代替了感性，惡搞解構了搞惡，這一切莫非是對神話世界的復歸?神話的內容似乎不再是精衛填海和愚公移山，而是“神馬浮云”和“鳳凰石頭”。如果這一切并非夸張，以理性和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法國家法將會面臨怎樣的挑戰?
四
全球化雖然沒有使得人類共享收益，卻同擔風險。生存法則的吊詭在于，幸運千呼萬喚不出來，而災難千方百計難逃脫，防不勝防。人們在金融危機中驚魂未定，甲流、核漏接踵而至，北非戰火突然又起。災難源自地方，卻殃及全球，于是人類進入了風險社會。走出一種災難的捷徑似乎在于制造更大災難，消除恐懼的妙方仿佛在于使恐懼常態化。故而新聞善于聳人聽聞，一如某些媒體勇于赤身裸體。如果說冷戰對峙是一種恐怖平衡，那么今日世界則面臨著失去平衡的恐怖。
人類制造災難的風險遠遠大于防御災難的能力，核武的殺傷力足以多次毀滅人類。然而，人類最大的風險也許不是核武器擴散，而是克隆人問世。如果說進化論以人畜同祖的邏輯，驅除了人的神性之光，那么克隆人則會以人畜同體的結局，打破人畜界限，徹底顛覆人性尊嚴。當美人魚不再是童話，牛魔王不再是妖魔，獅身人面不再是怪物，我們人類的倫理道德意義何在?我們真的會以這樣的方式自我解構人類中心主義，實現眾生平等的理想?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隨著交往和交流范圍的擴大，人類在變得強大的同時也變得更加脆弱。在風險全球化時代，國家日益成為“事故共和國”，而全球則日益成為“風險共同體”。當此之時，國家法、國際法、跨國法以及全球法如何控制風險和應對災難，也許是全球治理中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五
自古至今，世界主義和大同理想，一直弦歌不輟。然而，永久和平只是良好的愿望，而持續戰爭則是嚴酷的現實。烏托邦一旦付諸實踐就坍塌成青紅幫，在野黨一旦手握大權就形同黑手黨，改革派一旦掌權就變成保守派，民主潮一旦得勢就蛻變為專政朝。
面對種種困局，有識之士探索世界憲政和全球法治的路徑，全球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開始構建全球民主網絡，國際組織強化人權保護機制，邊緣群體和弱勢人群吁求道義聲援，一些重要后發國家“師夷長技以制夷”，繼“四龍”、“四虎”之后，而成為世界舞臺耀眼的“金磚”，而某些先發國家則遭到“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報應，相繼陷入了玩火自焚的困境。
與此同時，昔日獨孤求敗的全球霸主搖搖欲墜，改變世界經濟體系的訴求不斷強化，重構政治秩序格局的呼聲日益高漲，訴諸圖騰與血緣的部族統治紛紛瓦解，父位子承或兄終弟及的家國政治難以為繼，自由、民主與公平、正義的價值得到廣泛認同。由此可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壓迫激起了反抗的靈光，規制暗藏著解放的動因，失望透露出希望的信息。
地球村是人人怡然自樂的桃花源還是血肉橫飛的角斗場;是花果飄香的伊甸園還是白骨嶙嶙的萬人坑?無論是全球法律化還是法律全球化，都難以提供滿意的答案。因而，我們不僅需要追問:“全球化的法律是何種法律，法律化的全球是誰的全球?”而且需要自問:“為了人類命運和全球福祉，我們應當有何作為，必須有何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