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君如晤
我上周返美的。正趕上大雪，在紐約機場旅館捱了一宿，不過把蘇力老師給的書稿看了——論致辭與政治修辭的，課上講過吧。請教兩個問題，你們年輕人什么看法：
他在院長任上的畢業迎新致辭極受學生歡迎，當得上北大一塊品牌，據說正版之外，還有山寨版。你或者別的同學是覺得他說的道理（思想）好，還是語言生動有趣，抑或別的原因（個性、場合、態度）？老子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蘇力是不是一個例外？
謝謝，節日快樂。
又，山寨版何處可閱？
［三天后］
絕了哈哈，原來院長的“自主知識產權”還未撰寫（并依法享有國際保護），山寨版即已上網，四處流傳了。而且標題也蠻“感動中國”，是不是？也纏繞些歐化句式，有“力叔”味兒。再過四十年，白頭校友回憶“一塌糊涂”（一塔湖圖）的學習生活，接受記者或校史專家采訪，這段佳話肯定有數不清的版本。
S君幫忙，拿我的問題找同學（校內外皆有）做了個小調查，回復都很率直，有見地：
——既不唱高調說空話，也不惺惺作態討好學生，總之，蘇力老師了解我們的生活，貼近我們的感情。
——很“個”的人，有些執拗。但他的話讓我覺得新，可以信，美倒是其次的。
——我對老師了解不多，致辭具體講了什么道理，記不清了。印象中他很會煽情，有點兒女性化，但不做作。配上他們說的“一張錚錚鐵骨的臉”，非常獨特。（女生語）
——好些話稱得上“美”，甚至過于“柔軟”，比如“細雨淋濕了未名湖”，但那只是作為通向某種真實的鋪墊，某種未經雕琢和掩飾的“信”。這么看，應該說是“信言不美”的例外吧。
——國人的公共生活一直擺脫不了“假大空”話語，老百姓“審丑疲勞”久矣。蘇力老師拒絕官樣文章，不落俗套，就具備了打動人的力量。其原理可能近于那個口語詞“不折騰”。當然，他有不少出色的修辭和精巧的表達，加上真誠，在教育官員中是罕見的，如果不是絕無僅有。
——回想起來，自己真正被打動，不是在畢業典禮上，而是后來讀文字稿的時候。他口才在法學院來說不是最好，要念稿，還帶點口音。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表現他的激情，“有嚼頭”。不過在社會上走紅，或許得益于“北大”、“院長”一類的標簽效應？
——他有幾句“信言”太鯁直了，像“這里是北大法學院”，那種近乎赤裸裸的精英意識的流露，得罪人也不奇怪啊。
——像網友說的，是發自肺腑的祝福，貼心。
——前些年有個外系老師，在課堂上說學生不用功，成天聽劉德華。學生暴笑。因為劉是“大叔級”歌星，現在誰還迷他呀？蘇力老師絕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他舉過孫燕姿、蔡依林、周杰倫、張柏芝、阿嬌等人的八卦新聞做例子，大家好驚訝：一位“五零后”大教授，一向拒絕當“公共知識分子”，對“八零后”“九零后”熱衷的時尚，居然那么熟悉！
——老師的致辭之所以受歡迎，我覺得除了文筆，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對商業/小資文化略微妥協，例如對青春的傷感抱認可和同情態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同時，他也溫和地批評一些現象，在致辭中強調年輕一代要有責任感、使命感。小氣跟大氣這樣結合，就抓住了同學們的心。我猜想，致辭本身在知識和學術上的作用，或許是有限的。但如果把這些文本和演講看作大學里實踐群眾路線的一種嘗試，他會不會覺得頗為得意呢？這也是我自己常感困惑的問題：學術與政治，可分嗎？
——魅力在他的個性，而不是思想或語言。
S君
非常感謝，這么快就做好了調查。
讀你們畢業典禮的描述，我就想到四十年前去了——我初中遭遇文革，本科和研究生提前畢業，都缺了典禮——七一年告別甘蔗地，上哀牢山寨當老師那會兒，小學校也舉行畢業典禮，請公社書記、赤腳醫生、抗美援越的解放軍戰士給各族同學講話。但那講話不是現在的致辭。講話，嚴格來說，屬于政治學習。書記領著群眾用磕磕巴巴的pyulniul ddoq（漢話）念幾段語錄，或者聽英雄連長擺“斗私批修”擊落B-52的光輝事跡，是改造思想，不是對（抽象平等的）公眾致辭。程序上，那年頭開大會，講話只是整個儀式的引子，重頭戲在之后的會餐。所以書記掏出筆記本，傳達“農業學大寨”的“大好形勢”，學生胸前兜里插著的卻不是自來水筆，而是竹筷，書包里裝的除了課本，還有飯盒。受饑寒的孩子，享用不了“耳食”。那典禮真正的主持人，正在廚房忙乎，指揮高年級阿妹擔水淘米洗菜。那天一早，才起床，就聽見豬圈里嗷嗷叫。此刻，布置成會場的茅草房教室已飄進了肉香，大伙兒偷眼瞅著門外：去供銷社背酒壇子的阿哥，快回來啦！
山寨上那頭兩班的學生，年齡與我相仿。如今，他們好幾個已是領導崗位上的民族干部，“倉廩實而知禮節”，致辭的公務怕也不少呢。
學祺，冬安。
B君
你這個段子有趣，央視小品似的。我改兩個字：蘇力先生的課人氣旺，學生得占座兒。第一天，快上課了，撒貝寧同學見教室第一排還坐著個頭發花白、工友模樣的人，正想上前“今日說法”：師傅，暖氣修好了，您放心走吧！不料鈴聲一響，那人起身向大家道：我叫朱蘇力，這學期的法理課由我來上。接著，便滔滔不絕，跟亞里士多德、波斯納、《趙氏孤兒》挨個兒對起話來。
我們念書那時，小品演的是季老。新生報到，以為他是東語系看門的師傅，讓他照看一下行李，老先生就老老實實在那兒守了半天。
的確，大學致辭不易。根本原因，是高教體制官僚化，沾染了腐敗風氣。于是大學日益成為輿論質疑、揭露、調侃的對象，陷于公關困境。這是老百姓參與政治和社會監督，或民主化潮流所致。但大學既已蛻變作官場的一角，勢必“黨八股”泛濫，“面目可憎”，如毛主席從前批評的。當然，學生不會買賬；尤其北大是現代中國學生運動的一只搖籃，有“五四”精神，有獨立思考張揚個性的傳統。校長院長們致辭如何拿捏分寸，既不出格又要得體，完成公關任務？只能像蘇力說的，“責任高于熱愛”，“盡管你不喜歡，還要干好”。
其實，現在校園里需要練習政治修辭的，不僅是頭銜帶“長”的，老師上課或做個學術講座，也差不多在辦“百家講壇”。踏上講臺第一個感覺，進了錄音筆和手機電腦乃至攝像頭的包圍圈。接下來的一切，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表情，都會記錄在案，隨時上網發布——跟坐在電視臺演播室里沒什么兩樣，只缺化妝師涂涂抹抹了。曾經考慮，是否允許錄音錄像，因為從知識產權、肖像權或隱私權的角度看，數碼技術的進步，已使法律保護與制裁形同虛設。但觀察下來，似乎好些人讀書已經離不開錄音筆；再有就是受同學委托錄音，不僅可歸于（民法上）“善意”的復制和使用，更是充滿了求知欲的“敬意”。所以就“師隨生便”了，只是要求別放網上去。主要原因倒也不是著作權，而是講課內容（史料案例、前人論說除外）往往是思考中的前沿理論問題，課上討論辯駁，可以“教學相長”；公之于眾，則多有未成熟處，文字亦不準確，容易引起誤會。將來厘清頭緒，成文發表，才算對讀者負責。
同樣，學生的言論自由和隱私權益也是一個難題。倘若教室成了演播室，同學發言或表現被一一記錄，未經本人許可傳到網上，那課堂討論便很受影響了。提問回答都得當心，例如避開一些敏感話題，或者任何可能得罪人的說法。因而最穩當的策略是隨大流，開兩句輕松調皮但“政治正確”的玩笑，人人學做節目主持人。長此以往，我們的上課和講座，會越來越像膚淺的表演，像娛樂片。嚴肅的問學，自由的思想交鋒，只好去課下另尋機會了。
S君
多謝祝福。
“山寨”這詞兒好，出處查著了，謝謝。后發資本主義全倚仗它，不是拖后腿，是競爭優勢吶。咱們大學里許多做法不也是山寨？原版叫“國際一流”，讀作“美國”。有趣的是，支撐起這龐大的山寨教育產業的，卻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應試教育，不啻“美”中合璧，舉世無雙。
山寨版“美國式”的教學評估與科研體制，并非一無是處。人總得有點壓力和競爭，才出得了活；大學老師亦不例外。但有一關鍵的程序忘了山寨，那就是所謂“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本是圖書館為方便管理分配預算，搞的一種目錄分類。現在拿來衡量學術，當硬指標，就荒唐了。一些院校甚至要求在讀博士生，必須在本專業核心期刊發表論文若干。核心期刊，比如法學，一共只十來份，據說還分為幾檔，比照刊物主辦方的行政級別。結果迫使不少研究生同青年教師給編輯送錢，買版面求生存，俗稱“逼良為娼”。大勢如此，我有些好奇，遲遲不見山寨版的《中國社會科學》或《法學研究》，什么道理？如今可是山寨經濟，且不說手機手表方便面的GDP貢獻，便是奧運圣火、“百家講壇”、《還珠格格》跟春節晚會，也都有“雷人”無數的山寨版（參見百度百科“山寨”條）。全國這么多大學、科研單位需要山寨學刊，呵呵，那是多大的市場！
也許指日可待了，若滿足兩項條件。其一問題不大：提交審閱的論文，到了委員會那里，按照慣例（包括錄用新人評定職稱），沒人會費心細讀。換言之，山寨版抽印本只消封面、目錄、標題、摘要等做得像樣一點，便能過關，絕對不比假藥假酒的裝潢或防偽標志的仿造難度更高。其二，是美國開始的潮流，理工科、醫科乃至社科期刊，很多已經取消紙版，只出網絡版。國內學刊遲早得跟風。學刊一旦網絡化，山寨的成本就更低了；通過自由競爭，在市場上取代正版核心期刊，成為中國學界絕大多數論文，包括“國際一流”論文的首發渠道，也不是不可能。等到那一天，大學請誰來致辭，慶祝學術的一場小勝？
兔年大吉，萬事如意。
二位如面
說得好，我的理論你們別全信。
政治修辭最可見出一個人的素養，誠如蘇力所言。昨日積雪封路，在家整理收到的書報。《讀書》去年十月號載周有光老人訪談，挺有意思。記者說，國家領導人“多次在公開場合”發問，“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大師”，原因何在？周老答：這問題早在唐代，韓愈已答復了。“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是因為人不懂馬，不在乎伯樂的事業啊——“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周老還說，“大學去行政化”的口號不對。教學科研哪兒不要高效的行政服務？應該去的是官僚化體制。為此，他曾致信教育部長，提兩點建議：從大學做起，學術自由；取消小學生的“無效勞動”（繁重功課）。“不過我的朋友說，教育部長做不到的，他沒有那么大的權力，因為中國的教育錯誤不是教育部的事情”（頁23-24）。你們看，一針見血挑明問題的實質，又十分溫婉；借古人名文和朋友忠告，以百五老人的崇高聲望，點到為止，反而比長篇大論更能服人。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這話本身是否屬于美言（妙用修辭，對稱悅耳等），而未免落入“美言不信”的悖論？我想，可歸于經驗性常識罷，或反常識的常識。因常人的愿望和習慣，是信美言，美信言的。然而，漂亮話太多，口若懸河，不一定令人信服。春秋末，鄧析（前545～501）編竹刑，善訟辯，今人比作中國律師的鼻祖。古人卻說他“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顯然，修辭論辯之術的盛行，引起了人們的警覺。同理，普通法實行對抗式訴訟和陪審團制度，法庭辯論極講究技巧，故而英美人貶損律師的笑話也特多，正是對美言有戒備的表現。
另一方面，在發達的文學傳統里，“信言”樸素可以是修辭風格高度成熟的標記，例如《圣經》的許多篇章。圣奧古斯丁（354～430）嘗言：經文“不是驕傲者所能體味，也不是孩子們所能領會的，入門時覺得隘陋，越朝前越覺得高深，而且四面垂著奧妙的帷幕??當時我以為這部書和西塞羅的典雅文筆相較，真是瞠乎其后。我的傲氣藐視《圣經》的質樸，我的目光看不透它的深文奧義”（《懺悔錄》卷三章五，周士良譯本）。這段話頗有西塞羅的遺風——圣人讀的是拉丁語《圣經》，故可與古羅馬修辭家作此對比——有時候，認識“質樸”，表達崇信，恰恰要求助美言。
如此，若想超越“信言不美”，成為經驗性常識的“例外”，首先取決于讀者/聽眾對作品風格的認同。法國十八世紀博物學家布封伯爵說，“風格即人”（le style, c’est l’homme meme），意為修辭技巧必與作者的人格統一，前者乃后者之體現。放在大學致辭的語境，便是體現先前同學回復贊賞了的，那又美又可信的品質：真誠。“真”是學術追求，“誠”則是倫理實踐。那些八股教條、官腔、口號，原本也多屬美言，信眾廣大；抽象地說，甚而今天仍是真理。只是未能化作實踐，變得虛假、油滑、嘩眾取寵而煩人了。蘇力的致辭，實際是在一個普遍墮落的社會關系場域即大學里，展示了一種截然不同（但也不直接對抗）的職業倫理與理想人格。他的“貼心”抒情的“政治修辭”，只是那倫理人格的風格化的呈現。而那風格，無非是他對莘莘學子，對北大，對中國法律教育同法學的熱愛、忠誠、不計回報的奉獻的自然流露。 同樣的語句，如“你聽見陽光的碰撞”，“渴望多汁的人生”，“你柔軟地想起這個校園”，“讓我的失敗為這個民族的成功奠基”等等，假使放在別人口中，恐怕就會變味，一點也不美，不可信了。
蘇力
謝謝問候。
抱歉文章拖到現在。大作讀畢，感想良多。前兩天同學生交流，收集了一些聲音，也有故事。慢慢串起來，討論幾個問題。附上，一哂，請提意見。
此間雪暴不斷，路邊的雪墻比人還高。今日初霽，長空澄碧，如上帝腳下新鋪一條藍寶石大道（《出埃及記》24:10）。
新春愉快，闔府安康。
二零一一年春節于鐵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