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順人心,法隨時變,是法律發展的一種規律。社會發展無止境,法律發展和完善也沒有止境。如果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設分為形成和完善兩個歷史時期,那么,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是一項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的永無止境的宏遠工程。
具體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大概用了六十年,實際上主要是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完成的,完善這個法律體系肯定不會少于三十年,甚至將會遠遠超過六十年,將會與鞏固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相始終。
歷史經驗值得借鑒。古今中外的法制史告訴我們,法律體系形成的時間一般不太長,有可量化的年頭,而法律體系完善的時間往往很長,在古代中國是與王朝命運相始終,在近現代西方國家則至今未有窮期。
以我國的明朝為例,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修成《大明集禮》,洪武三十年(1397年)頒行《大明律》,同時頒布的還有《大誥》三編。又先后欽定《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諸司職掌》、《皇明禮制》、《大明禮制》、《洪武禮法》、《禮制集要》、《禮制節文》、《太常集禮》等�？梢哉f,明代法律體系,在洪武三十年基本形成,耗時不過三十年。朱元璋頒行《律》、《誥》時,定下“祖制”:“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惫拭鞔审w系的完善只能在律誥之外尋求其他形式,這就是不斷地修例。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整理修訂洪武以來條例,共297條,定名《問刑條例》,“永為常法”。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萬歷十三年又兩度增訂,例文達到387條。形成“以例輔律、律例并行”的法律體系�？梢�,明代法律體系的完善過程歷時近兩百年,貫穿明朝全過程。
現在來看近現代西方國家。在英美法系國家,對是否形成法律體系或什么時候形成法律體系似乎不怎么當回事,受其判例法制度的特色決定,很難描繪出一個清晰的法律體系形成的時間段。相比較而言,大陸法系國家則有比較制度化法律體系的追求。下面,試以德國的近現代法律體系建設歷史為例加以說明。
德國1850年始有《普魯士憲法》,1867年頒布《北德意志聯邦憲法》。1871年全德統一,將《北德意志聯邦憲法》稍作修改后成為《德意志帝國憲法》。也就是在全德統一后,開始了德國近現代法律的大規模修訂工程。1900年是德國立法史上成果最為豐碩的一年,連續頒行了《德國民法典》、《德國商法典》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其中,《德國民法典》是繼《法國民法典》后,在民事法典立法史上又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它不僅標志著德國私法的統一,而且標志著德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從1871年到1900年,德國法律體系的形成時間為29年。
此后,德國法律體系處在不斷發展完善之中。我們只要略為追尋一下自1900年以來一百多年的德國法制史,就不難發現這一點。就民商法而言,其門類的完善體現在1957年的《平等權利法》、1961年的《家庭法修改法》、1976年的《婚姻改革法》。特別是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債法現代化法》,對德國民法典的完善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德國法律體系的補充、完善至今未有竟時。
上述古今中外的法制史實告訴我們,無論是古代帝制下的王朝,還是近現代政治國家,其法律體系形成固然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的時間,但與其發展完善的時間相比,則顯得比較短暫。完善法律體系的工作同樣艱巨繁重,所需要的時間更長,在古代中國往往與一個王朝的歷史相始終,在西方近現代國家則至今未有窮期。
為什么說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肯定不會少于三十年,并且將會與鞏固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相始終?這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完善的任務決定的。這一任務艱巨繁重,工作循環往復,未有竟時。其特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完善法律體系時期是攻堅克難型立法時期。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是說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支撐其法律體系骨架的具有標志性的主要法律已經頒布實施,但這個法律體系尚未完備,還有一批高難度的骨干法律亟待制定。例如,行政程序法、社會救助法、慈善事業法、個人信息保護法、政府信息公開法、違法行為矯治法等,都是亟需制定的重要法律,但立法難度很大,需要長時期的調查研究、攻堅克難。
其次,法律體系的完善是與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與完善相一致、相始終的。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的全國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申明“五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指明了深化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和方向�，F行經濟、政治體制仍然存在諸多弊端,這些弊端與“五個不搞”之間的地帶就成為中國深化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空間。有些法律雖然十分敏感和棘手,但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它們必將以中國特色制定出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第三,法律體系的完善過程是一個不斷修改現行法律的過程。何謂“完善”?“完”是完備,“善”是優良。簡言之,“完善”就是完備加上優良。有法可依,固然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所依之法須是良法,更是前提中的前提。法律源于生活。改革開放前期階段,改革尚未到位,矛盾尚未顯露,一些法律的制定,不得已而“宜粗不宜細”。這些法律、法規有的已經修改,有的正在修改,有的將要修改,有的修改了還要修改。即便當時制定得很細很到位的法律,實施了一段時期仍然需要修改。這是古今中外立法的常識,也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完善時期立法工作的常態。社會發展沒有盡頭,改革深化只存在進行時,法律的修改自然永無休止符。
第四,完善法律體系是一項宏大的法典編纂工程。我國實行的是以制定法為載體的成文法法律體系,法典化是完善這一法律體系的必然追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有以憲法為主干的七大部門組成,每大部類都有法典編纂任務,工程浩大。拿民法典來說,繼物權法之后,還有總則、債、人身權、親屬法等編的制定和修訂。七大部門中,社會法最弱,一些重要的骨干法律,如保險、保障方面法律需要制定。其他如憲法相關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部門中的制定和修改任務同樣艱巨。與法典編纂相聯系的還有法律的解釋、翻譯工作。不但法律需要編纂、翻譯,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也需要編纂和翻譯。于是,制定——修改——編纂——翻譯——再制定——再修改——再編纂——再翻譯,如此循環往復,無有竟時。一句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完善工作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