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祥瑞自傳》書稿，先生放在我這里已經有十六年了。先生也已經仙逝十四周年。近年中，國內一些學者漸漸知道先生有一部自傳稿在我這里，希望一睹遺墨，也有朋友提出幫助去境外出版。我一直沒有滿足他們。因為先生有囑，此稿理應在大陸首版。這次有賴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眼光和蔣浩副社長、曾健編輯諸君的支持，擬在大陸和臺灣同時出版。這本有重大價值的遺稿，能夠在先生諭學時間最長的北大出版，終于有望能讓更多的人們靜靜地品讀。先生有知，當在天國嘉許我終于完成了他的臨終囑托。
一九九六年八月末的一天，方備師母來電，說龔先生在北大醫院行將不起，很想見我一面。我匆匆從杭州飛京，見到先生時，其生命之樹已將凋零，而其思想的火花竟是如此的年輕和蓬勃。他不顧我的一再勸說和阻止，忍著嚴重的哮喘一頓一喘地竟談了兩個多小時。我知道他有太多的話想傾訴，留有太多的遺憾，太多的追求，太多未競的心愿。他想用這有限的時間告訴我他最想說的話，用他最后的人生之精氣。他說他是古希臘神話中追逐太陽的盲人奧里翁，可惜已將沒入黯夜。只有賴你們后輩繼續前行。他說中國需要一部全新的憲法，現在很多的基本問題沒有搞清楚。他說他已八十五了，此生已無法看到。他說了國共兩黨將近一個世紀的得與失，說到了今日中國有政治而沒有政治學，有憲法而無憲政、說到了當今社會過于看重權力而輕視權利，過于重視國家而忽略了社會。他說毛澤東深知中國傳統而沒有出國受過教育，只知中國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國。我看著他白發下枯藁的顏容，知他的生命行將逝去，不禁悲從中來。而身邊除了方先生，靜靜的病房竟如此的清涼和簡陋，這位北大名師此時面前已沒有聽眾。
隨后，他用顫抖的手，給我寫了“盲人奧里翁自傳----龔祥瑞”，以及“題解”：“盲人奧里翁是一顆星座（獄戶），他摸索著，向著朝陽前進。當太陽出來時，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他的是無窮無盡的晝夜。我非常的像他。”這是他為二年前交我的《龔祥瑞自傳》所作的題記，實為最終的囑托。他的輕輕的欲言又止的似不經意的托付，實在蘊含了他熱切的希望。他說有生之年見不到自傳出版了，希望我幫助再努力一下。如果實在困難，也罷了，就放在你這里，先幫我保存著。我不忍心告訴他我在出版社的碰壁，也不忍心還他書稿讓其失望，告訴他總有完成他心愿的一天。我說實在不行可以帶給海外的朋友幫助出版。他說不要，這本《自傳》一定要在國內出。我悵然回到杭州，知道已成永訣。不久聽聞先生已逝，后從寧波大學一則校志中知道先生的追悼會是
我并非先生正式的門生。七七年我考取的是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在政法機關從政十多年。一九九三年到九四年，我考取北京大學法律系高級法官班進修行政法，擔任高級法官班班委學習委員，負責聯絡授課的教授名家。國內有羅豪才、應松年、姜明安等行政法大家，國外有法國行政法院法官、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等著名法學家。其時龔先生已經不設常課不招研究生，以八十以上高齡，曾為我們高級法官班講授西方憲法與行政法。因此我才得有緣常聆先生教誨。先生家常有一些年青碩士博士主動上門求教，因此我更多的是在他家中聽其闡釋法學思想，傳業解惑。他還組織了上一期的高法班學員和北大的博士、碩士生進行了全國性的行政法治的實證調研，主編出版了《法治的理想和現實》。因為這層機緣，我得有機會常在先生書房深談。蒙先生偏愛，竟對我的來自司法第一線的一些思考褒揚有加，建立了非一般的信任。他對我的論文《統治意志還是社會契約》、高級法官班畢業論文《論行政法律規范沖突及其沖突規范》（均已經收入拙著《變革時代的法律秩序》一書）進行了悉心的指導。九四年我回浙江省高級法院工作時，先生拿出其兩卷本《自傳》托我，囑我回浙江為其物色出版社出版。稿是復印的，全部已經打印好，并自己作了親筆最終校正。他說還有幾章正在打印，隨后寄我。先生在稿中插了很多歷史照片，由于復印的緣故，都成了黑白的。我想等找到出版社，可以向先生要原稿和照片。但北大醫院的臨終告別，我已不忍心再問他原稿的去向。我想原稿應該是先生作為珍貴遺產更為妥帖交付他人了吧。后來，先生又囑美中教育基金會理事長戚云芳先生來杭見我，給我授權書，說：“這次戚云芳先生返國過京，我請他將自傳改正稿帶到你處，不論有用無用，總需“葉落歸根”，就存在你處。為此我寫了一份委托書，就請你代勞了。”并將其余章節書稿寄我，囑我對其憲政論爭的若干章節中已發表的文章進行搜集補勘。先生離世不久，聽聞方備先生亦已仙逝，欲得照片、資料已屬難事。先生自傳就一直靜靜躺在我的書齋里，未能付梓。每每念及，中心惶然。
二OO八年秋，國內外媒體發表了李克強副總理對當年北大老師龔先生的片斷回憶。恰逢戚云芳先生應邀回國到杭州出席國際金融高峰論壇，又約我在杭州香格里拉飯店晤面，話及先生書稿，一致覺得是到完成先生遺愿之時了。我反復選擇考慮，將書稿目錄和先生的手跡電郵給了法律出版社的戴偉諸君，想不到他們如獲珍寶，很快研究后，給了我將作為重要選題出版的答復。但是，此稿在最后出版環節，仍然是發生了一些變故。我不同意對本書一些章節的刪減，因為這是一個完整的歷史資料，保持全藐上可對先生，亦可對后人。一直到2010年，盡管編輯作了很大努力對一些內容作了處理，此書仍然未能付梓。年初，北大出版社知道了這本書稿，多次約我商議，同意以繁簡中文同時在大陸和臺灣出版。
我毫不懷疑，先生這本自傳注定將傳世。其法學家思辯的光輝、純潔而善良的靈魂、獨立而理性的思想、對自我的忠誠的解剖、橫跨兩個時代的真實的史筆、優美的中西底蘊的文字表達，是一般純傳記文字很難企及的。可以這么說，這本自傳是先生為數不多的重要法學著作的另一風格的版本，甚至是最全面的一個版本，是后世研究他的人們、研究中國憲政史的學者所不能不讀的。他的橫跨新舊兩個時代的獨特歷史、挾庚子賠款之余惠公派留洋而學貫中西的獨特視角，以及說不上是正劇還是悲劇的人生命運，也永不可能再復制。這是當代中國法學界自由知識精英的一個難得的全記錄，是百年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縮影。除了親聆過先生教誨的一些學子，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中國失去了這樣一個思想者和法學大家是一種怎樣巨大的損失。
這本自傳，可以當作一本法學著作和作者的法律思想形成史來讀。先生在世并不聞達，也沒有獲得太多的學術光環。但學者的地位，不是以他的職位和在世時的權勢來論定的，而是看他思想的影響力、他在當代學者中處于怎樣的一種思想前沿、他的法學思想的歷史厚度、他對后世學者可能產生的影響。讀了他的自傳，我們會了解包括龔先生在內的他們這一代跨時代法律人所進行的探索和追求，他們的迷茫和思考，他們對未來中國憲政和政治文明的構想。
這本自傳，還可以當作一本小說和抒情散文來讀。作者對寧波故鄉市井的斑駁回憶；清末民初教會學校的苦讀；柔石筆下《早春二月》般淡淡的初戀；象弗洛依德一樣把自己的戀愛也作為社會現象進行理性研究的奇怪的“法學家式苦戀”；留學英倫地中海航線上茫茫大海中的鄉愁；恩師錢端升對他的人生扶助和影響；青春年少時的同窗王鐵崖、樓邦彥在倫敦政經學院的求學身影；巴黎學生公寓中聽聞北平淪陷、南京失守后的痛苦；西南聯大西撤時的顛沛流離；動亂年代陪都重慶的官宦人家的悲歡離合；戰亂后方昆明春城的曼妙；西山和滇池遠離塵囂古剎中的政治學著述；與蔣經國父子的交往；同丘吉爾進行政壇角力的他的導師拉斯基教授的風云際會；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法委兩個政權中進行的公務員制度研究和設計；告別舊政權時不去臺灣留在北大迎接新政權的誕生；他同歷史學家吳晗的交往；以及他此后經歷的新中國的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憲政研究和由此引發的論爭；各個時段的真實記錄，無不波瀾起伏引人入勝。他的眼睛像一個歷史長鏡頭，全程記錄了近一個世紀的他身邊發生的歷史和人文，而這雙眼睛是常人很難企及的一個法學家的眼睛。我相信沒有一個作家的虛構作品能夠有這樣的閱讀魅力。
交出書稿時，我對出版社的唯一一個要求是不能刪改這本自傳的內容。我期望留一個真實的全本給我們的讀者，也完成先生的一個夙愿。當然，我和責編對書稿中的一些文字差誤作了一些訂正。書后，我理了一個《龔祥瑞年譜》附上，以便于讀者了解。期望這本自傳的出版能夠引起人們對中國法學和中國憲政道路的進一步關注和思考，引領更多的法律學人步先賢余澤而前行。2011年的
陳有西 謹識于杭州寶石山麓
2008年冬月
2010年秋月補記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