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的人格，通俗地說就是法學家的道德品質，是一種夠得上被人們稱為“法學家”的品質，或者應該具備的被人們當做“法學家”的條件。之所以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目前舉國上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法學家是重要主體之一，而法學家的人格，又是必須予以弘揚的主要精神。
那么，法學家的人格是如何體現在法治國家建設進程之中的？下面以歷史上發生過的幾件事情，來闡述這個問題，以使我們對此有更深的理解。
薩維尼 1804年，25歲的德國歷史法學派代表人物薩維尼（F.von.Savigny，1779—1861）與布倫塔諾（F.K.Brentano）小姐結婚。與其他人的結婚不同，當時已經因出版《占有權論》（1803年）一書而在西歐法學界小有名氣的薩維尼，選擇的度蜜月方式是帶著新婚的妻子進行“學術旅游”，他們赴海德堡、斯圖加特、圖賓根、斯特拉斯堡以及巴黎大學的各圖書館，查閱大量原始的羅馬法文獻，或購買，或摘錄，還包括法國人文主義法學派的代表居亞斯（J.Cujas，1522—1590）極為珍貴的未公開出版的手稿。盡管布倫塔諾小姐對此并不感興趣，但卻寬容地默默忍受。正是由于薩維尼這種為學術可以犧牲一切的執著精神，使他掌握了當時西歐最為豐富的關于羅馬法的原始文獻，從而在以后寫出了6卷本的《中世紀羅馬法史》（1815—1831）和8卷本的《現代羅馬法體系》（1840—1849）等巨著。他在這些著作中提供的資料，直至今日仍然是非常珍貴的。
穗積陳重 1926年，71歲的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院長穗積陳重（1855年出生）去世。穗積陳重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后赴英德的第一代法科留學生，回國以后，擔任了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部長。他全程參加了1898年《日本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日本積極傳播西方的資產階級法學觀，并在東京大學第一次開設了“法理學”課程，創造了漢語中“法理學”一詞。1884年，穗積陳重發表了《世界五大法族說》，率先提出了比較法中“法系”的概念。晚年，他構思創作結構完整、體系宏偉的法學名著《法律進化論》，由兩部六卷十二冊構成。雖然最終他沒有完成這一寫作計劃，但通過留下來的三冊書稿，已經比較清楚地將穗積陳重關于法律進化的基本觀點，傳達給了學術界及廣大讀者。作為一名為學術奮斗終身的法學家，穗積陳重一直到去世都在寫作。他的家屬回憶，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穗積陳重已經無法坐起來，只能在病床上放一張斜的書桌，他靠在枕頭上，吃力地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撰寫或修訂他的著作。直至去世，筆始終握在他的手中。
丘漢平 丘漢平（1904—1990），是民國時期著述最為豐碩的法學家，也是東吳大學法律學院的中堅，長期擔任東吳法學期刊《法學季刊》（后改名《法學雜志》）的主編，后擔任了東吳大學的校長。為了寫作《先秦法律思想》（光華書局1931年）和《歷代刑法志》（商務印書館1938年）等著作，丘漢平每天早上4點就起床，查閱古籍，梳理文獻，勤奮寫作，加上他的其他學術研究（丘漢平在國際貿易、商事、票據、匯兌、銀行、華僑、法理學、憲法學和勞動法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他這種每天早上4點起床搞科研的習慣從20世紀30年代起一直堅持了30多年，真的是令學界后人嘆服。無獨有偶，在日本也有一位法學家與丘漢平一樣，在近40年的時間內，每天早上4點起床，著書立說，他就是去年剛去世的日本明治大學教授、前校長，著名東洋法制史學者島田正郎（1915—2009）。
從上述幾個事例中，我們可以大體領略到，法學家的人格，就是一種對法律學術癡迷的狀態，對法學研究一絲不茍的嚴謹扎實的治學態度，對法和法學事業的尊敬、信仰乃至勤奮、刻苦、獻身的精神，以及高風亮節、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法治追求。
正因為法學家的人格包含這樣一種內涵，所以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世風、學風日益浮躁的今天，我們必須大力提倡法學家的人格，宣傳法學家的優秀品質。一方面，我們必須堅守法學家的人格傳統，嚴謹治學、扎實研究，勤奮刻苦，遵守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與抄襲、剽竊等種種學術不端行為進行堅決的斗爭，維護學術研究的純凈環境。另一方面，我們必須關注社會現實，注重國家的發展需要和人民生活的疾苦，來開展我們的法學研究，以社會的難題、熱點作為自己研究的對象，使法律這門社會的“學問”真正為社會服務。
此外，在法學家的人格中，最重要的是對法治事業的信仰與追求，對法學研究的執著與癡迷，而這恰恰是現在所缺乏的，更應當在學界和年輕學子中間予以宣傳和倡導。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