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四月的最后一個周日，是清華大學校慶日，今年是清華成立百年。談清華的歷史，要從義和團運動談起。1900年中國北方發生了義和團運動，西方列強借機合伙入侵中國，1900年8月14日悍然占領北京，這是時隔四十年之后中國首都北京第二次被外國軍隊占領（第一次是1860年的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并火燒圓明園）。想必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對此奇恥大辱一定刻骨銘心。1901年9月7日中國被迫與11國簽訂《辛丑條約》，在“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思想指導下，中國向各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分39年付清，年息4厘，共達九億八千多萬兩。加上地方賠款兩千多萬兩，賠款總數超過十億兩！
各國向清政府敲詐的賠款實際上遠遠超出他們在戰爭中的真正損失。在多方努力下，1908年美國決定退還超出其實際損失的賠款，數額大約為1200萬美元，全數用于選派留學生赴美學習。為此，1909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學務處，開始招收放洋生。1911年的那個春天，在即將結束267年統治之前夕，清政府決定把被英法聯軍1860年焚毀的圓明園之東部偏園——清華園拿出來，作為游美肆業館的館址，并改名“清華學堂”，這就是今日清華大學之來歷。
根據當時派遣留美學生的條件，被派遣的學生必須“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中文程度必須能寫作文并有文學和歷史知識，英文程度能直接進入美國大學學習。還要求80%學農業、機械工程、數學、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等，其余20%學法律、政治、財經、師范等。
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清華學堂為清華學校。1925年成立大學部，開始了自己的本土本科教育和專業設置。1928年清華學校被改組為“國立清華大學”，開始了真正意義的現代大學教育，清華的名字越叫越響，不再是一個皇家園林的名字，也不再僅僅是一個地名，而與一個舉世聞名的學府聯系在一起。歷晚清，經民國，再到新中國，一個大學和一個國家，風雨同舟，同甘共苦，屹立不倒！只要大學不倒，一個國家就不會滅亡，就永遠有希望。
今年不僅是清華百年華誕，也是清華法學百年，清華法學的歷史也可追溯一百年。如前所述，從1909到1929年的早期留學生已經有一些學習法律，根據我們統計，在早期派出的一千多名留學生中，大約150多名學習法政，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他們回國后有些從事法律工作，例如著名法學家錢端升教授、燕樹棠教授、王化成教授、著名法官梅汝璈、著名檢察官向哲浚等都是早期“清華法律人”的杰出代表。可以說，那時的清華已經開始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為國家準備法律人才。
法學院1929年成立，是清華改為大學后最早成立的學院之一。可見，法學院不是清華的新院，而是老院。從1929年法學院成立到1952年撤銷，清華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法政教育，趙鳳喈、陳之邁、王化成、程樹德、燕樹棠、威萊特（Quineey Wright）、張奚若、錢端升、邵循恪等大家執教于此。畢業生中有王鐵崖、陳體強、樓邦彥、龔祥瑞、端木正等著名法學大家。后來，王鐵崖先生擔任國際法院大法官，端木正先生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從1952年至1995年清華法學院的建制盡管不復存在，正規法學教育被中斷，但是清華大學其他院系的畢業生仍有一些長期從事法律工作，他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延續著清華法學的“香火”。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鄭天翔、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前司法部部長張福森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還有許多從事法律實務的優秀律師。此外，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盡管把清華改造為多科性工業大學，但是其優良的學術傳統和深厚文化底蘊，尤其清華的科學精神和人文關懷，為后來重建綜合大學、恢復法學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條件。
終于1995年秋天，清華大學法律學系復建，1999年并恢復法學院。短短16年時間，法學院迅速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綜合實力進入國內法學院前列。復建至今，我們已經培養5000多名優秀法律人才，他們在國家和國際法律、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領域開始嶄露頭腳，演繹著清華法律人在21世紀的新故事、新傳奇，重新解釋清華法學的新含義和新意義。
回顧清華不平凡的歷史，簡述百年清華法學特殊的發展軌跡，把清華法學的歷史追溯到一百年，目的是檢視清華何以成為今日之清華。就像一個人，一個大學、一個學院也都有自己的品格、精神和特征，有與眾不同的特質，那么清華大學法學院，或者說清華大學的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有何獨特的品格特點，這與清華獨特的歷史又有何關系呢？
我認為最突出的一點是，清華法學（包括清華法學院的教育理念、價值取向和使命宗旨、清華法學教師和學生）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換句話說就是國家意識和國際視野。清華大學誕生于多災多難的舊中國，無論當時的辦學經費或者這個校園，都起源于血雨腥風的戰火，是民族恥辱的產物。從誕生那天起，清華大學就注定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世界承擔著特殊責任。反觀百年清華的歷史，也許正是戴著“賠款大學”這頂恥辱的帽子，使得一代又一代清華人異常愛國，清華學子無法不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為己任，為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而發奮努力。一代又一代清華人時刻牢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古訓，牢記清華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為中華崛起而讀書、而奮斗。1924年6月2日《清華周刊》發表梁啟超談話錄，題目是《清華底成敗與中國底安危》，他說，“往后中國底世界，簡直可說是清華底世界。······將來中國弄底好，固然是清華學生底功勞，弄不好也就是清華學生底罪孽。清華與國家有極密切連帶關系。”任公所言，字字千斤，振聾發聵，令代代清華人不能不為國家、為民族而發憤讀書，鞠躬盡瘁！
同樣，清華法學的歷史也是中國近百年歷史的真實寫照。幾次開辦，幾次停辦，恰恰證明了法律、法學在中國命運的變遷，使得清華法律人同樣具有濃濃的家國情懷。從第一位赴美國攻讀法律的張福運先生（后來收回中國海關主權，成為中國海關的第一位華人關長），到1946－1949年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和檢察官向哲浚，以及錢端升、王鐵崖、端木正、陳體強等，一直到去年離開我們的“一切學術為了中國”的何美歡教授，從他們身上，我們都能看到那種鮮明的清華特色、清華氣質和清華品格：精通國際，明了世情，同時非常愛國，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他們學術水平一流，同時愛國一流。清華很洋氣，又“很中國”。西學一流，國學也一流。無論一百年前或者一百年后，清華都是中國最“洋氣”、最國際化的學府，無論是這里的西洋式建筑，或者眾多的外語課程，在這里你盡可了解世界上最前沿的東西。另一方面，這里又非常愛國，而且是發自內心的，每當看到近春園被英法聯軍焚毀后剩下的殘垣斷壁，看到清華學堂、大禮堂、圖書館、老校門等早期建筑，沉甸甸的責任感就油然而生：為了中國，為了人類的和平進步事業，為了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為了那比陽光都珍貴的社會公正！總結清華法學百年的“品”和“格”，我認為這是第一條。
愛國和國際視野可能會沖突，但是，在這里你會發現這二者異常完美的結合。無論學術研究或者人才培養，無論老師或者學生，我們在全國和世界范圍來自我定位，立足于解決21世紀中國和平崛起以及人類可持續和平發展中產生的重大法律理論、實踐問題。今天，我們的志向就是為了法治的確立，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努力，為人類的和平發展以及美好未來做貢獻。
其次，對學術卓越的強烈追求。強烈的愛國情操、遠大的報國志向和對人類未來的深切關懷，能讓人產生強烈的學習、研究動力，釋放無窮的能量。也許正是發自內心的愛國情操，使得清華人非常刻苦，非常努力。無論清華大學，或者清華法學，都給人一個強烈印象，那就是追求一流！一個做律師的校友告訴我，只要你說是清華畢業的，就會讓人對你的專業和人品產生一種信賴感，人家相信清華以及清華的“產品”——清華畢業生，除了忠誠可靠，專業上也完全沒有問題，沒有清華人不能解決的問題。在清華工作任教16年，也讓我時時刻刻感受到這種氣氛，任何事情不干則已，一干就一定是一流的、最好的。清華絕對不做二流的事情，一定是一流的。我們對學術、對教育的要求就是精益求精，做中國和世界一流的學術，讓人在專業上無可挑剔。王鐵崖教授生前在母校清華的一次演講中說，清華教育給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認真”二字，做學問一定要做到卓越，做到極致。
在學術上，我們還非常強調創新。我們十分了解世界法學、法律的最新狀態，同時一定立足于中國法治建設的確立。中華法系曾經在世界上獨樹一幟，曾經是四大法系之一。今天中國的法治建設也必將形成獨特的理論和制度，這需要中國的法律學人為之探索、為之奮斗。我們既不崇洋媚外，也不閉門造車，而是立足于中國，吸收人類法治文明的一切成果，力求理論和制度創新，從而產生擁有自己獨立“知識產權”的理論和制度成果。1929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陳寅恪為紀念王國維先生而撰寫的碑文中，總結王國維的學術理念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們把這十個字印在《清華法學》每一期的封面上，也作為我們學術精神的寫照。唯有堅持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可能進行理論和制度創新，才可能形成獨樹一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再造新的“中華法系”。
再次，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結合，這也是百年清華法學的一個特點。這里研究陽春白雪的理論，世界各國的法學大家可以在這里神侃后現代；這里也常常深入社會最基層，知名教授帶領學生到偏僻鄉野做實證研究，當年的高考文科狀元畢業后到條件艱苦的農村當村官，來自杭州的優秀畢業生自愿到大漠深處從事民族地區的法律工作。清華法學立意高遠，理論高深，但又腳踏實地，立足基層，解決中國社會運行中的實際問題。著名法學家錢端升先生所在的1919級清華學子畢業時給母校建立了一個日晷，現在仍然放置于清華大禮堂前草坪的南端，日晷上用中文和拉丁文寫著“行勝于言”。這就是清華理論聯系實際的真實寫照，清華務實的精神就是這樣形成的。
法學既是理論的，也是應用的，也屬于職業教育的范疇。我們同時注意細節的培養，教育學生既不要在大的原則問題上犯錯誤，更不要在小事上出差翻船。比如我們重視對語言文字、標點符號甚至語法和書法的訓練，教會學生起草法律文書，如何與人溝通，如何演講談判，如何待人接物等。法律工作者應該懂得的知識、技巧、技術我們都會教，其目的就是讓學生能夠理論聯系實際，解決實際問題，畢業后能夠很快進入工作狀態。
最后，清華法學還十分強調道德約束和人文關懷。法學教育的職業性很容易走向只重視“術”的教育。然而，喪失理想和價值追求的職業教育就變成純粹的技術和技巧教育，成為一種“術”，而不是高尚的“道”。迷失方向的“術”越專，破壞力就越強。法學教育絕非簡單的職業教育、淺層次的技能教育，而也應該同時是一種理想教育，是“道”的教育，有其明確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大學是文明的燈塔，是講理想的地方。我們立足實際，但并非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大學一定要引導社會，而非完全被社會所引導。如果大學也市儈短視、急功近利，這個國家和民族就沒有希望了。法律尤其是“雙刃劍”，法律人對社會進步既可以發揮正面積極的作用，也可能發揮負面消極的作用。法律人若要破壞，其破壞的強度、廣度將遠遠超過普通人。沒有道德約束的法律人是最可怕的動物。法律是高尚、高貴、高雅的職業，法律人也應該是高尚、高貴、高雅的人。只有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事業，才具有可持續性。永遠不能讓法律技巧超越人類美德謙卑的要求，不要忘記了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法律人應該有悲憫之心，有人文關懷，中國古代審案講求“天理、國法、人情”，這里的“天理”就是要符合常識和社會發展的規律，“人情”其實就是要有人文關懷，以人為本，了解民間疾苦，解決人民的問題。
1932年清華法學院增設法律學系之初，就提出“本學系宗旨，系對于應用及學理兩方面，務求均衡發展，力避偏重之積習，以期造就社會上應變人材，而挽救歷來機械的訓練之流弊”。梅貽琦校長當時指出：“法學理論之研究，為大學所應著重，而為普通法校所忽視者，故愿于此方向，一為矯正”。今天我們仍然十分重視法學理論之研究，重視理想信念教育和社會責任教育，培養學生具有正確的價值觀，有良好的道德風尚和職業習慣，成為正人君子和道德精英。鼓勵學生樹立遠大理想，帶著理想去學習，帶著理想去工作，帶著理想去解決實際問題。清華法律人能夠與社會打成一片，又能夠超凡脫俗、潔身自好。這就是清華法學的理念。我們的目標是，培養既能仰望星空，有遠大理想，又能腳踏實地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成為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理想主義者，或者說做擁有遠大理想和價值追求的實干家。
百年清華法學雖間有中斷，但弦歌不綴，精神永續。百年來形成的這種特殊的品格，是一代又一代清華法律人積累起來的最寶貴的財富。今天的紀念，不僅要傳承百年清華法學的香火，更重要的是告訴今日清華法律人，一定要傳承并發揚光大這些精神，要“厚德”，要“載物”。法治天下，重任在肩。時任清華法學院教授的張奚若先生曾經語重心長告訴清華學子：努力吧，時代決不辜負你們，希望你們也不要辜負時代。清華的前輩們沒有辜負時代和人民的重托。在未來的歲月里，我們要賦予清華法學以新的內涵和外延，為清華法學增添新的榮譽和光榮，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毫無保留地貢獻新一代清華法律人的智慧和力量。清華法學必將不負眾望，不辱使命，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再造新的百年輝煌，“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