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先生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面臨壓力的時候，大多是 “一般地是一言不發，或者只希望他們發一套假言”。[1]不過這只是對“一般”而言，例外還是有的，比如說陳寅恪先生。
在那篇為他博得大名的《對科學院的答復》中，先生說：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必須以死力爭……一切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2]
先生在他所提到的《王觀堂（王國維）先生紀念碑銘》中提的是：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之不自由，毋寧死爾……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3]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用王焱的話來說是一個“抽象的人民被拔高到無以復加，而構成人民的一個個具體的個人卻輾轉呻吟于所謂的‘公意’的桎梏之下”[4]的時期，政治的高壓已經若隱若現，陳先生在那樣的處境之下竟然能夠保持自己的學術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并且愿意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以死力爭”,何其難得。在知識分子紛紛響應“思想改造”號召的當時，先生的言行證明了他是一個“異端”。當然，成為異端的代價因而是巨大的，“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有頌紅妝”。先生只能是通過《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通過研究才女，曲折幽深來撰寫“心史”捍衛自己的學術宗旨，最終是歿于慘烈的文化浩劫之中。
其實我們無論什么時候都不曾缺乏過這樣的“異端”。我們有過罵國民黨“‘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兩句話本身就是矛盾的，黨內有派，或可以減少黨外的黨；黨外有黨，或可以減少黨內的派。在思想不能統一的基礎上，‘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勢必造成‘雖非官逼民反，恐有黨逼民叛的后悔’”[5]的羅隆基；有如秉承“對于人類社會中最強暴野蠻的精神統治，我是一頭堅強為銅的雄師”、“我這一充滿活動力的年輕軀體……我渴望自由，特別是思想的自由”[6]理念的王申酉；還有如探索“民主社會主義”[7]的顧準；……這些都是他們所處的年代的異端，都是獨立思考的孤獨的勇士，都是“殉難者”。
為什么我們需要像他們那樣獨立思考的“異端”？
首先的理由是這些殉難的“異端”證明了如下這個命題的成立：獨立的、自由的思想是人作為人存在的前提。帕思卡在《思想錄》中莊嚴地宣稱：“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人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8]追求真理，并說出其信仰的真理，決不被別人強迫接受一種信念，永遠不應該視為罪行，信念永遠應該是自由的。羅素因而說：“只有思想不受束縛的人，思想不受欲望重壓的人，才可能有對美麗的憧憬”。[9]獨立的思想/思考使人類得以被稱為是萬物之靈。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所以捍衛自己的思想自由，就是捍衛自己作為人的基本的權利。在這個基礎之上，尊重了別人的思想的自由，就如伏爾泰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也是對自己作為獨立人格主體的尊重。
其次，獨立思考的“異端”們所捍衛個人的思想的自由，不僅是捍衛作為人的基本的權利，也是捍衛人類發展的生命線。出現思想的異端的前提是先有一套教條體系，一種正統，一套統一的教義，所以“異端”這樣的語詞才得以流傳。在《異端的權利——卡斯特利奧對抗加爾文》一書中，作者茨威格得出了這樣的公式：所謂（基督教的）異端，便等于那些身為基督徒，卻不承認真正的教義，反以某種方式冥頑不靈地背離“正確”道路的人[10]。問題是，什么是真正的教義？憑什么這個是而那個就不是呢？我們確實是不應該相信任何被證明為謬誤的東西，但是并意味著我們只應當相信那些被“證明”為正確的東西。因為完全可能存在這樣的一種情況：這一套教條體系，一種正統，一套統一的教義可能是別人建立在我們大腦的軟纖維組織上的福柯說的“思想的鎖鏈”。[11]在任何的社會，大多數人習慣于接受現成的意見，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話說“他們無論是與生俱來還是受人哄騙而接受這套或是那套信仰，都感到同樣的滿意。”[12]思想的自由可能只是對少數人才有意義。正是這少數人的知識分子給社會提供了精神的尺度和批判的武器，他們作為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說的 “局外人”（outsider），用“反對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調適（accommodation）[13]的姿態充當了社會的良心。以“我反對”的聲音拯救社會于危險的高度同一性之中。這，就是人類發展的生命線。
中國歷來都不缺乏異端，缺乏的是異端的權利。當良心與暴力兩極相遇、良心對抗暴力時，是“蒼蠅戰大象”，是暴力碾碎良心：不但鏟除肉體，還試圖從精神加以消滅。歷史往往證明這些殉難的異端反而因為他們的失敗而成功。
悲劇色彩的“因失敗而成功”，我又想起踐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必須以死力爭”的陳寅恪先生來。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莊嚴承諾之下，我們還能容忍這樣的悲劇輪回？
蔣超：“異端的權利：對自由思考的隨想”，《法學家茶座》，第28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釋:
[1] 余音時著：《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05頁。
[2] 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11—113頁。轉引于楊東平主編：《大學精神》，沈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428頁。
[3] 轉引于余音時著：《陳寅恪與儒學實踐》，收錄《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相關內容參見該書434頁。
[4] 王焱《陳寅恪的政治史研究發微》，載劉軍寧等主編《公共論叢——自由與社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相關內容參見該書359頁。
[5] 葛明珍：《中國歷史上的人權派及其理論》，載夏勇主編：《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相關內容參見該書444頁。
[6] 王申酉：《關于中國1949年以后歷史的看法》，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一期。
[7] 轉引于龔刃韌：《大學教授、計件工與學術自由》，載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5年5月號。
[8] [法]帕思卡：《思想錄》，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57—158頁。
[9] 轉引于鐘沛璋：《我的期待》，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一期。
[10] [奧]斯蒂芬·茨威格：《異端的權利——卡斯特利奧對抗加爾文》，張曉輝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頁。
[11] [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三聯書店2003版，第113頁。
[12]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頁。
[13] 葛兆光：《成為中國那一代的知識分子》，載《讀書》2006年第6期。相關內容見該期第53頁。