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里，很多人都開車代步，如果自己的車被偷了，當然希望能找回來。那么，汽車失竊的破案率，該定在多少？”最近在《法律經濟學》的課堂上，我問研究生這個問題。
說來非常奇怪，對于這個簡單明確、具體生動的問題，臺大法律研究所的學生們——已經讀了四五年的法律──卻幾乎都搔頭弄發，不知如何是好。也許，說來并不奇怪。在傳統法學訓練里，特別是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是以法律條文為中心，主要的訓練，是如何解釋和運用法律條文。對于涉及整個司法運作的問題，這種訓練立刻捉襟見肘。這是標準的只見輿薪，見樹不見林！
遲疑一陣，一個學生鼓起勇氣：“由追求正義的角度看，當然是希望破案率為百分之百，但是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很難達到的目標……”
我打斷他的話：“可是，如果汽車失竊的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那么，一般扒竊的破案率也該是百分之百啰！傷害殺人的破案率，更要是百分之百，不用說，擄人勒贖、銀行搶劫等重大刑案，也非達百分之百不可。無論大小案件，破案率都要求百分之百，有哪一個司法體系，能負荷這種重擔呢？”
學生似乎靈機一動，毫不猶豫：“記得法律系大一時，《法學緒論》這門課由宿耆薩孟武老師擔任。在第一堂課里，他就強調，‘如果有人偷了１塊錢，那么即使要花費１０塊錢，也要把小偷抓住！’”
薩孟武是二戰后臺灣法學界的大佬，曾經當過臺大法學院院長，論著不輟，桃李滿天下。可惜，至少在這個論點上，他的說服力不高，因為，“為了正義，花１０塊錢處理一塊錢，聽起來正氣凜然、虎虎生風，其實不堪一擊。試問，為了１塊錢，花１０塊，如果花的不是１０塊，而是１００塊、１０００塊、１００００塊呢？”
旁邊的同學，似乎受到感染，出手相助：“在《拯救大兵雷恩》這部電影里，為了能從戰場上找回雷恩，美國軍方派了一隊人，最后犧牲了八位弟兄，才勉強達成任務。這不是同樣的道理嗎？為了既定的目標，值得以多換少！”
薩孟武在地下有知，大概會捻須而笑。對我來說，這個意外的聯想，卻剛好是殊途同歸：“好例子！雷恩的幾位手足，都已經為國捐軀。美國國防部參謀長，接到雷恩母親的信，決定派人把她僅有的兒子找回來。故事的情節感人，帶隊負責的湯姆·漢克斯演得好。可是，如果因此而陣亡的不是八個人，而是八十個、八百個、八千個弟兄，參謀長還能堅持以往嗎？
“事實上，電影的編劇聰明得很——為了拯救雷恩，只犧牲了八位官兵。這種犧牲，是在可堪忍受的范圍之內。如果為了一個小兵，犧牲了上百位的弟兄，恐怕只會激起觀眾的反感，變成票房毒藥！原因很簡單，對觀眾而言，如果犧牲的人少，會把焦點放在雷恩大兵身上。可是，如果犧牲的人多，觀眾會自問，自己比較可能是雷恩， 還是比較可能是為他而犧牲的數百人、數千人之一？這么一聯想，觀眾能不能認同、愿不愿意掏腰包買票進場，就很清楚了。
“可見得，道不遠人。正義的概念，是由人來操作。對于公平正義的追求，必須是在人們所愿意承擔和負荷的范圍之內，花１０塊錢找１塊錢、犧牲八人救一個人，都沒有超越人們的經驗，因此不違反常情常理。一旦實現正義的成本太高，人們自然會縮手駐足！”
研究生們噤聲不語，不再有異議──可能是避免引來更多的說教。一番由竊車破案率引發的論對，就此打住。當然，我知道，如果要繼續申論，還有一長串話可以援引……
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當然不切實際，那么，該怎么想這個問題呢？ 由經濟學的角度看，其實脈絡很清楚──就看社會的中堅分子、也就是納稅義務人，愿意負荷多少的稅負，以支持司法體系。納稅義務人愿意繳的稅愈多，司法體系的資源就愈多，也就能追求更高的破案率。
竊車、強盜、殺人越貨、欺詐搶劫等等罪行，個別來看，破案率都有其極限。放在一起看，彼此之間，也有排擠效果。多花警力和司法資源在詐欺犯罪上，處理其他犯罪的人力物力自然受到排擠。因此，在公平正義的大纛之下，還有許多小天平，而在諸多小天平之間，也還有取舍比較的問題。
抽象來看，傳統法學思維和經濟分析之間，有一個明確具體的差別。傳統法學思維，以公平正義為標桿。可是，對于如何追求公平正義，如何操作這個標桿，卻幾乎是一片空白。相形之下，經濟分析的特色，是吾道一以貫之──追根究底，只有“成本”二字而已！追求公平正義 ?穴或其他任何價值?雪，必須坦然面對所涉及的成本。要得到鮮美的果實，必須先有辛勤的澆水灌溉。同樣的道理，要提升公平正義的刻度，必須以充分的資源為后盾，而一旦涉及資源的運用，當然就是成本的問題。
薩孟武的花１０塊追１塊、《拯救大兵雷恩》的犧牲八人救一人，看起來是不計成本，其實不然。兩者的共同點，是表面上理直氣壯，實質上只呈現了問題的局部。真正的考驗，是把鏡頭拉遠、把畫面放大，然后再考量真正涉及的成本！也就是，正本清源，問題非常簡單明確，請問薩孟武教授：為了一塊錢的損失，值不值得耗用１０萬元的司法資源？請問電影編劇和導演：為了一個大兵，犧牲五百個官兵，這種電影，敢不敢拍？
“竊車的破案率，該定在多少？”顯然是一個有意義、可以發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