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看上去不管有多么繁榮,如果偏離了法治,就會導致商人失信造假,為所欲為,因為其已不須去考慮所謂的規則乃至法律,結果就是讓人民對整個市場乃至社會逐漸失去信心
面對“達芬奇家具門”事件,人們在贊揚媒體立了大功的同時,無疑都在強烈譴責經濟領域的欺詐或唯利是圖等現象。這種現象對于當今中國似乎已不是一種偶然,因為之前也經歷了很多類似的事件,如毒奶粉、瘦肉精、黑心棉等等。從道德的角度來說,這些商家固然違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線,視人民的生命健康于不顧,只想著往自己的腰包里賺取黑心錢。但是借著我們自己一直鼓呼的“市場經濟”這面旗幟,換個角度來看,這些商家似乎并沒有違背自由市場的基本規律,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達芬奇家具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看到了繁榮市場背后的法治困局。雖然追尋法治對于掌權者來說也許是一種自尋煩惱,因為法治要求權力必須馴服于憲法和法律。但是離開了法治,讓我們心存擔憂甚至恐懼的是下一個可能馬上發生的“食品門”或“家具門”之類的事件,當然所有人都難逃其中。
如果不是新聞媒體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爆料了其中的丑象,說不定達芬奇家居公司很快就在一片鮮花和掌聲中上市了。即使換成你,如果你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商人,我想一般也會抓住機會干上一票,只要你還算得上是一個比較精明的商人,還算懂得從商的基本命律,正所謂“無商不奸”。從商業的角度來說,也許事發之后,一些商界同行甚至還在感嘆達芬奇家居公司在商業策略上的高明乃至可學習之處,畢竟其在短短的十三年里就發展成了現在的規模,這在商界至少也算得上是一個成功的“典范”了,雖然可能同時也在惋惜它這一次所遭遇的“厄運”。
雖然從自由市場的角度,達芬奇家居公司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其所采取的諸多卑鄙手法也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從正常人的理解來看,畢竟這些手法違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線而應該受到譴責或懲罰,方可消解消費者心中的怒火!這似乎存在一種現象上的悖論,即一個商業主體在市場機制中努力追求利潤最大化,到頭來卻落得如此下場。也許有人會說,你不該貼假國際標簽、不該假冒“進口”云云,但是反過來,你不貼,不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別的商家發現了竅門就會搶先一步去“貼”或“進口”等等,那豈不是把自己可以搶占的“商機”拱手讓給別人,等著淘汰的命運嘛!
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時候,作為市場個體,無疑不具有真正的經濟自由,因為資源主要都是依靠國家進行調配。雖然彼時的市場也井然有序,但缺乏生機與活力。在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之后,市場逐漸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這三十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市場不斷繁榮活躍的三十年。目前中國在經濟指標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歸功于市場的逐步開放。
但是,讓人困惑的是,香港、美國等發達地區或國家實行的也是自由開放的市場政策,為何就不會接二連三地出現中國大陸目前所呈現的諸多有違良心道德的商業門事件呢？當然不是說香港、美國等地的商人都沒有遵循“利潤最大化”原則而只管去做慈善家了,他們同樣會在制度的架構下費盡心機去蓬勃發展自身的事業。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市場是一種“遵循規則、踐行法治”的市場,而中國目前的市場還遠未達到踐行法治的狀態,因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還處于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之中。
如果說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那么“遵循規則、踐行法治”無疑就已經為市場提供了基本的道德底線,從而可以防止并杜絕類似“達芬奇家具門”事件的發生。
首先,在法治狀態下,諸如香港的《貨品銷售條例》等規定都已經明確地對消費品的市場流通設定了標準和規則,那么商家須嚴格按照這些規定來進行商業運作,如正確地標明產地等等,因為可以預見其后的政府監管部門也會嚴格執法,因為監管稍有懈怠便要承擔在一般人看來也許難以“忍受”的法律責任。如果商家不遵守規則,一旦發現也會面臨可能讓其傾家蕩產的后果。即使在消費品進入市場之后,在法治狀態之下,如果在正常的范圍內發現了瑕疵產品,那么消費者也可以如實地獲得利益上的賠償,對此不存在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就如同俗語所說的“殺人必須償命”。由此,怎么可能會出現那么多的食品門事件呢？
然后,回望達芬奇家具門事件可以發現,中國的法治還存在諸多缺漏,比如這些家具竟然可以在政府監管之下“出口”至保稅區,然后又“進口”到市場,“一日游”之后就變成國外原產同樣商家在東窗事發之后,竟然首先想方設法進行可謂“睜眼說瞎話”式的辯護,企圖逃避責任。所有這些都足見作為法治精髓的規則意識早已被政府部門乃至商家蹂躪于腳下!
比較來看,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自由市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法治是相互契合的,而中國市場的自由發展卻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法治的軌道。正是由于市場偏離了法治,才導致了商人可以自由地為所欲為,因為其已不須去考慮所謂的規則乃至法律。規則所內含的基本道德早已蕩然無存。這種后果的嚴重性也十分明顯,那就讓人民對整個市場乃至社會逐漸失去了信心,對政府的執法也慢慢地失去了應有的信任感。但是歷史經驗從來都告訴我們,一旦真正地觸怒了人民,輸家必定是腐朽的政府乃至整個國家。
從經驗的層面來看,發達國家或地區都型塑了一種誠信社會。在誠信社會里,公民一般都自覺地遵紀守法。
反觀中國大陸,社會已經逐漸偏離了誠信的軌道。就自己的個人體驗來說,如果在大陸去購物,經常遇到的問題首先就是侃價,因為商家報的價格一般來說都是虛高的。如果你不侃價,估計要被人譏諷為傻子。但是在中國香港,絕大多數(不排除極少數地方)購物區都根本不存在討價還價這回事,因為在一個講究誠信的社會里,何必首先以一種騙人的姿態標個假的虛假,然后雙方再PK彼此侃價的功力呢。個人曾試圖侃價了兩回,得到的卻是商家“鄙視”的眼神,甚是無地自容,也讓人反思許久。雖然這是一個很小的細節,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市場誠信的構建程度。
同樣,現在大陸很多人士選購物品首先是對同類產品進行比較,并時常是通過自己的嗅覺、聽覺、味覺等功能來對產品質量進行經驗性“檢測”,以防上當受騙,而產品所標識的說明或承諾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消費者的信任。這種現象現在可謂俯拾皆是。但殊不知,這些質量檢驗等諸多事宜本來都應該是由政府監管部門來嚴格把關的,現在卻在很多情形下將其交給了人民自己來“檢測”。可見,這種失去誠信的社會現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歸結于法治的缺位,即權力部門沒有身體力行應當履行的法律責任,從而使得人民對政府所監管的社會逐漸失去了信任,當然也就難有誠信可言了。
市場繁榮了,經濟騰飛了!這是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之后,大家所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場開放之后,我們所面臨的不是沾沾自喜于市場的開放,因為這只是極度封閉及大幅落后之后走出的一小步而已。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市場早就開放了。對于開放的強調在現代社會可以說已經顯得有點多余。同樣,如果一味地強調市場經濟本身所帶來的成就,在現代化的背景下,反而顯示了一種落后的愚昧,因為歷史上與其相對的計劃經濟體制早已不再適應現代的需求。
在經濟話語霸權的現代中國,也許我們應該再次深刻反省“依法治國”這一法律話語,畢竟從一九九九年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正式莊重地載入憲法之后,迄今已逾十年。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正處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之中,雖然已經宣稱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