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曹德旺向承攬管理、發放善款的中國扶貧基金會提出這些附加條件時，輿論稱之為“史上最苛刻的善款”。可喜的是扶貧基金會接下了這個看起來燙手的山芋，簽訂了一份類似軍令狀的協議：基金會必須在半年內將2億元捐款發放到西南五省區的近10萬戶困難群眾手中；善款下發之后，將由評估機構隨機抽檢10%的受助家庭，如發現不合格率超過1%，中國扶貧基金會將對超過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賠償（最高賠償額不超過項目管理費）。
當年曹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現在看來是皆大歡喜，行善者把善款用到實處盡量避免浪費的目的達到了；廣大受資助的村民也得到了實惠；而中國扶貧基金會較強的執行能力也得到了證明，其公信力因此也會有相當的提升。
我認為曹德旺的苛刻要求乃事出有因。世上有善心的人不少，愿意將財物捐獻給需要幫助的人，但整個社會是一個復雜得系統，決非熟人社會中幫助親友、鄰居那么簡單、直觀，于是社會需要一些公正的、高效的組織來替好心人管理、使用善款，是善款發揮最佳的用處。很長時間內，我國這類慈善的非政府組織并不發達，而由地方政府做了本該由NGO來做的事，善心人自愿捐款一旦和具有強制力的公權力糾葛在一起，不但那種自愿行善的味道變了，給人以錢逼捐的現象，而且滋生一些腐敗現象。一些傳統的慈善組織，其官方色彩非常濃厚，不但其領導人往往是退休的官員，而其日常運行亦對上司主管的政府部門俯首帖耳，說其是“準衙門”也不為過。地方公權力部門直接管理、分配善款出現的一些腐敗、浪費、低效現象，在這類慈善組織的運行中也不少見。因此，其公信力受到了相當的影響，許多善心人想捐款而卻步，中國的慈善事業發展狀況相比經濟發展水平欠佳，這些現象是重要的原因。
筆者之所以要為曹德旺的“較真”叫好，是因為他這樣做冒著得罪人的風險，擺明了等于他向公眾宣示對一些官方色彩甚濃的慈善組織不太信任，所以才“先小人后君子”。其他一些樂于捐助社會公益事業的富豪，對中國慈善事業的現狀的了解情況未必就不如曹德旺，他們或許在心中對善款捐出去后的管理、使用狀況也疑竇多多，但多數人卻是“難得糊涂”。為何如此呢？我以為還是因為在我國的慈善事業中，政府主導甚至包攬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一些地方政府樂于把所有的金都貼到自己的臉上，不受自己管理或支配的“行善”等于和自己搶風頭，可能被視為“居心叵測”。在這樣的情形下，真正的非政府慈善組織很難發育起來，而一些富豪在大災后響應政府的號召捐款，與其是說出自對災民的善心，還不如說是一種效忠的表態，向掌握公權力的人輸誠納幣。那么，善款最終的使用狀況如何，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本來一些富豪捐款的目的，未必就是善款用到它該用的地方。于是，“難得糊涂”便是一種明智的態度了。
在一個開放的法治社會里，所有的慈善組織都應該依據法律，在同一個平臺公平競爭，如此慈善組織之間會比拼透明、高效，即比拼公信力。而一些超級富豪持有一筆巨額善款作為啟動基金，完全可以另立門戶，建一個新的慈善基金，如比爾蓋茨基金會，因為這個基金運作情況良好，公信力高，另一個超級富豪巴菲特就覺得沒必要另起爐灶了，直接將巨額資金捐給比爾蓋茨基金。如此，整個社會的慈善事業就呈現良性循環，那些衙門味道十足、低效甚至有腐敗現象的基金會就會被冷落，直至運行不下去而關張。
前不久，李連杰發起的“壹基金”終于取得合法身份了，這是個好消息。如果我國有相當一批運行高效透明、公信力強的慈善組織相互競爭，我想曹德旺也不必那樣“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