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陸法系的學者在提及民法典時，指向的不僅是一部法律，而且是一個偉大的傳統；對法國民眾而言，拿破侖民法典幾乎就是民族史詩。這既因為民法典是所有法典中難度最大、最抽象的，也因為民法典是大陸法系法律文化的標志。盡管如此，千禧年前后，世界范圍內的民法典還是有兩個重要變化。其一是諸多重要民法典都做了修訂或調整。其重要者，如1992年荷蘭民法典的翻新；瑞士聯邦司法部1999年提出的《修訂與統一責任法的聯邦立法草案》（Vorentwurf zu einem Bundesgesetz über die Revision und Vereinheitlichung des Haftpflichtrechts）；2001年11月德國民法的現代化改革及之前的家庭法改革；2004年日本民法典的修訂；奧地利司法部2005年6月公布的學者草案《損害賠償法修正草案》（Der Entwurf eines neuen osterreichischen Schadenersatzrechts）等。其二是民法典的起草，其代表當然是我泱泱中華啟動了民法典的浩大工程。在主權國家之外，最令人矚目的當屬歐盟的統一民法典項目。歐盟的誕生無疑既是政治、經濟事件，也是觀念事件。它對民族國家、公民身份、主權等觀念及其實踐都影響深遠（看看哈貝馬斯有關歐盟憲法的諸多文章吧）。歐洲議會分別于1989年和1994年通過兩個關于制定《歐洲民法典》的決議，這再次印證了民法典與政治的高度相關性。歷史上，《拿破侖法典》是法國革命的璀璨皇冠，《意大利民法典》、《奧地利民法典》出臺的目的之一是促進民族國家統一；《德國民法典》和《希臘民法典》則多少都與民族認同有關。歐盟民法典項目的推進，當然是其一體化不斷深入的后果之一。
20世紀以來，世界變化太快了：風險劇增、生態惡化、道德滑坡、消費盛行、管制蜂起……在這種背景下，民法典雖然不至于為歷史洪流淹沒，但也不免漂漂蕩蕩，任意東西，甚至還千瘡百孔；此時，再眺望支離破碎的農業家園，最多也只是一種精神思鄉而已。盡管各種反民法典的聲音此起彼伏，如"去法典"（de－codification）、"反法典"（anti-codification），但民法典還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翻新，隱隱實現了民法典的"再法典化（re-codifiction）"。在市場經濟、世俗化的洪流裹挾下，還沒有制定民法典的國家多少都"有些不好意思"，對已經是"金磚四國"的中國而言可能尤為如此。另一方面，歐盟經濟、政治一體化的進程也必然要求法制的一體化，而民法典則是這一進程中的重要環節。這一切都表明，在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的地位不僅沒有所動搖，反而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二
法學家起草法律，或許是實現其經世致用理想的最佳途徑，也是其獲得生前身后名的絕佳時機。法律由專業人士起草，是法學專業性被認可的標志之一。其深層的結果是，法學因此與國家權力產生了復雜的關聯（所謂"知識就是權力，權力就是知識"）。在法典傳統根植深厚，甚或大眾都珍視民法典的歐洲，民法學者要獲得修訂民法典的機會都殊為不易，遑論從無到有起草民法典。因而，在歐洲雖然對是否制定統一的民法典有爭議，但學者還是迅速展開了起草民法典的競爭。這種競爭雖然沒有硝煙，但卻有濃濃的煙火味。
早在1982年，丹麥教授蘭多（Lando）就創立了歐洲合同法委員會（Commission on European Contract Law，簡稱CECL），可謂先知先覺。該委員會起草了《歐洲合同法通則》（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簡稱PECL），煌煌三卷，影響頗大。幾乎同一時間，意大利帕維亞大學教授甘多芬（Gandolfi）主持起草了《歐洲合同法典》（Code Europeen des Contrats），2002年后陸續出版。《歐洲合同法通則》極大鼓舞了歐洲私法學者，他們開始認識到起草歐洲民法典是何其重要。1998年，德國奧斯納布呂克大學教授馮o巴爾（Christian von Bar）創立了"歐洲民法典研究小組"（Study Group on a European Civil Code），1999年正式運作，可謂"欣逢其時"。該項目每年舉行兩次年會，討論各小組起草的民法典研究項目草案。
在侵權法的統一方面，歐洲的兩個小組做出了重要貢獻。馮·巴爾的小組下設"契約外債務工作小組"（Working Team on Extra-Contractual Obligations），數年勞作后，2006年11月公布了《造成他人損害的契約外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Damage Caused to Another，以下簡稱《草案》）。1992年，奧地利學者考茨歐（Koziol，奧地利科學院歐洲侵權法研究所）成立了"歐洲侵權行為法小組"[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即蒂爾堡（Tilburg）小組]，現稱為歐洲侵權行為法小組，馮·巴爾也曾是該小組的成員之一。該小組成員主要來自歐盟各國，鑒于美國侵權法對歐洲的影響與日俱增，該小組也邀請了美國專家；而南非則因為混合了英美法與大陸法，故南非專家也在邀請之列。
考茨歐小組自2001年起，即舉辦"歐洲侵權法年會"，每年出版年報。其成果主要有二：一是《歐洲侵權法的統一》（Unification of Tort Law）叢書。二是在比較研究和討論的扎實基礎上，擬定了《歐洲侵權法原則》（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以下簡稱《原則》），2005年正式出版。本套譯叢即為考茨歐小組的主要研究成果。
三
本套叢書可分為兩部分，一是《歐洲侵權法原則：文本與評注》，是《原則》的條文及其解釋；一是制定《原則》的基礎，即各國侵權法制專題比較研究叢書。
對如何起草歐洲侵權法，考茨歐和馮·巴爾的小組在最關鍵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即歐洲未來統一的侵權法不可能是法律"重述"，因為歐洲不存在"重述"的堅實基礎，而只能在國別比較的基礎上，盡量提取各國法律的"公因式"，提交大多數成員認為最好的方案。但如何達成這一目的，兩個小組的做法卻大不相同。
《原則》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采取了彈性制度（flexible system）。它其實是一種立法方法，試圖解決的是立法中一個永恒的矛盾：抽象還是具體。如果立法者致力于網羅社會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實，勢必會選擇一個"巨無霸"的法律數據庫；如果立法者希望法律能夠適應社會生活的流變，則會選擇微言大義，規定抽象的一般條款。英國著名法學家哈特把這兩種情形分別稱為"青蠅之眼"和"蒼鷹之眼"，可謂形神兼備；德國法學家拉倫茨則分別稱之為"決疑式"和抽象概括式立法風格。這兩種方法都有致命缺陷。就前者而言，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普魯士邦法》洋洋灑灑19000千條，可謂巨細靡遺。例如它對主物和從物的規定就有61個條文（第42條到第102條），若干條款都有些滑稽，如規定普通的雞、鵝、鴨、鴿子和火雞是農莊的從物，但珍禽則不是。這種方法最大的問題在于，法律條文看似整全，但其邊界過于明確，雖然對法制統一頗有助益，但面對現實生活難免捉襟見肘，還可能漏洞百出。抽象概括式立法通過法官釋法使法律適應社會生活，其適用首先要求法官有極高的理論素養（這類法典往往類似于一部理論專著），尤其熟悉法律類推、準用等司法技術，但法官較大的能動性卻可能使民眾難以放心，法律的安定性也可能不如人意。
為解決這一問題，《原則》采取了奧地利法學家瓦爾特·威爾伯格（Walter Wilburg）提出的彈性制度。其雄心當然是對前述兩種立法模式興利除弊，其要點則是明確規則的價值基礎，規定法官在個案中應考慮的各種因素，但法官在個案中可以權衡各個因素的不同影響。實際上，它與拉倫茨提到的"指令準則式（Richtlinienstil）"立法模式類似。我們以《原則》第2:102條為例說明，該條規定的是侵權法保護的利益：
（1）受保護利益的范圍取決于利益的性質；價值越高，界定越精確、越明顯，其所受保護就越全面。
（2）生命、身體或精神的完整性，人的尊嚴和自由受最全面的保護。
（3）財產權包括無形財產權受廣泛保護。
（4）純經濟利益和契約關系的保護可受更多限制。此時，尤其要充分注意行為人與遭受危險者之間的緊密性，或者行為人知道其利益肯定不如受害人的利益價值大，而其行為將造成損害的事實。
（5）保護范圍也受責任性質的影響，在故意侵害利益時，對利益的保護程度更高。
（6）在確定保護范圍時，應考慮行為人的利益尤其是其行動自由與行使權利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
本條是侵權法最重要的規定之一，其目的是在"權益保護"與"活動自由"這兩種對立價值之間取得平衡。本條規定在衡量利益保護時，應考慮利益的價值、定義的精確性等要素，從而將利益的保護范圍系于多個既定因素及諸因素的權衡和關聯。但這些因素并不是都需要考慮，考慮的重點也取決于個案。
正是這一方法使考茨歐的《原則》與馮·巴爾的《草案》的風格迥異，這一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兩者的目的完全不同。《草案》的目的是作為未來《歐洲民法典》的一部分，所以其條文具體，內容全面；《原則》旨在為歐洲侵權立法的協調提供一個共同的、基本的框架，所以條文的原則性較強。如對《原則》2：102條規定的問題，《草案》第二章（"損害"）第二節列舉了各種損害類型，如第2：204規定了虛假信息者的賠償責任；第2：205條規定了違反保密義務的賠償責任等等。它們涉及純粹經濟損失的處理，而《原則》僅僅做了指引性規定。其他方面如嚴格責任等，兩者規定的內容也有很大差異。
就國內討論得沸沸揚揚的侵權一般條款，《原則》第1：101條規定："（1）致他人損害的，法律上被歸責者應負賠償責任。（2）損害尤其可歸責于下列各方：a）其過錯行為造成損害者；b）從事異常危險活動造成損害者；c）其輔助人在其職責范圍內造成損害者。"這就把侵權責任的承擔分為三種：過錯責任、嚴格責任與傳統意義上的替代責任，它納入了所有的侵權行為類型，類似于埃塞俄比亞民法典的做法。
雖然《原則》的風格是指引式的，但并不意味著《原則》因此淪為完全的宣教，而毫無操作意義。相反，《原則》規定了侵權法一般不愿意著墨的"因果關系"、"過錯"、"抗辯事由"等內容。《原則》的一般條款也強調"歸責事由"的中心地位，這就使侵權法的技術功能得以彰顯。此外，《原則》對侵權救濟的規定也詳略得體，集中關注侵權賠償問題，全然不拘泥于"侵權行為的后果在于責任而非賠償"的簡單認識，而是綜合規定了各種救濟形式。
《原則》之所以采取彈性制度，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考慮，即歐洲侵權法制的一體化只能是在各國差異基礎上的一體化，法概念、法方法既要具有歐洲共同傳統的特色，又不能以任何一國的制度為背景。在各國侵權制度基礎上的會通與統一，將產生兩方面的效果：一是規定事項的一般性，越抽象的規定越容易獲得共識。對特殊問題不僅難以達成共識，而且會增加協調成本，減緩一體化進程。所以，統一的只能是侵權法最一般的規則；二是規則必須富于彈性，既要照顧到各國現行法規定的共同重要因素，又要避免解釋空間過大。如因各國規定的嚴格責任種類差別較大，《原則》僅僅規定了一種嚴格責任：異常危險的活動。同時，它還授權國內法規定嚴格責任的種類。但對各國共同點較多的內容，《原則》也做了具體規定，如有關多數人侵權的責任等。
盡管如此，《原則》也有諸多讓人耳目一新的規定，最典型的是第4：103條（"保護他人免受損害的責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產生保護他人免受損害的積極作為義務：法律有規定；行為人制造或控制了某種危險情勢；當事人之間存在特殊關系；損害嚴重而避免損害容易時。"評注舉了一個典型案例：甲掉入道路坑洞中，乙經過時聽到甲的呼喊，但因赴約已遲到，急于趕路，故未施援手，致乙死亡。依據《原則》，甲應負賠償責任。本條課與陌生人以救助義務（a duty to rescue），與英美法中的《好撒馬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law）》立法理念近似，深具宗教情懷。此外，《原則》第10:401條對損害賠償金的減縮也頗有創新意義。
現代民法的修訂與制定都涉及一個極其棘手的問題：如何處理特特別民法與普通民法的關系。如所周知，傳統民法典通過抽象規定來處理全部私法事務，但這些中立的技術規范因現代生活的復雜化已經不敷適用，民事規范散落在特別法中。在這種法律背景下，民法典究竟應一如既往，提供市民社會問題的永恒解決之道，還是建立一個大而全的民事問題數據庫？在侵權法方面，這一問題尤為突出，鐵路、航空、核能、環境污染等紛紛花落別家，民法典是否要整合這些規范？就《原則》的背景而言，歐盟與侵權相關的條例和指令眾多，深刻影響了各國的侵權法制度，把傳統國內法搞得支離破碎、凌亂不堪。《原則》對"嚴格責任"只提供了一個共同框架，而沒有實質性解決這一問題。相對而言，《草案》則列舉了嚴格責任的具體類型，如動物、產品、機動車與危險物質造成的責任等，其第3：206條（危險物質或散發物造成的損害之責任承擔）則統合了一些特別法規定的侵權責任，避免了對特殊侵權行為的瑣碎列舉。
歐盟民法典項目的啟動，可以說是法律史上饒有意義的一個輪回（當然是表面上的）。歐洲以羅馬法為基礎，長期存在普通法或共同法（ius commune），它并非成文法，而是靠口傳心授傳承。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各國都有了自己的民法典，現代歐洲已不存在這種法律了。民法典項目的推進，多少是新形勢下朝著共同法傳統的回歸。它是否能夠通過、何時能夠通過，最終當然是個政治問題。2004年，歐盟憲法在各國公投時，BBC的記者揶揄道："歐盟憲法？拜托，我還是喝杯咖啡吧！"（A European Constitution? Do me a favour, All I wanted is a cup of coffee.）學者推動的民法典草案是否會遭遇到這樣的命運呢？估計起草者自己都不知道。
四
本譯叢的專題涉及侵權責任的確定和損害賠償中的幾個最重要因素，如違法性、因果關系、嚴格責任、損害和損害賠償等。
專題叢書與考茨歐小組制定《原則》的程序有關。該小組將草案分為不同的主題。在討論一個主題時，邀請一位成員擔當報告人，并由其起草一份問卷。問卷由兩個部份構成：一般問題和具體案例，很多案例借自不同國家的判例法。經會議討論、修訂后，再邀請成員根據問卷草擬一份該主題的國別報告。隨后，報告人提交一份基于國別報告起草的比較報告。經全體會議詳細討論，就重要問題達成共識后，報告者草擬條文，全體會議討論條文后最終定稿。
專題叢書都以問題為中心。各國作者針對問卷表的問題，結合本國的通說、立法和司法實踐做出回答。主編在國別報告的基礎上撰寫比較報告，指出各國的異同，為草案相關主題的擬定提供基礎。
問卷表的設計別具匠心。以《損害與損害賠償》專題為例，該書設計的問題包括兩個部分：一般理論問題與案例分析。前者涉及損害賠償的目的、損害賠償法的一般原則、損害的各種類型、損害賠償的評定等特別立法；案例分析既包括從各國提煉出來的典型案例，也包括充分體現該專題核心問題的假定案例。通過這些問題及其解答，我們基本上可以窺見各國侵權法的核心制度。
五
關于這套譯叢，免不了還得談談其翻譯理由，就是它對中國的意義。《文本與評注》一書的意義似乎不言自明，《原則》的條文無疑是我們可以參考、借鑒的對象，畢竟它是歐洲侵權法學者集體智慧的產物。而且本書在在評注每個條文時，都分為起草的背景、歐洲侵權法概覽、條文說明、與其他條文的關系、例證等方面。這有利于讀者全面理解《原則》條文的內容及其適用。
專題叢書最大的優點有二：一是直觀簡明，二是重點突出。叢書以問卷為中心，國別報告的核心是解答這些問題。叢書并非高頭講章，也沒有復雜的理論論證和邏輯推演，而是直接深入到了問題的內核。對有爭議的問題，作者提供了通說和反對觀點及其各自的理由。這樣，叢書的信息就相當集中，而且省去了讀者篩選有用信息的時間。如此，讀者就可在較短時間獲得更多的有用信息。
談到叢書的中國意義，免不了還要對中國的侵權法制置喙一二。毋庸置疑，中國侵權法與國情有千絲萬縷的微妙關系，如我們還在討論"侵權責任與物權請求權的區分"、"賠禮道歉是否應為責任形式"、"加害人承擔刑事或行政處罰責任是否影響其民事責任，以及財產性責任中民事責任是否應當優先"之類的問題。這也表明，中國侵權法的背景之一是要灌輸私法性觀念，如此一來，法制成熟國家的一些當然之理就堂而皇之地進入到中國法中。我國現行侵權法的諸多規定也與《原則》大相庭徑，如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20號）第3條規定的"直接結合與間接結合"、第5條規定的連帶責任的免除等；更為突出的是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對侵權法基本原理的僭越。"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是否足以構成中國特殊規則的理由，歐洲同仁的工作成果也許會激發我們更多的思考。另外，對侵權法是否具有、有多少普適性規范，我們也可能會有更多的感知。
六
譯事艱難。這或許是譯者為自己開脫的最好理由，對所有認真的譯者而言，事實也如此。本譯叢的翻譯還因兩個因素而大大增加了難度：一是考茨歐小組的成員來自于眾多國家，大多數成員的母語都并非英語，其表意能力當然不如使用母語。句子成分殘缺、界定不明、詞語錯誤的情況多有，譯者已做了最大努力根據上下文做了調整。二是本書以英語介紹大陸法系侵權法制度，若干制度名稱的轉譯就成了大問題。比如叢書使用"patrimony"來表示財產，這一術語雖然為很多歐陸民法典的英譯本所采，普通法系的繼承法也使用，但在侵權法領域，英美法并不使用這一術語。
有位翻譯名家（好像是施康強先生）對翻譯做了一個精彩的比喻：翻譯如挑重擔走路，負者走了一二百里，難免氣喘吁吁，踉踉蹌蹌，姿態不雅。批評者如壯漢橫空出世，奪過重擔，只手高舉，穩若泰山，姿態可觀。借用這個比喻并非是為譯者開脫，而是表明本譯叢必然存在錯誤。我們歡迎出于理解的、真誠的批評，即使是尖刻的、吹毛求疵的。
譯叢的面世必然是因緣際會的產物。本套譯叢緣起于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于敏研究員的提議，經謝鴻飛與考茨歐教授聯系后，時任法律出版社學術分社徐雨衡編輯大力推動本書的出版。徐雨衡為此協調了出版社諸同仁：郭亮先生為本書聯系了版權，法律出版社社長黃閩先生惠允本叢書納入出版計劃。徐雨衡還多方聯系譯者，使本譯叢得以順利翻譯。本譯叢的最終面世，也仰賴于法律出版社學術·對外分社朱寧社長、劉文科編輯的各種幫助和扶持。法律出版社校對部張波主任及其他諸同仁，為本書的校勘付出了艱辛的勞動與耐心，統一了譯叢的體例，減少了錯訛，令我們非常感動。我們也感謝考茨歐教授拔冗寫序和對譯叢出版的關注。感謝緣分，感謝這些可愛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