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華“打的”進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來按友人建議，改乘地鐵，時間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鐵，我還是八十年代初大學生胸前戴校徽那時候的印象。如今整個兒鳥槍換炮，而且真便宜，兩塊錢，隨便坐多遠。站臺夠寬敞亮堂——不像紐約那地鐵，高峰過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橫沖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頓似的，好些乘客把頭埋在書報里，要不就“煲”手機、填字謎，氣氛蠻homey。當然，沒考慮周全的地方也有，少數幾個站，換車“賊”鍛煉身體，跟著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戰，足足走了一刻鐘，有點和穿高跟鞋的女士們過不去。還有一樣，英語報站名——我不否認，那是“國際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項硬指標——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圓，不知是社科院語言所還是誰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鐵的倫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個，讓人聽了起雞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學？
記得從前的譯法，叫People’s University，人民（的）大學，全稱中國人民大學。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醫院”一個意思，名正言順，一目了然。干嗎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引起貴賓誤解，還是自己心虛？倘若以為中文“人民”的含義要比英文或別的國際語言豐富，翻譯不了，也是說不通的。這兩個字其實是洋人的老傳統，亦即主權在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臘語demokratia = 人民[掌]權）傳統。人家西方民主國家，人民這個、人民那個的東西太多了。美國憲法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怎么說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我們人民……依照十八世紀的正字習慣，那“人民”還得大寫呢。先賢向西方學習的先進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條。國家機關及公立機構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新社會人民當家作主，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武裝力量“中國人民解放軍”，黨的權威喉舌“人民日報”，這些名稱，“人民”一律譯作People’s。從來沒聽說，“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一旦挨著大學，就會產生哪樣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語表達不成，必須放棄標準譯法。
也可能，是中國人民大學這所公立學府變了。出入校門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與“又紅又專”“把青春獻給祖國”的積極分子。當家人放下身段，學了別處一些大學，滋養幾個“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場和市場的弄潮兒。這種人是連把“人民”掛嘴角上，裝裝樣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贅，又不好意思對老外解釋，便拿六個字母拼個音，刻上校徽，換了新名：renmin。
高考狀元
以前高考在七月，考場里汗流浹背；現在提前到六月初，好多了。但這一考三天，牽動全社會，有時候也折騰得夠嗆。比如新聞報道，這兒那兒封路，警力出動若干，某市某區下令關閉網吧，免得影響孩子們考試。網吧，大概名聲不好，家長不喜歡。可是僅僅因為高考就不讓老百姓做生意，似乎法律上說不過去，最好還有旁的理由，并給予合理補償。
將近發榜，大伙兒忙了起來。負責招生的老師早幾天就走了，原來是去聯系各省市自治區的狀元同家長，做簽約錄取的工作。據說，這份榮譽一向是清華北大兩家爭，近年來港大也插一杠子，搞面試，挺紅火。幾十位小狀元的去向，就成了高考過后各地教育部門、重點中學和大眾媒體共同關注宣傳的一樁大事。
再后來，小狀元們便由家長陪伴，一批批應邀來實地體驗了。我參加接待了兩回，一塊兒吃飯，聊聊法學院的專業跟事業選擇，談談香港和美國的“重點”大學。我的理解，狀元如有選擇港大而放棄清華的，多半是以為香港的教育比較國際化，因而將來出國深造，在香港申請可能更具優勢。但這想法實際是錯的。就優秀學生而言，從香港的大學申請歐美一流大學，要比從內地有國際知名度的大學申請困難得多。道理很簡單，西方大國的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歷來十分重視中國，招收研究生給中國大陸學生的名額，總是大大多于香港（和臺灣）學生。港大、中文大學或香港科大再怎么努力，哪怕在《泰晤士報》排行榜上名列亞洲前茅，也改變不了這一西方學界的“偏見”與地緣政治格局——除非停止實行“一國兩制”，讓香港的大學完全溶入內地體制，服務中國并代表中國。
狀元好像女生居多，符合發達國家的潮流；不論“裸分”“加分”，都是值得錄取培養的好苗苗。自從發榜，他們不知聽了多少夸張的褒辭，照片傳遍各大媒體。有的地方還現金獎勵，商家則打產品代言的主意。但愿他們經受得起名利的誘惑，保持平常心；入學以后從零開始，莫背包袱。
高考第一名，也就比第二名超出一分吧，多少是碰運氣撞上的。舉國上下，如此大張旗鼓地表彰少數考生的運氣，不是好事，不太健康。但是，政府教育部門帶著媒體高調宣傳，以現行體制即中學應試教育的策略觀之，自有其特殊的社會功用。這些年來，應試教育屢遭詬病，幾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然而卻無力改革，為什么？因為，整個教育體制和監管部門皆已失去了信譽。以至于離開“裸分”一步，不論“奧數”加分還是校長推薦，在百姓眼里，一概有貓膩或不公之嫌。而高考，卻是支撐著龐大的應試教育產業鏈，包括寄生其中的商業性作弊服務的那一塊基石。所謂狀元，實為一弊病叢生的教育體制的名牌產品。傳媒炒作、政府獎勵、名校爭奪，無形中扶持且賦予合法性的，正是應試教育。
可見，改革教育的關鍵，在重拾信譽，即建設職業倫理。聽說，也有個別省區不公布狀元姓名，拒絕炒作。這是一種對考生和教育負責的倫理立場。哪一天全國都能如此，就有一點希望了。
中國第一考
都說大學生負擔重，忙。我問了幾個學生，答：必修課雖多，但閱讀跟作業的份量一般不大，考試亦容易對付。忙什么呢？課外社團活動唄。還有政府機關、法院與律所的實習，各種資質考試，比如英語、電腦、駕照、公務員，畢業前再加上用人單位的面試筆試。他們也真是能考。沒聽說哪個考不過的。某日又來報喜，通過了司法考試；那也是法學院學生必考的。
比起高考見不得陽光的作弊丑聞，這號稱“中國第一考”的司法考試，就坦率可愛得多了。腐敗既是明碼標價的權利，“公平交易”就不必隱藏。季節一到，便雨后春筍似的冒出各色各樣的報考培訓班來，從“基礎班”“沖刺班”到“猜題班”“包過班”，再到“出題老師”親臨輔導，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過，友人告訴，考生也不是聽任宰割的傻帽。幾個人湊錢交學費，送一人進去，偷偷錄音整理了，放在網上設置密碼，供交不起或不愿交學費的廣大網友付費下載——嘿嘿，還沒當上法律職業人士，先練會鉆空子違法的道道。
您如果覺得這個亂法叫“中國特色”，那可太不懂行了。作弊哪能是天朝的土產，民主大國兄弟鄰邦例如印度，不也照樣腐敗？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中國第一考”真正拿得出手的一盤“特色”，卻是考生無須受過任何法律教育。換言之，考試內容雖然涵蓋了十四部法律，報考資格卻并無專業要求，只消出具本科或本科以上學歷證明即可（另據司法部規定，部分地區可放寬至專科）。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考試結果，正規的法學本科未必優于別的考生，狀元也往往不是法律專業。
周末上友人家“蹭飯”，沙發上拿起一張報紙，恰是滿滿一版關于上海“司考狀元”的采訪文章。那狀元是學計算機技術專業的，談到備考經驗，她的心得頗說明問題：“司法考試和法學素養關系不大，所以沒有法律基礎的人也不必緊張。復習司考，最重要的還是效率和技巧” （《文匯報》2010.6.25）。她自己的復習備考，“滿打滿算”不過三個月。九十天吃透兩本教材，“《指南針攻略》和《考綱》”，就這樣，一遍又一遍死記硬背消化法條，終于點了狀元。
一方面，鉚足了勁“普法”宣傳法治，強調法律人職業化，審判員改名叫法官，給他披法袍買法槌，花錢培訓拔高學歷；另一方面，又降低職業門檻，開放執業資格考試，走了一條“民粹主義”的路。這么搞，是否自相矛盾？
國家理性
此是章潤兄組織研討會點的題目。國家理性，過去英文著作里常借法語表達，以示文雅：raison d’etat。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大概是馬基雅維里（1469~1527）開的先河，之后漸次形成意、法、德諸國的“霸術”或工具主義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傳統，拿這術語做了一種說辭。不過，那一段歷史我純屬外行，只能作為讀者，談談感想——承志勇君熱心幫助，找來時殷弘先生譯的邁內克《馬基雅維里主義》，翻閱一遍，頗受教益。
Raison d’etat，時先生譯作“國家理由”，《讀書》今年四月號有篇文章提出商榷，認為從西方的社會歷史語境來看，正確的譯法應是“國家理性”。我想，“理性”、“理由”都有道理，兩者的差異，在視角不同。“理性”是個大詞兒，抽象悅耳，可以讓中文讀者聯想西方思想史和當下的意識形態宣傳（例如普法）；但不如“理由”有勁，直指馬基雅維里式的工具主義。其實，譯得靈活點也行，兩個詞換著用，互訓互明，貼近讀者的生活感受——讓我扯開去說。
還是友人請客，到國家大劇院潛入“蛋殼”見世面，看了一場“主旋律”話劇《這是最后的斗爭》。故事挺“尖銳”，劇名取自《國際歌》的副歌：c’est la lutte finale，毫不回避“社會基本矛盾”。一高干家庭，老爺子不知受過什么刺激，常有幻覺，動輒回到革命戰爭年代，沖呀殺呀，要把名字刻在烈士墓上。家人遵循醫生囑咐，在他面前絕對不可提及任何涉及黨和政府、改革開放的事兒，例如老二喜歡發牢騷，嘀咕些諷刺干部作風的笑話段子，老爺子聽見，準保犯病。可是除了老兩口兒，周圍一幫人全在進步，上上下下，拼了命撈錢撈人。我邊看邊胡思亂想：有朝一日，會不會這伙碩鼠建成一國，“團結起來到明天”，他們依法腐敗的那一萬條“理由”，不就是一門精深的“國家理性”？
而且，如果“理由”統讓國家棟梁給占了，喚作“理性”，大寫了又名法治，那么缺乏理性，不會理智，渾渾噩噩還守著傳統道德、責任倫理的，不就是蕓蕓百姓了么？于是乎，國家必然與公民對立，“理性”則理應屬于“高眉”精英，而民眾的愿望訴求，每一次掙扎，無非是說明“民粹”等于無知——這，便是當今法治意識形態下通俗文藝和主流媒體的基本政治立場。
《斗》劇卻在這一點上出了格：不但描繪了精英棟梁的腐敗勾當，而且推翻成見，把被剝奪的理性還給了替“理性們”打工，進城扛活的鄉下人。是的，連上班吊兒郎當，被國企老總（老三）炒了魷魚的那個農民工小伙兒，也曉得算計，運用理性編造理由。表面上對老板低聲下氣，暗地里卻在給他的對頭當“間諜”，查他挪用公款的黑賬。這個猥瑣的靈魂，農村人的好品德丟個一干二凈，看到老板貪污案發，企圖潛逃美國，就趁機上門敲詐，甚而圖謀老板父親即革命老干部的房產；恨不得老爺子老奶奶一伸腿送去八寶山，兒子女兒一總“雙規”蹲大獄——好一名手狠心毒、玩得轉法治的農民工！
如此，《斗》劇雖是“主旋律”文藝，卻一反春晚式的逗樂和插科打諢，回歸了嚴肅的現實主義，讓觀眾直面那標舉“理性”的法治化的社會腐敗。
也許，這批判的現實主義，預示著一番新的氣象，仿佛暴風雨到來前，一只迎著烏云低飛的燕子。至少，在理論上，它可以提醒我們：冷冰冰的工具主義理性，不必是精英集團的專利；以農民工為符號的勞動階級，也早已不是死抱傳統道德、任人欺侮的一群。因為，在資本復辟的市場條件下，法治不光是“理性者”營造“國家理性”的核心策略，同時也侵蝕著普通百姓，誘惑他們接受腐敗的“理由”。可以說，唯有腐蝕了他們的道德意識或“倫理共同體”（civitas），將之改造成一個個庸庸碌碌、奉行“市民理性”（ragione civile）的小市民，名曰公民，腐敗才可能做成合法權利，即“理性者”實行統治的特權。
現實主義文藝在現代中國，曾有輝煌的成就；其勃興于晚清，才俊輩出，至上世紀下半葉，方見凋零。今天，當舊的社會關系與社會控制策略以“理性”的面目再臨九州，可否期待現實主義更新我們的文藝，進而，“讓思想沖破牢籠”——
Pour que le voleur rende gorge,
Pour tirer l’esprit du cachot.
二〇一〇年七月于鐵盆齋，原載《書城》11/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