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的一天，一封密電來到23歲的海軍上尉約翰·保羅·斯蒂文斯案頭，等待他的破譯。斯蒂文斯很快譯出密電內容：“老鷹一只，麻雀兩只。”幾天后，空軍根據這項情報，在所羅門群島上空將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座機擊落，斯蒂文斯因此獲得一枚銅星勛章。然而，斯蒂文斯并未因此感到欣喜，也很少炫耀這段經歷。
2010年3月，距離山本五十六被擊斃已有63年，還有一個月就滿90周歲的斯蒂文斯大法官在接受《紐約客》記者杰弗里·圖賓采訪時，坦陳了自己當時的真實想法：“山本五十六在美國海軍待過，還在哈佛學習過，我許多同僚都認識他。有時，我感覺自己像是參與殺死了一個老朋友。這種道德上的壓力，一直困擾著我。”斯蒂文斯承認，正是這段經歷，影響了自己對死刑的看法。1976年，他還曾是死刑的擁護者，但隨著反省與思考的深入，到2008年，他已是當代最高法院中，第一位明確指出死刑違反憲法的大法官。而二戰從軍的那段經歷，幾乎影響了他的整段司法生涯。
從“富二代”到“偉大的一代”
斯蒂文斯有一個幸福的童年，自小衣食無憂，有機會接觸各界名流。然而，隨著“大蕭條”的到來，一切都不同了。1934年，斯蒂文斯大酒店受經濟危機沖擊，宣告破產。斯蒂文斯的父親、叔叔被控挪用保險公司上百萬資金，叔叔因此自殺，父親鋃鐺入獄。直到這年年底，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才撤銷原判，一致宣布斯蒂文斯的父親無罪。70多年后的今天，斯蒂文斯仍堅信父親當時受到“極不公正”的審判。
家人的不幸遭遇令斯蒂文斯深信，刑事司法體制一旦失靈，將給公民及其家庭帶來滅頂之災。成為大法官后，斯蒂文斯一直注重維護刑事被告人的正當權益。根據密歇根州立大學對聯邦最高法院的一項統計，從1995年到2001年，但凡涉及個人權利的刑事案件，斯蒂文斯投票反對政府立場的占69.7%，在9個大法官中居第一位。（其次是金斯伯格，60%；蘇特，57.6%；布雷耶，54.9%）
1941年，斯蒂文斯以優異成績從芝加哥大學英語專業畢業。他本打算繼續深造，從事莎士比亞戲劇研究。但幾位秘密為軍方工作的本科導師游說他投筆從戎，為國服務。
與許多“偉大的一代”一樣，軍旅生涯賦予斯蒂文斯強烈的愛國熱情，他從來不容這種感情受到絲毫褻瀆。在1989年那起著名的焚燒國旗案中，斯蒂文斯前所未有地站在保守派一方，反對焚燒國旗的行為。在為該案撰寫的異議意見中，斯蒂文斯指出，焚燒國旗的舉動并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條款的保護，因為“國旗不僅僅是勇氣、決心的輝煌象征，它見證了最初13個殖民地逐步發展為世界權力中心的光輝歷程，還象征著自由、平等保護、宗教寬容，以及所有與我們同享夢想者的美好期望。”
“這是大法官的職責啊”
二戰結束后，斯蒂文斯本打算追隨母親足跡，成為一名中學教師。但是，做律師的哥哥卻勸他報考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法學院。受父親當年冤獄的影響，斯蒂文斯思考再三，決定聽從兄長的建議，改修法律。1947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從西北大學畢業，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利·拉特里奇的助理。威利·拉特里奇由羅斯福總統在“新政”時期任命，是一位非常開明的自由派大法官。斯蒂文斯一直將他視為偶像，成為大法官后，還多次在判決中援引拉特里奇的判決意見。
結束法官助理生涯后，斯蒂文斯拒絕了耶魯法學院的執教邀請，回到家鄉芝加哥，在一家頂級律師事務所從事反壟斷法律業務。1969年，斯蒂文斯受托調查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的法官貪腐事件，經過審慎深入的調查，他認為的確有法官涉嫌違反司法倫理，收受賄金，枉法裁判。有關部門認可了斯蒂文斯的調查結論，要求兩名涉案法官辭職。
調查過程中，斯蒂文斯發現，在幾起引起爭議的案件中，未收受賄賂的法官曾撰寫過異議意見，但為維持團結形象，這位法官并沒有發布這份意見。斯蒂文斯為此深受刺激，并暗下決心：如果自己有機會成為法官，一定勇于發表異議，絕不掩飾個人觀點。在未來的法官生涯中，他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2005年上任后，曾鼓勵9位大法官盡量達成一致意見，以營造最高法院和諧、團結的氣氛。斯蒂文斯對這一提議非常不以為然，他曾對記者提到：“如果我內心不贊同你，當然應該說出來讓公眾知道，這是大法官的職責啊！”
斯蒂文斯在貪腐調查中的盡職表現，引起伊利諾伊州參議員查爾斯·珀西（Charles Percy）的注意。珀西一直想尋找一個黨派標記不那么明顯，意識形態色彩較弱的法官人選，而斯蒂文斯就是這么一個“非政黨動物”（Nonpolitical animal）。1970年，在珀西的推薦下，尼克松總統提名斯蒂文斯出任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在上訴法院，斯蒂文斯撰寫了近200份判決意見，多數意見充斥著冗長的腳注，反映出他細致、嚴謹的工作態度。1975年，當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因病退休時，福特總統決定提名斯蒂文斯接替大法官席位。在那個意識形態分歧相對淡漠的年代，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并沒有刁難斯蒂文斯，相關質詢只進行了5分鐘，并以98-0票通過了對他的提名。盡管斯蒂文斯后來離共和黨理念越來越遙遠，但福特從未后悔過自己的提名。2005年，福特還曾在文章中寫道：“我的最大政績，就是30年前將約翰·保羅·斯蒂文斯送入最高法院。”一年后，福特就去世了。
闊別最高法院27年后，斯蒂文斯又以大法官身份回到“大理石殿堂”。曾經的法官助理經歷，令斯蒂文斯對法院工作流程自有一套看法，他拒絕派法官助理參加“調卷池（cert. pool）”，認為自己審查調卷申請書效率更高。斯蒂文斯一開始并未以自由派自居，這也使他暫時遠離意識形態的斗爭，別的大法官忙著拉幫結派，他卻醉心于對裁判文書的細節挑三揀四。多年來，別的大法官都會把判決意見中涉及事實陳述的部分交給法官助理撰寫，因為那一部分最為枯燥，也缺乏技術含量，但斯蒂文斯一直堅持自己操刀，親力親為。
斯蒂文斯在事業上如魚得水，婚姻狀況卻不盡人意。1942年，斯蒂文斯與少年時的女友伊麗莎白·簡·希林（Elizabeth Jane Sheeren）結婚。兩人婚后育有三女一男，分別是約翰、凱西、伊麗莎白與蘇珊（約翰1996年因癌癥去世）。1979年，斯蒂文斯與希林離婚，這段延續十七年的婚姻終于走到盡頭。此后不久，斯蒂文斯又與瑪麗安·馬爾霍蘭·西蒙（Maryan Mulholland Simon）結婚，倆人每年都會在佛羅里達州勞德爾堡（Fort Lauderdale）度假。
“我其實是員可愛的保守派小將”
2007年，斯蒂文斯告訴喬治城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教授杰弗里·羅森（Jeffery Rosen）：“我根本不覺得自己是一名自由派，在我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下，我其實是員可愛的保守派小將。”斯蒂文斯所說的“那個時代”，是指自己剛剛進入最高法院那一時期。他對羅森說：“我曾經以司法保守主義者（judicial conservative）自詡，可為什么現在別人都說我是自由派了呢？那是因為，現在的保守派大法官越來越多，立場也越來越保守，反而顯得我沒那么保守了。”2007年6月，斯蒂文斯曾被保守派大法官們的判決意見激怒，他在一份簡短的異議意見中，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敢確定，1975年我加入最高法院時，最高法院任何一位成員都不會同意今天這份判決。”
無論斯蒂文斯如何申明自己的保守立場，事實上，從他進入最高法院起，他的判決意見就一直偏向自由派。在1977年6月結束的那一開庭期，斯蒂文斯在60%的案件中站在自由派大法官約翰·布倫南、瑟古德·馬歇爾一方。此后30多年來，斯蒂文斯撰寫的3000份判決意見中，有三分之二持自由派立場。他支持性別平等，認為墮胎權是婦女的基本憲法權利，贊同政府的種族平權措施，認為應當限制甚至取消死刑。在當今最高法院，斯蒂文斯已是自由派大法官們理所當然的領軍人物與精神支柱。
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案中，最高法院阻止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的行為令許多人失望，是斯蒂文斯在異議意見中的一段話，令人們重新燃起對法治的希望，他說：“本院的多數意見，只會使人們對全國法官工作的評價從充滿信心變為悲觀失望。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人們對司法體制的信任。時間總有一天會愈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任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我們或許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是今年總統大選的贏家，但最終輸家卻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公正的守護神的信任。”
分配案件的策略
哈利·布萊克門大法官1994年辭職后，斯蒂文斯成為最高法院真正最資深的大法官。現任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當年在最高法院做法官助理時，斯蒂文斯已在大法官位置上坐了5年。資深大法官除了可以主持首席大法官的宣誓儀式，也是大法官會議上第二個發言者。不過，資深大法官最重要的一項權力，是當他與首席大法官意見不同時。他所在的一方，必須由他來指定判決意見或異議意見的起草者。不要小看這項權力，因為由誰撰寫判決意見，往往對最終投票及判決結果有很大影響。
在任務分配方面，斯蒂文斯做得極為成功，他深諳某些中間派大法官的心理，更熟悉每位自由派大法官的興趣及優勢，對這項權力運用自如。有時，他會故意把撰寫判決意見的任務交給奧康納、肯尼迪，盡量爭取他倆站在自由派一方，尤其是愛慕虛榮的肯尼迪。2003年，斯蒂文斯為爭取到肯尼迪那一票，將勞倫斯訴德克薩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的判決意見交給他來撰寫。有時，斯蒂文斯雖然親自操刀，但會在意見中盡量迎合對方觀點。在2007年的馬薩諸塞州訴環境保護署案（Massachusetts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中，斯蒂文斯就援引了肯尼迪大量觀點，最終將他爭取過來。斯蒂文斯承認：“許多情況下，如果你覺得某人投票態度不夠堅決，就讓他來撰寫判決意見。有時必須通過這種方式，才能使這些大法官形成內心確信。”此外，諸如性別歧視或墮胎之類的案件，他會請女權主義大法官金斯伯格撰寫異議意見，后者的表現也從未讓他失望過。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斯蒂文斯這樣的老將坐鎮，近十幾年來，自由派根本不可能在那么多5-4票的案件中險勝。克林頓時代的首席政府律師沃爾特·德林杰（Walter Dellinger）評價斯蒂文斯說：“最近15年來，他其實是自由派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和藹的祖父型大法官
走進斯蒂文斯的辦公室，人們常看到他穿著一件短袖運動襯衣走來走去。這套穿著，正符合他低調、謙遜、隨和的個性。在法庭上，斯蒂文斯總打著他那標志性的領結，一頭銀發梳得十分齊整，臉上常掛著溫暖微笑，看起來就像一位慈祥的鄰家祖父。
言詞辯論期間，斯蒂文斯向來是初次出庭律師們的定心丸。與嚴厲苛刻的倫奎斯特、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斯卡利亞不同，斯蒂文斯說話向來和顏悅色，彬彬有禮。如果他要打算律師發言，總會禮貌地問一聲：“我可以問您一個問題么？”
關于斯蒂文斯對律師的寬容態度，他的前任法官助理，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教授杰弗里·費希爾曾講過這么一個故事。威廉·倫奎斯特任首席大法官的時代，非常注重法庭禮儀，對超時發言或言語不當的律師很不客氣。一次，一位首次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師十分緊張，在回答肯尼迪大法官的問題時，他說：“是這樣的，法官（Judge）……。”倫奎斯特馬上打斷他說：“是肯尼迪大法官（Justice）。”律師很尷尬，急忙換了說法。或許是越緊張越易出錯，幾分鐘后，律師在回答蘇特大法官提問時，又說：“是的，法官。”倫奎斯特再一次糾正他說：“是蘇特大法官。”又過了幾分鐘，這名倒霉的律師把倫奎斯特本人叫成了“法官”。倫奎斯特終于忍不住了，他將身體前傾，用嚴厲的口吻教訓律師道：“律師，我必須警告你，這座法院是由大法官們組成的，而不是法官們！”被嚇傻了的律師還沒來得及回話，斯蒂文斯出來打圓場了，他說：“沒事，沒事，律師，你只不過是和憲法犯了同樣的錯誤。”（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一款提到最高法院大法官時，也未用“大法官”稱謂，統一用得是“法官”一詞）庭審現場一場哄笑，倫奎斯特自己也忍俊不禁，不好再說什么了。
斯蒂文斯的年齡雖然是自己法官助理的三倍，但他十分喜歡到助理們的辦公室討論案情。無論案件多么無趣，妙語連珠的斯蒂文斯總能令現場氣氛十分活躍。討論案子時，斯蒂文斯總是等到大家全部發完言后才表明觀點，而且從不打斷別人說話。一次，一位其他大法官的助理偶然參與了他們的討論，他贊嘆道：“和斯蒂文斯大法官說話的感覺，簡直就跟與其他法官助理聊天一樣！”
“盡我所能，做到最好”
奧巴馬上任后，大家都猜測斯蒂文斯將在近幾年提出辭呈，將提名機會讓給一位民主黨總統。然而，對人們關于自己將何時退休的提問，斯蒂文斯一直笑而不答。他的前任威廉·道格拉斯曾在大法官任上干了36年，若想超過他，斯蒂文斯非得干到2011年不可。盡管如此斯蒂文斯仍然多次表示，自己之所以干到現在，是因為喜歡法官這個職業，而不是想與誰一較任期長短。
2009年秋天，斯蒂文斯一反常態，只聘請了2名法官助理，而不是過去的4名。許多人據此猜測，斯蒂文斯將在2010年6月宣布退休。斯蒂文斯一旦退休，金斯伯格將是自由派中最資深的大法官，但是，受健康問題困擾，她將很難擔負起自由派領袖的重任。盡管奧巴馬會提名一名意識形態相近的人坐上斯蒂文斯的席位，但這個人絕對不可能起到斯蒂文斯那么大的作用。
有記者曾在2007年問斯蒂文斯：“您希望未來的人們如何看待您留下來的司法遺產。”斯蒂文斯答道：“我希望人們對我的判斷結論，建立在我留下的書面判決意見基礎上，而非人云亦云。是的，這些判決意見字數之多，簡直令人發指，但我希望人們讀完這些東西后，相信我已盡我所能，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