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不懂中文，也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他還像蘇格蘭的偉大學者休謨（DavidHume）一樣，天生具有“人貴述己而不自詡”的格調，既不容他人吹捧，更不會自吹自擂。正因為這樣，“科斯的中國影響力”就成為一個在慶賀科斯教授百歲生日時，值得我們大家來加以討論的問題。
我認為，科斯的影響力，首先來自科斯經濟學 （CoaseanEconomics）的內容。我們都知道，科斯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將交易費用引入了經濟學分析。誠如他本人所言，這固然算不上經濟學高深理論方面的“創新”，卻“引起經濟學理論——至少是價格理論或微觀經濟學結構的徹底變革”（科斯 （1994）：《論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中譯本2010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第3頁）。是的，自從科斯在他27歲發表的論文里引進了“幾乎可以歸入不證自明的真理之列”的交易費用概念以來，已經沒有一門經濟學可以完全不理會交易費用卻還能夠闡釋經濟行為的邏輯。
毫無疑問，科斯的上述貢獻有著普遍意義。在科學上，從完全無意識交易費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費用為零，再到進入對“正交易費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認識層面。對此，我們不妨以其他科學為參照來加以理解。例如，沒有人會否認在摩擦力為零的假設下，物理學研究取得的重大進展。正是站在這個臺階上，物理學家才可能進一步展開對正摩擦力世界的更深入研究。這里的關鍵是，要假設摩擦力為零，首先要有清清楚楚的摩擦力概念。類似的，經濟學倘若對交易費用沒有清楚的意識和概念，就不具備假設交易費用為零的能力，也更不可能走向對正交易費用世界的分析。
正是交易費用的存在，才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規則、合約及其履行、組織、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諾獎典禮講演的題目所統稱的“生產的制度結構”——成為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學分析，也就要求正統經濟學理論分析制度的構成與運行，發現作為限制條件的制度在整個經濟體系（e－conomicsystem）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一來，經濟學在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之后逐漸被收窄的視野——核心部分甚至是僅僅只關注價格決定的價格理論——就得以重新擴展，成為包括分析產業、市場、企業和其他組織、政府與國家，以及一般地在制度約束下所有人類行為的經濟學。這樣的經濟學，如科斯本人所言，才是“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科斯經濟學首先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影響力。這或許是因為，他提出交易費用概念的論文，研究的是企業的性質，經驗基礎是西方發達國家市場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費用假設為零并以此為臺階走向正交易費用的世界，經驗基礎則是西方國家法治下侵權判案的司法實踐。無論市場里的公司，還是侵權判案的司法傳統，對西方讀者來說總是不難感知的。因此，只要突破既定經濟學思維的束縛，換一個視角——科斯的視角——看世界，這個真實世界就在那里了。
當科斯的名字剛剛為中國人所知的時候，中國的實際世界里既沒有發達的公司，也缺乏法治傳統（第一本在中國大陸公開出版介紹到科斯的書，是享利·勒帕日寫的《美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就是說，在我們這里尚沒有深入理解科斯經濟學的經驗基礎。所以毫不奇怪，科斯開始是作為西方經濟學流行的一個學派被介紹到中國來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了中國影響力，后來人們甚至可以說，科斯的中國影響力比他在歐美的影響力還要廣泛、深刻和持久。這又是為什么？
我的理解是，科斯經濟學包含著的另外一個方向上的重要內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注意，卻引起中國經濟學家和讀者的高度興趣。讓我們回到科斯論述企業性質的那篇著名論文來理解這一點。在那里，科斯問：在價格機制協調配置資源的市場里，為什么存在著靠權威下達的命令組織運行的企業？科斯的答案今天眾所周知：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一個“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科斯（1988）：《企業、市場與法律》，中譯本2009年上海新世紀出版集團出版，第40頁）。
科斯的分析沒有到此為止。他接著問：既然企業可以節約市場的運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業越大，節約的交易費用越多，經濟就越有效率呢？這個問題有更一般的意義，如果哪一種經濟廢止了所有市場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費用，其經濟運行是不是就達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呢？科斯對此的回答是，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同樣也要受到經濟力量的制約。這是因為，市場運行不免費，價格機制不免費，企業連同企業家下達命令、行使權威的協調方式，也不免費。用企業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無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種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組織成本”。
很明顯，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個方向的實際活動都受到成本約束的基礎上。難道不是嗎？市場受交易費用的約束，以企業來節約交易費用；而企業又受到自己組織成本的約束，限制了其所能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的大小和范圍。正是通過對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的不斷權衡，科斯才確立了企業在市場里的理論邊界。
仿佛在不經意之間，科斯就劃清了他的企業理論與中央計劃經濟理論的界限。簡單地說，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也是一種企業理論：隨著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企業內的計劃、權威和命令就擴大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權威與命令。由于不受企業組織成本的制約，覆蓋全局的權威、計劃和命令再也無需為市場交易留下任何空間，交易被消滅了，交易費用自然也就消失了。這樣看，中央計劃經濟理論的確與“西方經濟學”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識不到計劃、權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則對交易費用沒有清晰的概念。惟有科斯冷靜地告訴我們，那對立的理論兩級共享的思維方法，是無視真實的成本限制。
中國開始知道科斯的時候，中國面對的經濟難題不是市場的交易費用太高，而是籠罩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央計劃命令體制的組織成本太高。因此，中國改革的出發點，是如何解決國民經濟的決策權力過于集中，計劃命令的信息成本過于高昂，以及個人、家庭、單位和地方的工作積極性過低。對于這一點，我在提交給紀念中國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學討論會的論文里，有過以下回顧：
“科斯在1937年創立的公司理論，出發點是覆蓋整個經濟的‘完備的市場’，由價格機制配置一切資源——這也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出發點。但是，年輕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發現，價格機制并不免費，因為完成市場交易的成本常常極其昂貴。為了節約由科斯在科學上首先定義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cost），內部似乎不用價格機制、靠企業家的權威和計劃來協調的‘公司（firm）’就應運而生了。
鄧小平的出發點是另外一極，即囊括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在這里，國家用‘看得見之手’的權威和計劃協調整個國民經濟，固然因為消滅了一切市場交易而不再受到狹義‘交易費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義的另一種成本即 ‘組織成本(organiza－tioncost)’，卻每日每時困擾著這個超級國家公司。鄧小平領導的改革，出發點就是降低超級國家公司的巨額組織成本。為此，他提倡分權改革戰略，通過對重新界定權利的合法認定，激發了個人、家庭、基層組織和地方的積極性，還同時把企業家協調和價格機制協調一并請回到中國經濟的舞臺。
我們有幸目睹了歷史性的一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離開了 ‘看不見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向企業家協調與價格機制協調并用的真實世界出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離開了計劃經濟的教條，向市場與計劃并用的體制前進——他們‘會面’的地方不是別處，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國！當然，在‘看得見之手’與‘看不見之手’之間，邊界尚沒有完全厘定，摩擦和沖突時有發生。但是，‘兩手’之間充滿意識形態敵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頁已經翻過去成為了歷史。新的認知是，計劃組織與價格機制可以在一個經濟體里共存并用，并以實際的運行成本為依憑來劃清彼此之間的界線。”（周其仁：“鄧小平做對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上的發言”，《中國做對了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23頁）
據此，我在那篇發言里還大膽地推斷，如果科斯教授有機會與鄧小平先生謀面，“他們倆可能會互相欣賞。”
其實，惟有在中央計劃經濟這一端，“交易費用為零”才不再是一個理論假設，而是接近于真實的現實。這是因為，當市場交易被消滅時，再也無所謂交易費用。經濟每日每時付出的是另外一種成本，即全盤計劃的指令出錯、資源遭遇錯誤配置的超級國家公司的“組織成本”。科斯分析的含義是，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接近于零，經濟的組織成本就一定趨于無窮大——這恰恰是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特征。我認為，正是科斯對計劃經濟即超級國家公司的理論洞察力，啟發了中國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科斯和科斯經濟學具有中國影響力的根源。
這樣看，最早觸動中國經濟學家的科斯經濟學，重點并不是怎樣通過企業組織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而是怎樣發展市場經濟來節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超級公司那極其高昂的組織成本。中國在實踐中趟出來的改革路子，即分權、重新承認并界定產權、發揮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功能、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給企業和企業家協調更大的舞臺，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簡潔的解釋：重新在產權、合約、市場的基礎上協調國民經濟，花費的代價當然不菲，不過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國家超級公司運行的成本，經濟還是因此而獲得增長。在真實成本的限制下，“用一個合約代替一系列合約”所能帶來的節約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償失，那就不妨試試“用一系列合約代替一個組織”吧。
科斯從來不認為他和他的經濟學可以“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他的道德原則和信奉的方法論也不允許他那樣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個講演中引用了弗蘭克·奈特的話：“科學的基本規則——真實和客觀，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它反對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觀的先決條件是正直、能力和謙虛。”他本來是用這段話贊揚沃倫·納特（WarrenNutter）教授的。但是每個直接接觸過科斯的中國經濟學家，都會同意“真實和客觀”，以及支持客觀態度的“正直、能力和謙虛”，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為人風格。他的助手王寧告訴我們，即使到了百歲高齡，科斯老人還是會認真閱讀不知道比他年輕多少、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經濟學家的文字，還會認真傾聽每位來訪者的問題、敘述和見解。就科斯而言，我們相信奈特說得對，科學的基本規則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
在方法論上，科斯堅持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他批評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趨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對真實經濟體系進行詳細了解，“甚至在完全沒有關于真實經濟體系真實的情況下，也可以發展理論”。科斯的堅持其實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堅持，因為不從觀察現象出發，對規律的猜測就不可能有堅實的基礎。科斯的方法論堅持也是他的中國影響力日增的一個原因。這是因為，遵循科斯的方法論原則去從事經濟研究，中國經濟學人就有更大的機會進入經驗科學——而不是神學——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從求學的青年時代開始，就踏實觀察市場里的企業，認真思考可觀察現象中那些不能被現成理論（當時是價格機制理論）很好解釋的部分，勇敢提出問題，并進而提出自己的理論猜想。無論我們的天分怎樣遠不如科斯，遵循這條路線走，我們總更有機會做出有意義的科學工作。那么多歐美經濟學家連認真觀察歐美經濟現象的時間都不多，我們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爺正在把觀察中國現象、提出中國問題并作出科學猜想的難得機會，更多地留給了中國的經濟學人？
最后，科斯的鼓勵——中國經濟學家基于中國經驗研究 “制度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還帶給我們極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不受任何教條支配的社會科學的試驗場。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已在分權改革中解體，但國家超級公司的碎片還充斥于市場之中，與私人產權、合約和企業一起參與著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簡潔的概念來看，“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還有著過于多樣的組合，并無一不在繼續發生變動。因此，價格機制的范圍、企業的邊界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管制的邊界，既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復雜的轉型環境里，中國經濟的走向當然與中國經濟制度的走向密切相關，問題是我們對后者所知甚少。
也許值得注意，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實——人們更喜歡稱之為 “中國奇跡”——也刺激了理論家們的膽量，以至于任何一種猜測出來的因果聯系，都可以聲稱找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斷言舉國體制才是中國經濟輝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這種體制繼續擴展到無遠弗屆之處。有人肯定彼此競爭的地方政府運用合法強制力配置資源，促成了中國經濟、特別是城市面貌讓所有人大吃一驚的變化，因而構成了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有人認為席卷美國和全球的金融危機進一步顯示了市場的缺陷和失敗，人類正進入一個也許可以由中國領頭的、需要擴張政府調控和管制的新時代。我相信，所有這些觀點都包含著一些真理的成分。不過，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論來考量，我們可能還需要對各個方向上發生的真實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對中國體制的現狀和未來，得出經得起更長遠歷史檢驗的判斷。
為此，我們為科斯的中國影響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國影響力保持得更為長久。祝百歲老人科斯教授生日快樂！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教授（R.Coase）百歲誕辰。是日，天則經濟研究所、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全球研究中心、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吉林大學法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浙江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及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在北京舉辦《科斯與中國》討論會。本文是作者在會上的發言稿。）
我認為，科斯的影響力，首先來自科斯經濟學 （CoaseanEconomics）的內容。我們都知道，科斯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將交易費用引入了經濟學分析。誠如他本人所言，這固然算不上經濟學高深理論方面的“創新”，卻“引起經濟學理論——至少是價格理論或微觀經濟學結構的徹底變革”（科斯 （1994）：《論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中譯本2010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第3頁）。是的，自從科斯在他27歲發表的論文里引進了“幾乎可以歸入不證自明的真理之列”的交易費用概念以來，已經沒有一門經濟學可以完全不理會交易費用卻還能夠闡釋經濟行為的邏輯。
毫無疑問，科斯的上述貢獻有著普遍意義。在科學上，從完全無意識交易費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費用為零，再到進入對“正交易費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認識層面。對此，我們不妨以其他科學為參照來加以理解。例如，沒有人會否認在摩擦力為零的假設下，物理學研究取得的重大進展。正是站在這個臺階上，物理學家才可能進一步展開對正摩擦力世界的更深入研究。這里的關鍵是，要假設摩擦力為零，首先要有清清楚楚的摩擦力概念。類似的，經濟學倘若對交易費用沒有清楚的意識和概念，就不具備假設交易費用為零的能力，也更不可能走向對正交易費用世界的分析。
正是交易費用的存在，才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規則、合約及其履行、組織、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諾獎典禮講演的題目所統稱的“生產的制度結構”——成為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學分析，也就要求正統經濟學理論分析制度的構成與運行，發現作為限制條件的制度在整個經濟體系（e－conomicsystem）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樣一來，經濟學在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之后逐漸被收窄的視野——核心部分甚至是僅僅只關注價格決定的價格理論——就得以重新擴展，成為包括分析產業、市場、企業和其他組織、政府與國家，以及一般地在制度約束下所有人類行為的經濟學。這樣的經濟學，如科斯本人所言，才是“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
科斯經濟學首先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影響力。這或許是因為，他提出交易費用概念的論文，研究的是企業的性質，經驗基礎是西方發達國家市場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費用假設為零并以此為臺階走向正交易費用的世界，經驗基礎則是西方國家法治下侵權判案的司法實踐。無論市場里的公司，還是侵權判案的司法傳統，對西方讀者來說總是不難感知的。因此，只要突破既定經濟學思維的束縛，換一個視角——科斯的視角——看世界，這個真實世界就在那里了。
當科斯的名字剛剛為中國人所知的時候，中國的實際世界里既沒有發達的公司，也缺乏法治傳統（第一本在中國大陸公開出版介紹到科斯的書，是享利·勒帕日寫的《美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就是說，在我們這里尚沒有深入理解科斯經濟學的經驗基礎。所以毫不奇怪，科斯開始是作為西方經濟學流行的一個學派被介紹到中國來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了中國影響力，后來人們甚至可以說，科斯的中國影響力比他在歐美的影響力還要廣泛、深刻和持久。這又是為什么？
我的理解是，科斯經濟學包含著的另外一個方向上的重要內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注意，卻引起中國經濟學家和讀者的高度興趣。讓我們回到科斯論述企業性質的那篇著名論文來理解這一點。在那里，科斯問：在價格機制協調配置資源的市場里，為什么存在著靠權威下達的命令組織運行的企業？科斯的答案今天眾所周知：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一個“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科斯（1988）：《企業、市場與法律》，中譯本2009年上海新世紀出版集團出版，第40頁）。
科斯的分析沒有到此為止。他接著問：既然企業可以節約市場的運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業越大，節約的交易費用越多，經濟就越有效率呢？這個問題有更一般的意義，如果哪一種經濟廢止了所有市場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費用，其經濟運行是不是就達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呢？科斯對此的回答是，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同樣也要受到經濟力量的制約。這是因為，市場運行不免費，價格機制不免費，企業連同企業家下達命令、行使權威的協調方式，也不免費。用企業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無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種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組織成本”。
很明顯，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個方向的實際活動都受到成本約束的基礎上。難道不是嗎？市場受交易費用的約束，以企業來節約交易費用；而企業又受到自己組織成本的約束，限制了其所能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的大小和范圍。正是通過對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的不斷權衡，科斯才確立了企業在市場里的理論邊界。
仿佛在不經意之間，科斯就劃清了他的企業理論與中央計劃經濟理論的界限。簡單地說，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也是一種企業理論：隨著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企業內的計劃、權威和命令就擴大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權威與命令。由于不受企業組織成本的制約，覆蓋全局的權威、計劃和命令再也無需為市場交易留下任何空間，交易被消滅了，交易費用自然也就消失了。這樣看，中央計劃經濟理論的確與“西方經濟學”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識不到計劃、權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則對交易費用沒有清晰的概念。惟有科斯冷靜地告訴我們，那對立的理論兩級共享的思維方法，是無視真實的成本限制。
中國開始知道科斯的時候，中國面對的經濟難題不是市場的交易費用太高，而是籠罩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央計劃命令體制的組織成本太高。因此，中國改革的出發點，是如何解決國民經濟的決策權力過于集中，計劃命令的信息成本過于高昂，以及個人、家庭、單位和地方的工作積極性過低。對于這一點，我在提交給紀念中國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學討論會的論文里，有過以下回顧：
“科斯在1937年創立的公司理論，出發點是覆蓋整個經濟的‘完備的市場’，由價格機制配置一切資源——這也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出發點。但是，年輕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發現，價格機制并不免費，因為完成市場交易的成本常常極其昂貴。為了節約由科斯在科學上首先定義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cost），內部似乎不用價格機制、靠企業家的權威和計劃來協調的‘公司（firm）’就應運而生了。
鄧小平的出發點是另外一極，即囊括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在這里，國家用‘看得見之手’的權威和計劃協調整個國民經濟，固然因為消滅了一切市場交易而不再受到狹義‘交易費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義的另一種成本即 ‘組織成本(organiza－tioncost)’，卻每日每時困擾著這個超級國家公司。鄧小平領導的改革，出發點就是降低超級國家公司的巨額組織成本。為此，他提倡分權改革戰略，通過對重新界定權利的合法認定，激發了個人、家庭、基層組織和地方的積極性，還同時把企業家協調和價格機制協調一并請回到中國經濟的舞臺。
我們有幸目睹了歷史性的一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離開了 ‘看不見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向企業家協調與價格機制協調并用的真實世界出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離開了計劃經濟的教條，向市場與計劃并用的體制前進——他們‘會面’的地方不是別處，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國！當然，在‘看得見之手’與‘看不見之手’之間，邊界尚沒有完全厘定，摩擦和沖突時有發生。但是，‘兩手’之間充滿意識形態敵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頁已經翻過去成為了歷史。新的認知是，計劃組織與價格機制可以在一個經濟體里共存并用，并以實際的運行成本為依憑來劃清彼此之間的界線。”（周其仁：“鄧小平做對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上的發言”，《中國做對了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23頁）
據此，我在那篇發言里還大膽地推斷，如果科斯教授有機會與鄧小平先生謀面，“他們倆可能會互相欣賞。”
其實，惟有在中央計劃經濟這一端，“交易費用為零”才不再是一個理論假設，而是接近于真實的現實。這是因為，當市場交易被消滅時，再也無所謂交易費用。經濟每日每時付出的是另外一種成本，即全盤計劃的指令出錯、資源遭遇錯誤配置的超級國家公司的“組織成本”。科斯分析的含義是，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接近于零，經濟的組織成本就一定趨于無窮大——這恰恰是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特征。我認為，正是科斯對計劃經濟即超級國家公司的理論洞察力，啟發了中國讀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科斯和科斯經濟學具有中國影響力的根源。
這樣看，最早觸動中國經濟學家的科斯經濟學，重點并不是怎樣通過企業組織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而是怎樣發展市場經濟來節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超級公司那極其高昂的組織成本。中國在實踐中趟出來的改革路子，即分權、重新承認并界定產權、發揮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功能、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給企業和企業家協調更大的舞臺，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簡潔的解釋：重新在產權、合約、市場的基礎上協調國民經濟，花費的代價當然不菲，不過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國家超級公司運行的成本，經濟還是因此而獲得增長。在真實成本的限制下，“用一個合約代替一系列合約”所能帶來的節約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償失，那就不妨試試“用一系列合約代替一個組織”吧。
科斯從來不認為他和他的經濟學可以“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他的道德原則和信奉的方法論也不允許他那樣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個講演中引用了弗蘭克·奈特的話：“科學的基本規則——真實和客觀，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它反對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觀的先決條件是正直、能力和謙虛。”他本來是用這段話贊揚沃倫·納特（WarrenNutter）教授的。但是每個直接接觸過科斯的中國經濟學家，都會同意“真實和客觀”，以及支持客觀態度的“正直、能力和謙虛”，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為人風格。他的助手王寧告訴我們，即使到了百歲高齡，科斯老人還是會認真閱讀不知道比他年輕多少、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經濟學家的文字，還會認真傾聽每位來訪者的問題、敘述和見解。就科斯而言，我們相信奈特說得對，科學的基本規則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原則。
在方法論上，科斯堅持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他批評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趨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對真實經濟體系進行詳細了解，“甚至在完全沒有關于真實經濟體系真實的情況下，也可以發展理論”。科斯的堅持其實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堅持，因為不從觀察現象出發，對規律的猜測就不可能有堅實的基礎。科斯的方法論堅持也是他的中國影響力日增的一個原因。這是因為，遵循科斯的方法論原則去從事經濟研究，中國經濟學人就有更大的機會進入經驗科學——而不是神學——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從求學的青年時代開始，就踏實觀察市場里的企業，認真思考可觀察現象中那些不能被現成理論（當時是價格機制理論）很好解釋的部分，勇敢提出問題，并進而提出自己的理論猜想。無論我們的天分怎樣遠不如科斯，遵循這條路線走，我們總更有機會做出有意義的科學工作。那么多歐美經濟學家連認真觀察歐美經濟現象的時間都不多，我們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爺正在把觀察中國現象、提出中國問題并作出科學猜想的難得機會，更多地留給了中國的經濟學人？
最后，科斯的鼓勵——中國經濟學家基于中國經驗研究 “制度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還帶給我們極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不受任何教條支配的社會科學的試驗場。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已在分權改革中解體，但國家超級公司的碎片還充斥于市場之中，與私人產權、合約和企業一起參與著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簡潔的概念來看，“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還有著過于多樣的組合，并無一不在繼續發生變動。因此，價格機制的范圍、企業的邊界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管制的邊界，既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復雜的轉型環境里，中國經濟的走向當然與中國經濟制度的走向密切相關，問題是我們對后者所知甚少。
也許值得注意，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實——人們更喜歡稱之為 “中國奇跡”——也刺激了理論家們的膽量，以至于任何一種猜測出來的因果聯系，都可以聲稱找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斷言舉國體制才是中國經濟輝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這種體制繼續擴展到無遠弗屆之處。有人肯定彼此競爭的地方政府運用合法強制力配置資源，促成了中國經濟、特別是城市面貌讓所有人大吃一驚的變化，因而構成了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有人認為席卷美國和全球的金融危機進一步顯示了市場的缺陷和失敗，人類正進入一個也許可以由中國領頭的、需要擴張政府調控和管制的新時代。我相信，所有這些觀點都包含著一些真理的成分。不過，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論來考量，我們可能還需要對各個方向上發生的真實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對中國體制的現狀和未來，得出經得起更長遠歷史檢驗的判斷。
為此，我們為科斯的中國影響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國影響力保持得更為長久。祝百歲老人科斯教授生日快樂！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教授（R.Coase）百歲誕辰。是日，天則經濟研究所、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全球研究中心、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吉林大學法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浙江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及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在北京舉辦《科斯與中國》討論會。本文是作者在會上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