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最近出版新作《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友人勸我閑時看看。我是在地攤上買的，地鐵上讀的，地球上扔的。這是一部長篇小說，開本15萬字，牛皮紙，瞧那封面顏色，卷起來更像一包土炸藥。我隨手一拋，投進上海世博園區檢票口的高雅垃圾桶里，也沒引爆里面的泡面殘渣和各色宣傳單子。當然，也就沒有圍觀群眾以及前來驅散他們的警察。
按理說，在文人那里，不應該隨便丟棄書籍。愛書、買書、藏書，是常情。寧可不要臥室，也不能沒有書房。風流的讀書人，對書的情感，更是濃于愛女人。閱人和閱書均可無數，但閱人之后可以一腳踹之，一手甩之，舊情忘得一干二凈，絕不復發，且是高度私密的；閱書之后，則要當寶貝供起來，擺在書架上，公開作為展示知識、表彰學問的第一手證據。這年月，女人和書，一到了文人手里，命運的差距就是如此懸殊。這里沒有為什么。
我倒利索，竟把新買來的名人暢銷書當作了臨時上過的女人，棄若敝屣。不過，我是理直氣壯的。一來我不是文人，自然也就甭死守著那套流氓玩不起的時尚。這看似一副瀟灑狀，可在我內心也不無愧疚，畢竟那是作者的一腔心血，扔出手的剎那間，也有過極為短暫的恍惚。但靜下心來，拖起猴腮，又覺得自己沒必要那般自責，我花錢買的書，有拋棄的自由，禍害的是我的所有權，不是韓寒的著作權。這完全符合民法原理。念及此，我得意地撅起了長得有點刻薄的尖嘴。
話雖這么說，可是我當初并不愿意“喜舊厭新”的。帶本小說，逛逛世博，讀一卷書，行十里路，理論和實踐會頓時密切結合起來的。但促使我產生扔書的念頭的，不是我夠不上文人身份而扮出的冷酷，也不是我自負于民法專業而裝滿的蒜泥，而是深深地發端于陪伴我兩三年的那個杯具。
事情是這樣的。近年來，我罵人無數（但自認為樹敵還是太少），喊破了嗓門，熬干了唾沫，所以出門必須攜帶一只水杯，也巧，它形如炮彈。這么強大的杯具，握在手里，特有安全感。遇到欺負我的武夫和潑婦，可作為男子防身器，一杯子夯過去，注定是一場悲劇；碰見招惹我的權力和官吏，我可賴在機關不走，坐下來打開杯子，喝茶聊天，和那些在上級面前是狗、在百姓面前是狼的得澀官兒們，談談心、講講話，免費普及人權知識，義務宣傳法律文化，友情導游動物世界。為的就是讓狗縮縮舌頭，少舔腚、少搖尾、多守門，讓狼收收牙齒，少咬人、少做人、多做狗。大多時候，我都是先賠進去大半個鐘頭的口舌，最后賺回一句“腦子有病”的四字鑒定，但我還是相信物有所值，杯子沒有白帶，它幫我一次又一次完成了針對政府的慈善公益事業。凡是大事業，沒有白干的，總是要付出代價的。挨頓罵，又不會少二兩肉，何況罵聲來自當官的老爺、大爺、少爺，都是一些純爺們，多有層次！盡情罵，反正我愛我杯。
可是，月有圓缺，杯有離合。上海世博開幕前夕，為檢驗世博運行能力，部分市民被派發世博預展門票進入園區，以幫助政府快速獲得實驗結論。我作為旅居上海的老市民、老黨員、老光棍，自然應當模范帶頭，率先充當“試品”。于是，帶上“炮彈”杯具上路。誰料，一到檢票口，就收到志愿者掩耳不及迅雷的命令，不讓我帶杯具進入世界級公共場所。那一刻，世博園區仿佛化作了國際大酒店，讓我想起了“禁止自帶酒水”的所謂餐飲慣例；又似是矗立于東方世界的一座大機關，讓我想起了屢次去法院告狀、去政府調研時不讓帶水杯的安檢經歷。在那些人的眼里，我帶的不是水杯，是“炮彈”；里面裝的不是茶水，是易燃易爆危險品；我也不是普通的游客，而更疑似是恐怖主義分子。
幸好我的思想覺悟早已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且能勝寒，一時又想到了一連串的關鍵詞：政治、大局、成功、精彩、難忘、平安、和諧……眼看著身邊那位無奈的志愿者，想來他們只是“志愿”干活的，“志愿”早已止于報名，一旦穿上了制服、掛上了牌牌，就只有命令沒有志愿了。民法學得再好，也不敢耍弄物以稀為貴的“意思自治”。上級一道命令，思想就得立刻統一，商量的余地也就蕩然無存了。再想想中國的面子文化，辦一次世博會，其實就是辦一次“世界碑”，圖個國際名聲，載入史冊。突然，一股高尚的自覺，撲面而來，鉆進鼻孔，越過咽喉，直奔心田：辦好世界碑，從我做起。我所能做的，必須舍棄小杯，顧全大碑。于是，握住“炮彈頭”，就像扔掉《1988》一樣，連同出門泡好的最尊貴的朋友送給我的最尊貴的茶葉，準確地擲向了離我大概五六米遠的高雅垃圾桶。一發一中，成績怎么也得十環。
這畢竟是政治，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應毫不動搖地犧牲最前者。沖在最前面的，通常都是堵槍眼、塞炮筒的。這一本土化處世定理、中國式政治公理，自小學就開始教導，一直灌輸到博士、博士后、工作后、死后，成了鬼也不會放過的。我必須舍得，義無反顧、責無旁貸。但情感上，我又難舍我杯，真得不想扔。
這個杯，可不是一般的杯。制作工序上，我學的純文科，不懂生產加工的原理和技術，更無從想象了，我這種書呆子、傻大叔只會偶爾“閉門造車”，不會閉門造杯。這無疑讓我更加堅信“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人就是厲害，能夠制造杯具，且能持續保溫，不得不讓我們為同類感到自傲。想開了，于我也沒什么太敏感的遙遠和太無知的神秘，畢竟是外行。在行的是，這個愛杯，是在我人生的那個站點交往的一位很不尋常的年輕女子送給我的。她知道我最愛杯具，就在那一年的教師節，作為節日禮物送給了我。雖然花費不多，但置換兩張世博平日普通門票，綽綽有余了。日久情深，也早已夠得上所謂“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了，如有損壞，我還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金，以彰顯出杯具的一套指導思想：代表最便利的飲水工具，代表最高效的防身武器，代表最深厚的男女私情。可惜，如今已被我這個無情大叔扔進了世界級垃圾桶，心不疼是假的。
沒辦法，政治的力量超越了愛情。在莊嚴的那一刻，不必說一只小小的水杯，就是把我這條活人，扯吧扯吧扔進那個桶，我也甘愿作出犧牲，還得首先依法感謝國家的“愛衛”運動，公開承認是自己酷愛垃圾，夢想和它們群租，才主動鉆進桶里的。這種新死法，必會引來外媒客觀、如實報道的，但世博新聞發言人也必須面向全球聲稱：世博安保措施到位，死者系精神分裂，自幼與生活垃圾有緣，且是當地知名“環保達人”，事發當天，自己蜷作團狀，匍匐而入，蒙熏而死。也有可能是另一種更狠的發言版本：國外個別媒體稱上海世博檢票口有游客在垃圾桶身亡的報道，完全是不顧事實，顛倒是非，是不負責任的歪曲報道，這種圖謀丑化世博治安環境、侮辱主辦國管理服務水平的做法，是別有用心的，中方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并保留采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當然這是退了好幾步之后的猜想了，卻遠不是哥德巴赫式的。愛杯加盟垃圾之后，在我純潔的心底已留下一時難以抹去的陰影。再到世博門口，帶著剛買的《1988》，我不禁憶起當時杯具的可憐遭遇，還聯想到了機場安檢時對所謂“禁書”的盤查故事，加之韓某人平時凈是吐些酒后真話，與那些謊言無法做到高度統一。想到這些，我驚恐極了，本來就和許多國人一樣，極度缺鈣，這下簡直要癱軟了。上次帶一個茶杯，好端端的中國茶，卻被疑似濃硫酸或者什么液、什么葉，聞來聞去，再令扔棄，已失掉幾斤尊嚴了，還耽誤后面排隊的八方來客。這次我吸取了深刻的教訓，沒等到入口，就事先將這本暢銷書扔進了我熟悉的世界級的桶。
也許是我多想了。因為沒有規定不準攜帶書籍進入世博園區參觀的，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公開出版發行的這本新書，尚未有某部、某署宣布其為禁書的報道或通告。書名盡管以公元紀年作為標題，但離那個敏感年份還差一個數，只能算作準敏感、次敏感、類敏感或者疑似敏感罷了，何況很多情況下是“我不敏感你敏感”。至于內容，我在地鐵上已大體瀏覽過了，好歹我也是一尊政治素質過硬的呆呆的木雞，自認為圖書作者還是沒有觸及高壓線的，又何況，觸不觸、敏不敏、感不感、反不反，不是我來定調的。這年月，一加一等于幾，往往不是靠算術算出來的，而是靠權術玩出來的，說等于二就等于二，說等于三就等于三，不管是否在算錯了的情況下。
看來我沒有多想，頭腦依然簡單如初。之所以嚇得我提早扔掉這顆“炸彈”，就是因為上次我有被命令扔掉一顆“炮彈”的參觀經歷。我大概政治敏銳性超強，不是大概，是確定，看見真“彈”，絕不能亂扔；看見像“彈”的，必須干脆利索地全拋掉。
一個混跡于這個世界三十多年的書呆子、傻大叔，竟被嚇成這樣。在權力和政治面前，竟然成了真正的縮頭烏龜，我還真想和這個世界談談。記得我念小學的時候，五講四美三熱愛，“小螺號，嘀嘀嘀吹，海鷗聽了展翅飛”，“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艷，河南的陽光照耀著我們，美國人的臉上都笑開顏”。在剛讀初中的1988年，也沒什么特別的概念，就是每周騎著自行車，載著一包山東煎餅和蘿卜咸菜，沒有理想，也不知人生和未來，只是單純上路，奔向離家很遠的那幾間瓦房教室。據說，如今中小學里不再是耳提面命，校園里不再是鳥語花香，很多人民教師的課堂教學都是“留一手”，關鍵解題步驟和重點講解內容，要留待周末輔導班上首次亮相。連課桌座位，都要接近于“招標”競爭了，要靠家長瘋狂公關，才有可能讓自己的兒女不至于太“偏見”、太“遠見”。中考高考后的“謝師宴”，更是塞肥了、吃撐了、灌飽了一幫園丁和蠟燭。
我上高中那個年代，正好是市場經濟體制拿來的時節。政治課程考試，題必及市場經濟。這也是一部經典，念正了，就是法治經濟；念歪了，就更多地充斥著墮落、腐朽和垂危。終于有一天，市場經濟的交易規則不再老老實實地呆在經濟領域，而是瘋狂游走奔跑于各個行當。每個行當的核心客體都可以貨幣化，成為一般等價物，使權力、金錢、美色、機會等日趨活躍在這個世界。不少官二代、富二代肥馬輕裘的奢糜生活，那是天經地義的，開車酒駕飆車撞人，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逍遙法外，權力作保鏢，不過是豆芽一碟。“效率優先”就是本事，政策制定者三心二意，二三其德，鼓搗出來的政策，就像六月的天、小孩的臉、女人的心，說變就變。有誰出去“文化苦旅”一圈，親眼看看那些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黨政領導，只顧眼前政績，不管百姓死活。不必樣樣看，也不必深究，就以政府大樓為中心做個表面文章，就很能說明問題。多少地方，把政府大樓、機關大樓建造成皇宮，所費不資，只為制造等級概念，營造官上位、民下位的姿勢文化，風光得很。領導的執政，一方面滿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在實際行動上又貫行“四拍”程序：拍腦袋決定，拍胸脯保證，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爛攤子留給下一任，重新“四拍”，折騰的最終是活在最底線的老百姓。所以，權力的本質或者政治的真相，就是一幫人在玩“四拍”，只是排列組合而已。每次換牌，還必須打著很多旗幟，優化資源、干部交流、異地監督……花樣多得是，還要弄個場合，組織部根據級別派個代表去講個話，明明是“水庫鼓了簍子”，還要先言必稱上任領導在該地的輝煌成就，再言必稱任用某某接任某某職務，是合適的。這樣的版本放之四海而皆準，只是再怎么鼓吹、安慰、忽悠，也擺脫不了“四拍”的本質。
黨和國家的良好教育把我送上了大學。那個年代國家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頓時，依法治省、治市、治縣、治鄉、治村、治廠、治校、治家，一哄而上，熱鬧非凡。現在想來，這些口號雖然多是烘托政治氣氛，但多念念法治的圣號，也多少見點功效的。如今，十幾年過去了，法治的進展鵝行鴨步，“依法治國”的口號似已成為如煙往事，進入了中國法制史的教科書。惡貫滿盈的黑社會，破壞著法治理想，踐踏著法治道路，政府官員也早已不再滿足于“走紅”、“泛黃”，還要不失時機地“涉黑”，非整出點五顏六色不可。很多權利，憲法上不是看不見，也不是翻不出，言論自由就非常醒目，穩坐第三十五條，且是首席。可是，人民一不小心就容易“犯上作亂”，要么跨省追捕，要么搶話筒、奪錄音筆，封殺言路。最終害得想說話的人戰戰兢兢，說出來的話、寫出來的文章，凈是套話、空話、大話、瞎話，謊言連篇，哆哆嗦嗦，渾身發抖，字不成句、句不成章。每個人都似乎出于本能，紛紛戴上了面具、護身盔甲，欲說一個字，先環顧四周窺探半天；欲出一本書，審查起來沒完沒了，這里得刪、那里得改，面目全非。閹割了的文化，無論怎么代表，都會因為缺少了睪丸而不可能先進、精進。
其實，政府的存在意義，不是叫人民去追捧的，而正是要博得人民批評甚至痛罵的。總理早就表態了，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人民有了冤情，有了意見，是可以表達的，表達的方式只要不害及他人，都應推定為正當。如果文字表達還不足以解決問題，那么，按照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到政府大樓面前有秩序地坐一坐，走一走，聊聊天，商量商量集體對策，以期引起重視進而最終獲得求解，應該積極地被允許才是。地方政府若真要太過分，對國法和黨紀熟視無睹，壓根就不能解決，人們到京城去依法如實反映，順便旅游一下天安門、人民大會堂這些首都景點，國家對其國民的這種疾苦應當充分理解，對國民的這種熱情應當真誠歡迎，而不是動輒就不分青紅皂白，興師動眾跟蹤、“截訪”、關押。試想，當強制拆遷演變為靠汽油抵抗的時候，當行政執法淪落為靠釣魚湊數的時候，當勞工維權逼迫為靠開胸驗肺的時候，當司法審判退化為靠權力操縱的時候，當食品藥品安全的監督檢查拖延為靠嬰幼兒和廣大患者紛紛陷入生命健康危機才啟動監管程序的時候，當安全生產制度的貫徹執行以無數個遇難礦工的生命才廉價換來的時候，當平民百姓尤其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想為權利而斗爭卻走投無路、四處無門的時候……再看看旗幟上飄揚的以人為本、憲法上寫明的保障人權這些書法作品和文字作品，再聽聽各級領導干部臺上挺著腰桿鼓吹、臺下握住群眾的雙手承諾的各色口頭作品，對比一下，這又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當權力變成惡魔，人民就會遭殃。權魔必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民才有幸福安康之日。
再回到韓寒的這部小說《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通篇以嫖客身份，開著名為1988的旅行車，拉著“我”上過的一個旅店妓女，在國道上對話，中間再插敘“我”往日的一些情感故事。僅此而已。若要論有什么寓意，那只能靠五花讀者的八門解讀了。我也只是地鐵上大致瀏覽之后就扔了，很多情節并不記得。但我蹉跎上海十年，沒少嫖過娼，和一些妓女也有過深淺不等的學術交流。今日看到韓寒新作，便激起了我些許的共鳴。于是引發一個興致：也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其實，我以前也沒少談過。只是都告吹了，或許因為我是一個沒用的男人。沒用的人，談上一萬零一夜，寫盡一萬零一車，還是沒用。好在有黨的富民政策，讓我這些年頭越來越發福，體重已超0.08噸，肚量夠大，不說容納一艘航母，但撐下幾條小船，還是不成問題的。所以，談不成，也要談。
是為扔后感。
（全文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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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紹章，別名李紹彰，藝名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